【大紀元5月24日訊】現代人的覺醒即意味著傳統意義上的「集體行動」已隨著市場化的全面滲透而日漸分解成為個人化的選擇，這一方面源於社會中心缺乏驅動個人為之努力的激勵機制，另方面則是長期「瀆神主義」教化導致的價值分裂，使得人們非但不能從盲目的政治朝聖中找到「甜頭」，找到足以讓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據，反而因過度的積極和熱情而領受了太多的權力攻伐對人的羞辱和傷害。依此一路反思追究，人們不僅看透了以往政治全能主義的虛妄，還由此洞穿了空殼化的社會「烏托邦」中不但沒有預想中可以自己「當家作主」的人民，甚至連稍具人倫血性的皇帝和「莊家」都沒有。透過乖謬的政治臆想回首檢索已往的曆險記憶，站在生命的倫理高度重新審視不堪承受的歷史淪陷處，除了欲火中燒激發的破壞性、顛覆性「空頭權利」冒險滲和著意氣化的階級紛爭，可以滿足人性耽於殺伐的「罪感」抒情之外，便是被所謂國家目標和集體主義等不具實體內涵的概念說詞所召喚驅策，由著權力中樞挾迫著一路「練習」只見思想立場不見世道溫情，只有宏大敍事而無個人體驗且常常逆天悖理的敗家子社會工程，如此一路反復折騰演出的全民「盲動主義」集體行動和政治參與，不僅無助於國計民生和制度文明建設，反而將人的道德敗壞、把人心離散，由此導致支撐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人性基礎不斷坍塌淪陷，維繫社會共同體的倫理綱常散架崩盤，從而衍生成當下甚囂塵上的犬儒化「不相信主義」，最終使得迄今一切通過「公器」傳達的主義學說或先進的政策觀念，即便是聽起來如何動人、如何科學，但只要沒有即時兌付還原為現實收益的可能性，一般情況下都難以對人心進行有效的動員和統合。
所以，當我們直面現代化之後個人無所依傍的現實處境時，其實大可不必為一向被公共領域所主導的強制性「精神文明」一路崩析，乃至被人們解構、冷嘲並最終將其棄置而頓首太息，也無需將現代性之下的社會中心解體和信仰式微歸咎於所謂的改革開放，抑或遷怒于從來就不在場的「封建主義」和域外異質文明，而是應立足於對個人的看顧和肯定，始終保持理性上的警惕，並重新梳理過去的切身經驗和社會累積的負面歷史常識，從而在原理上厘清自己奉守的傳統與現代普世倫理之間是否有機能上的關聯性，是否能將人從罪性的迷誤中引領出來以使其獲得全新的生活價值。由是觀之，那些即使看起來或許具有某些積極的意義內涵如：隔代遺傳的「仁、義、忠、信」等草根道德譜系，其實也滲入了專權文化只重物性不見人性的敗血因數，因而常常被無良的政治「務實主義」者將其異質化為鉗制臣民的「軟性」政策和謀略，從而使得人們面對國家、民族等宏大敍事，以及一切以政治名義抛售的「集體主義」和道德信仰都有一種本能的疑懼和警覺。至此，儘管人們也還在沿續著政治全能主義的思維和言說范式搞建設謀發展，權力系統中也還在拿腔拿調、跟風附合大講特講「集體主義和奉獻精神」，但那大多屬於體制化利害相互摯肘長期形成的策略性糊弄語文，僅僅作為公共領域日常演出的需要而臨時性借用而已，全不必勞神費心對其求真辯僞。透過亂轟轟的盛世浮誇和名利場中虛擬的神采直抵所有人的真實心態，其內在的價值取向卻一例是向個人處境的回歸，是對專制公權長期壟斷性、計劃性社會「物質與精神文明」産出與經營的拒斥和反彈。這時候，人們只相信當下，只管專注於自己個人化的體驗，只一味的「務實」而不在乎求真，因為一切都在不可掌控、不可確定之中，所以便沒有必然，只有或然，致使一切關於人的現世活法和精神救贖都成為個人的事情，隨著認知場域的不斷擴大，個人所行使的權利也必將成為決定集體目標的終端。
綜觀以往的歷史經驗，我們總是避重就輕故意忽視公共領域對個體的侵犯和剝奪，總是自足於「各人自掃門前雪」的自私和褊狹，只為一己的苟活從策略上繞開無法承受的現實逼問，然後以僥倖「得寵者」的冷血和麻木積極協從專制主義的霸道和蠻橫，從而要麽心安理得「面對苦難背過身去」，要麽爭先恐後積極投身於權力中樞販售的大敍事、大主題，然後將自己的「主觀能動性」蒸餾滅失殆盡，既缺乏面對現實不公不義的道德聲討和責任問罪，也不會對「公權」之所以專橫跋扈的動力基礎作原理性的思考，總是逆來順受任由擁權自重的各路得呈者假託「順天合道」之名行悖德不義之事，將蕓蕓眾生盤剝肢解從而全數收編織入老謀深算的專權體制與文化網路之中。恰如英國思想家密爾所描述的那樣：「壟斷性的權力組織越完善，它從群體各等級中為自己吸收並訓練服從者的能力就越強，那麽它對一切人包括體制內成員的鉗制和束縛就愈完備，因為統治者本身也因此而成為其制度與文化的自願性僕從，這正不亞于被完全剝奪了自由的奴隸一樣，居高不下的皇帝和卑賤的農夫一樣，在本質上都僅僅是這種權力構成中的工具和祭品」。既已如此，其治下的臣民也就只有數量集合的使用功能，而無鮮活能動的個人主體自覺，這時候，人們就只能匍匐苟且、自輕自賤無為而活，因為無所適從、無路可投，使得人人都只能將自己的身家性命、得失榮辱完全託付於無所不能的各種專權把頭。也正是因為如此，人們才總是無法免於恐懼、免於困頓和傷害，從而一次次被扭曲的制度文化引向無人味、無個人主體意識的生存盲區；才迫使我們無法超越等而下之的利害之謀對人的處境進行有深度的追問，從而直抵人性的誤區找回迷失于權力威儀之下的個人主觀意志。
正是基於對以上負面傳統的清理和反訴，我們便理所當然承認目標明確而又富有擔當的個體主義，承認任何特定的人都會由於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制約，故而雖處在同一社會中卻有不同的命運感和與之相適應的觀念形態，也理解並尊重每個人基於自身的處境作出符合其意願的價值選擇。因此，務實的社會批評也應當立足於承認客觀存在的各種不均勢、不守恒實態，以此構建一種符合社會實際境況的表述方法和干涉機制，從而對人的生活目的與權利表達不作規範性的要求。這樣我們就可以最大限度避免公共權力基於統攝目的，隨意濫用各種理由對社會「差序格局」進行不讓度、不寬容的制度化「規訓」和暴力修剪。唯其如此，個人才能在無法掌控的現代處境之中把持和經營好自己，才能在抵禦價值虛無主義和一切外在的干預勢力如：專制公權、極端宗教迷狂和現實中強勢的個人或集團對個體的殖民性侵犯，才能遠離權力威風挾利益誘惑對人的良心收購和道義肢解。至此，即使我們依然面對政治全能主義所向披靡的整肅和圍堵，基於人性的懦弱和理性的利害比較，我們或許不得以要策略性繞開直接的抗爭以規避硬性對決博弈的風險，但我們可以秉持消極的自由選擇不合作、不參與，不被一朝得勢的妄念所蠱惑然後將自己滅失在眾聲喧嘩之中。所以，隨著傳統體制硬度的消解鬆弛和社會利益主體的多元化，我們其實只需保持自我判斷、自負其責的信心和定力，也就並非一定要什麽大智大勇，也並非一定要反對什麽，而是應在多大程度上拒絕什麽，比如來自壓迫性力量的收買和依附；比如遠離對集體的盲從，遠離對個體和「不具有抗辯能力者」的羞辱和傷害、以及對主流庸俗趣味的教唆和誘惑的抵制……，有了這種抗體和免疫力，我們便有可能重塑健康的人性和尊嚴，找回獨立、自由而又富有榮譽感和責任擔當的社會屬性。
只要我們都能秉持以上共識，依此路徑而生成的社會正義、自由表達和人的權利訴求等，一切關乎人的公共難題所涉及的理論與實踐指向，也就不必僅僅局限於已經「過氣的政治」和與此相關的意識形態糾纏，更不能僅僅將制度性罪愆完全歸咎於某一特定的當事主體，然後以牙還牙進行單純的意氣指罵和道德問責，而是應該返求諸己，立足于由向外的指控回歸到每個人自身作建設性的努力，以一種內省的分析理性判定我們在置身其間的共同體中是否有勇氣作出良心選擇，是否有能力判斷何所當為何所不當為。為此，我們在理性上不但要能認清「不均衡」和衝突是一種的客觀實在，而且還明知承認並尊重這一切不僅能體現自己的胸懷和眼光，也是測度我們是否有健康的心智和文明的道德素養，是否有足夠的氣量和自信力應對公共生活的「情商」尺規。由於多元相互依存屬於有機界自動演生的倫理構成，其現象本身就具有自足的客觀屬性而且無法改變，因此你就不能尋求刻意的調和，只能適應它、接受它在你的生活中真實的存在，並退而以寬容的姿態欣然直面世界的差異性和豐富感，以此充分體味眾生平等、互助共榮的人世喧嘩。依據這一思維路徑，我們就可以盡力規避和消解公權組織包攬一切的剛性威權，有足夠的心理空間求同存異並堅信每個人都有能力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都能「秉持著自己的理智和上帝對話」。
正如英國歷史學者湯因比所言：「只有先進的人再輔之以先進的交往方式和觀念，才是確保社會制度趨向文明的前提條件」，由此，我們只有始終秉承著對人的罪性的領悟和警惕，在個人化的維度確定好自己作為社會人的權利邊界和責任原則，方能由內而外促成自我的完善以達於反對傷害自己也不及他人的道德昇華，最終使得人人都能通過自主性、建設性的努力將人心導向正義的光明前景，以此就能最大限度地培育出不跟風、不協從進而消除公眾無意識的盲目性，從而在根本上瓦解極權主義制度和文化賴以存活與滋長的人性基礎。
二00六年五月五日完稿于麻園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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