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7日訊】人活著並置身於現代社群之中，就得有所思和有所信，就得有理性界定何所當為何所不當為，因而便產生出基於人在處境中進行自我確證和表達的社會觀念或主義。所以，只要是基於真實的意願而非誘騙與脅迫的主義和信念，都應當對其參與人和信奉者具有內在的節制和良性的引導，並依此路徑對相應的社會關係和價值準則產生積極而有效的干預和影響，即任何人為的主義和信仰都必須立足於以人為其理論和信條的闡發基點，以人的處境改善和價值實現為其目的和旨歸，讓人覺悟到自己與他人不可割裂不可分化的相關性，從而建構起利己與利他，公共責任與個體擔當互信共守的清晰邊界，讓人在集體關注和個人自決之間尋求到最佳平衡點的同時，還因信念的激勵而使我們既能看到個人自由對社會進步確定無疑的創造性價值，又能領略到社會參與所給予個人的榮譽評價。有鑒於此，我們就可以超脫於庸常俗務中單純利己主義「小我」的灰色定位，在對人的處境進行深度分析之後確立有光彩和意義的生活價值，從而使人們能夠立足高遠執守對生命倫理的尊重和信賴，最終培育出個人與社會共同體之間彼此尊重和榮辱相關的共生意識。
愛因斯坦說過「人只有獻身於社會，才能找出那實際上是短暫而有風險的人生意義」，正因為如此，我們需要秉持著對真實而有益於社會平等與正義的信念執守，才能在直面紛繁的社會不公不義和一系列罪錯時不致被誤導、被捉弄，以此避免因道德失范和公正缺席而導致精神向犬儒化坍埸，才能保持住我們對人間是非黑白不可偏廢的觀照尺度和辨識原則，最終為我們找到心靈的慰藉和安身立命的根據。眾所周知，人不可能僅僅為自己活著，也不可能只依據自己的好惡私定公義標準，因為我們賴以存在的所有光榮與夢想，都來自於對社會參與所產生的積極而有建設性的影響，所以便不可能完全囿於個人或組織的私性領域以確認自以為是的成敗榮辱，更不可能僅僅依據主觀判斷自命真偽，尤其事關宏旨的大敘事大主題，更不可能無需社會歷史的檢驗求證，即可標榜自說自話的偉大光榮正確。因為俗世無神聖，所以便不會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謂主義或真理，基於對人性原慾缺陷的警提，我們既否定一切偽教義浮誇自戀的意志迷狂，也要抵制和消解借重利益賄騙和暴力壓服以自證其「先進性」的觀念與制度謊言。面對為表達人的俗世願望和利益而組建的各種社群黨團所標注的宣言旗號，我們都應該運用分析理性對其真實性葆有足夠的質疑和清晰的洞見，從而不致被其耀眼的詞條和誘人的神采所俘獲然後落入其圈套。
雖然世無神人，但人間卻應當有正義，有能提供給人類以喜悅和幸福的理想之所在，否則人就會墮入自暴自棄或無知無畏而後蠻橫的境地，所以我們需要具有前瞻性的思考來振奮人信心和加固內在的道德，以此消釋現實的惡像所給予我們的悲情和絕望感。眾所周知，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在沒有「星期五」之前，魯賓遜盡可以率性而為，但有了「星期五」的存在，魯賓遜的行為就和別人具有相關性，他就得依據「雙方知情同意和不傷害」的倫理原則行事，所以我們作為人的社會屬性決定了個人的意義表達需要旁證、需要他者作為前提，從而依托於公眾意志的栽決才能最終實現自我揚棄或實現的可能性。因此，儘管有太多的世道牽累讓人不堪負重甚至疲於奔命，我們也承受了太多的人性惡所給予人本身招徠的禍事和罪孽，但我們仍然堅信：只能寄望於人的理性自覺和良心復活，只能依靠人對自己問診檢疫並制定出相應的救濟方案，才能最終促使社會自動生成修正和反思機制並朝著良性方向發展。因此，我們的所思所慮、以及根源於人的精神與利益需求而形成的各種觀念形態和制度設置，無論其指向如何殊異，都應當也必須立足於對生命處境的真實關切，都得有一個為天地生靈著想和尋求「出路」，並將人性導向光明的基本原則，在關注自己如何活的同時還得心有旁鶩，並將個人或組織的利害得失置於公共法理和人間正道圈點劃界的評價之內，都應當在樹立個人信心和道德尊嚴的同時，能校準個人之於社會存在的維度從而找到自己的天職。
所以，我們只有立根於對「人人都有缺陷」這一先於經驗的命題有清醒的分析和判定，才能做到既不大喜過望輕信組織和黨團挾民意以自重對個人主體性的侵犯，從而輕易讓渡個人主觀認知和思考的裁量權，也不囿於個人的自利傾向而遠離社會公共事務作壁上觀，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如果剔除其大而無當的外延指涉，則其內涵的公共責任召喚的確也道出了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世道公理。因此，只要有了理性的判斷和自我修正的機制，我們便能更好地確立個人對社會共同體的基本態度，為了能夠使個人私性的願望不致與社會整合的「主旋律」產生衝突和對抗，我們都有賴于思辯和理性的推演看得清個人的弱勢與公眾的盲目，由此既不被集體功率強大的「勢能」所牽引然後跟風助陣將個人自主意識滅失，從而被動或主動協從「多數專制暴力」對無結合力的少數「異類」進行落井下石的擠兌和傷害，也要遏止因個人自戀而放任主觀主義僭權枉法亂作為、。總之，應當在個人自決與公共評價之間設置可以磋商和讓渡的協調機制，明白「個人自由是一切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條件」（馬克思語），才不致被個人或群體意志的反理性迷狂所誤導和改造，從而衍生成：專權者個人或集團可以橫行無忌，公眾則因「集體無意識」而被權力中樞邊緣化為無所作為的草根群氓。
然而，誠如法國心理學家勒龐所看到的：「群眾永遠是糊里糊塗的，總是被誤導去做各種各樣的蠢事，而且還誤以為這正是他們所需要的」，返觀我們曾經有過和正在經歷的一切，札米亞京式的「我們」作為一個群體儘管人數眾多，但個體所具有的自主精神總是被拆解、被重置，在人生本應豐富多彩的表演之中，我們總是被各種居心叵測的學說和政治功利主義勸化媚俗，然後被不可質疑的「主流庸俗趣味」所主導，將自己壓縮在形而下區間爭名逐利「既自以心為形役」（陶淵明語），從而被反覆告知：利益高於一切，生存權即人權而且涵蓋了人的全部社會學尊嚴，擁有財富和支配權是人之作為社會存在的唯一確證方式，人生在世的意義只有能指而不必有所指，於是，作為承載人的生物需求的「活法」如：食、色、利和權等當下可以指證的實體，便成為人們戮力較勁、癡心延攬的首選項，在多數情況下支配人們行動和作出決定的準則都不是道德信念而是利益，是現在時態觸手可及的實物收購和名利盤點，正是這種基於當前得失攻心為上的社會整體性利己主義趨炎附勢的價值遵從，才最終導致對原始慾望的無度滿足被放大外延成普遍而最具動員效能的政治命題和施政手段。
於是，在專制語境中：人的本質意義完全治受制於功利主義政治行為的詮釋和反覆篡改，被簡約為權力博弈之中可以隨意歸類、拼盤組合的社會構件物和階級材質， 「人民」成為沒有實證功能的群氓，成為可以根據不同權力主體的利害需求而主觀臆斷其內涵和命名的「虛詞」如：「暴民刁民草民良民、革命的人民、創造歷史的人民」等等，語境不同叫法含義也不同，實則都只是被當作可擇其「效用」而驅策牧養的「人口或人質」，其境遇如何全憑權力莊家心情好壞或對其有利可圖與否，所以，誰能「養活」並駕馭調教好這些人口，誰能解決吃穿住行並操控利用好他們最本質的需求（多半是粗鄙原始之慾）並使其身家性命有所保障，使其自利性私慾得到最大限度的釋放和滿足，誰就算活學活用並吃透了中國政治謀術的厚黑大全，把所謂「普遍真理」同本土資源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因而誰就算「替天行道」且贏得政治上攻守自如的家當與「道義」優勢。
正是基於這樣的社會現實，由此派生的黨政集團在編織信仰誓詞和構設綱領制度時，都極盡能事地討好投合人的各種原始需求，動輒以利益期許、封侯晉爵、以及職稱級別等現實好處作誘餌當幌子，他們所依憑的所謂文韜武略經國大計，既不是修齊治平的現實統籌，也無立足遠慮的政治哲學，他們甚至不必有系統的政策理論建制和先驗而具創見性的公共意識，所以也就無需深究所謂「科學發展觀」的內在精神和政治智慧，只管抱定祖制體例以避免外戚僭主篡黨奪權改國號，堵防「冤民暴民」天街作亂毀廟堂即可依缽相傳、道統正宗，從而穩准狠地掌控利用好民心向背，就算弄通了打家劫舍、安邦定國的文治武功，號准了江山氣脈興亡沉浮的定數，所以才有數千年仁政德政昏政暴政、陳陳相因反覆輪迴作踐，才有數十年政團黨義「一貫道」主題依舊了無新意的拉圾回爐折騰！
正因為如此，他們根本不用費神勞力爭眼看世界然後內引外聯進行制度體系的變革創新，也無需藉此輸入有關政治文明的知識給養幫助自己提高執政能力？，而只需縱向尋蹤隨便在歷史的權術庫房中尋幾件施恩布德的陳年舊譜活學活用虛張一下聲勢，即可了悟離亂治平中的整合與制御真傳，因為他們知道人們最急切的需要是甚麼，當然既不是道德的說教，也無需信仰和主義的救贖，而是食色之慾，是對權利威儀難以遏止的貪婪和虛榮，因此他們總是能投其所好緊緊抓住人的弱點動腦筋打主義，因材「施政」對人性善惡趣味加以引誘和利用，並美其名曰：代表公眾的根本利益和社會發展方向，因此他們用以蒐羅支持力量和夯實權力基礎的手段和策略都具有隨機性和可變性，都是就地而即時的、投機取巧的，這樣才可以把憲法當兒戲、把法律作技巧，正如毛澤東本人所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是的，一切都是策略是手段、是形而下的技術層面。所以，無論是搞階級鬥爭思想運動，抑或製造所謂「冤假錯案」、以及各種權災人禍然後再行平反昭雪；還是搞改革開放一國兩制、乃至戰爭或媾和……林林總總，舉凡這一切都不是基於原則觀念乃至民生大義要求之使然，所以也就毋需爭是非論曲直硬要搞歷史清算，其實則都是基於這種制度本性的需要而作出的權宜之計，是政團組織化解危機、鞏固既得利益的臨時性救濟手段和策略而已。
所以，但凡受制於極權專斷品質的個人或政團，其本身都不可能有真正的主義或信仰，也不必相信有顛撲不破的真理和值得用心守護的信念，總之，作為反智與反道德的無主義權力配置，既沒有可以遵循的行為邊界，也無須設置某種道德譜系以桎錮其純粹「臨時打主義」的投機本性，再加上佔據有恃無恐的暴力正當性和司法豁免權，其對人倫禮數的背叛和絕情無義比之於黑幫魔教和市井青皮也有過之而無不及，當然也就不會有甚麼黨性原則和哲學理念可以左右其對權力的隨意把弄和支配。所以，他們沒有主義不講信用，也不必深究有關政治哲學所應遵從的治國理念和思維路徑，因而也就不可能拓殖出賦予創見性的執政意識以適應現代性的需求。反之，對於任何權力中人，其只需精熟於油滑圓通的處變機巧，號准權力場域中上上下下的筋脈臉相，即可把握住中國特色「無主義社會」政治的勝算法器。
正因為如此，他們本能地拒斥一切形式的主義或信仰，反對一切拘泥於法條原則的政治立場，並頑固抵制權利遊戲中任何形式的讓渡、磋商與妥協，他們堅信：權力就是效率，擁有權力就擁有一切，因而把一切有礙於其權力舖張的信仰或主義都視為「攪局理論」並表現出神經質的敏感和防範，他們清楚地知道，任何真信都會對人的現實境況提出發問和質疑，都會有對人生各種可能性認真推論並付諸實際的行動，所以便會對虛假謬誤不予認同和附會，從而拒絕與權力結黨營私從事政治違法和制度犯罪。因此，獨裁者們除了虛構某種價值對人們進行誅心改造以使其自覺服從之外，他們總是力圖分化瓦解一切真實的主義和信仰，以便於網絡和引誘更多聽命於專制意識形態驅使的無主體辨識力的臣民。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這樣一種悖謬的事實：歷史總是被惡行所主導，現實總是被亂象所遮罩，人類對正義和善的訴求始終處於理想而非現實的期待狀態，雖然對明天會更好的祝福和守望保障了人間沒有整體向地獄崩塌，但層出不窮的社會災難也幾近將人們逼向絕望的境地，並嚴重扭曲和挫傷了人心向善的熱情和希望。正是這種長期性的正不祛邪、善不勝惡的人間社會常態教化和演示之使然，才使人們都習慣於被反理性能量所誤導和牽引，然後集體倒向當下的各路得寵者，由此才造成盲目的衝動往往壓倒智性的分析和思考，最終將社會公共生活層層敗壞並讓路於反智與反道德力量甚囂塵上，一次次劣質惡化組合併上演著揮之不去的災難性「主旋律」。所以，同樣是勒龐所說：「群體性領袖，尤其是革命領袖，大多才疏學淺，他們的勇氣超過才智，意志超過思想，因為才智過多會給他們的行動帶來障礙，但正是這些才智有限的人給世界帶來最大的影響」。
綜觀以上分析，我們常感絕望窒息的是：比之於傳統專制統攝用民防民的粗鄙邏輯，現代專制政團更擅長於以現象上表述清晰、目標明確的系統化顛覆理論和公共策略，在群居社會中進行反覆的分化組合，利用社會歷史主客觀因素形成的序列級差和不均勢現象製造緊張關係，在人與人之間植入離散性因子以期達到分化瓦解其結盟的目的，將人眾按政治許可進行身份編製和等級排序，從而全面掌控對社會的精神評價與物質資源分發權，以便實現其對人民全天候的體制化監控和隔離，最終將原有自足諧調的社會倫理和人情生態導向對政團同盟的無原則依附和歸化，迫使人們自願委身於最具贖買能力的專制黨派或寡頭政團。這時候，個人的申辯和主張就顯得無足輕重甚至毫無意義，個人一路退讓，在非法政治恩威並舉、無所不用其極的恐嚇與訛作之中始終處於守勢和退勢。所以，我們不得不迷戀於力量的神采，不得不被各種現世成功的虛擬光華所蠱惑，為歷史與現實博弈對局之後的贏家們所折服，日久之後勢必內化成為人們自願適應甚至積極傚尤的精神品質。
然而，儘管如此，我們依然要在絕望中尋求希望，尋求有益於人性健康成活的出路，所以我們相信：「人人都希望著能詩意地棲居」，相信對某種形而上的堅守能使庸常的生活顯示出有意味的形式和美感，因為「思想存在於人的日常行為和生活之中，它凌駕於一般的語言結構和認識之上」（福柯語），有足夠的事實表明：思考總能引領人們走出現實的頓挫和人性的誤區，幫助人們克服精神上的荒謬性和軟弱感，引領人們擺脫生物屬性給予人的種種限定和羈押，讓人獲得「社會人」的尊嚴與榮譽評價從而活出意義來。有了思想和信仰，我們活著便有了根據，便因為心有所寄然後超脫於日常機械重複、庸俗無聊的光陰輪迴，從而避免社會結構中因政治經濟、文化身份和族性等因素形成的誤解和忌恨，為人們尋找到辨識行動的方向和價值追問的力量和源泉。因此我們應該有值得尋根究底的價值追問，應該有直抵天地萬物的內在關切和大愛，而不是蔑視生命、詆譭造化所賦予人的本質屬性並將其妖魔化牛鬼蛇神化，從而肆無忌憚地秉持著所謂主義原則或黨團信仰之名濫施暴力殘害無辜，更不能因在非法的權力博弈之中取得勝局從而獲得了操控話語表達的殖民霸權，便可率性而為不經授權委託就要強制代表人民的頭腦和根本利益，讓公眾為其個人或團伙的偽劣意識形態和「餿主義」假信仰納稅買單。
正是有了基於人類一家、福祉共榮的命運感，才可以使人們能超越各種限制為一切非正義的壓迫和歧視表現出本來與其無關的道義憤怒，才使我們賴以存在的世界幾經絕境卻依然讓人心生流連眷戀之情，所以福山寫道：「憤怒的產生都是因為感到憤怒人相信一切受害者都是和自己一樣的人類，他們總擔心一些人的價值沒有得到認可，所以容易遭到強權暴力的殺戮和傷害」，因此，無論是因為形而下的權利爭訟而聚合的博弈政團，抑或是源於對形而上根本問題的關懷而結成的信仰組織，只要是基於個人的內在的需要而認同和膺服的主義和信念，便都應該能給予人以情感的慰藉和理智的疏導，便都會因為真信而顯示出立足高遠的胸懷和眼光。所以，只要是真實而具有前瞻性的信仰，其內在的品質中都應當而且必須蘊含著對人的處境關懷和生命倫理的尊重，它既謳頌和禮讚生命作為天地造化之中獨立自在而又極富創造性的神采，又因此而看到人本身受制於自然與社會屬性無法克服的局限和缺憾，因此，它既反對各種基於私慾作祟而用以欺世盜名的偽真理，也不相信意識形態虛情假意的威逼利誘，只有如此，才能避免汲汲於名利得失的焦慮和狂躁從而作出禍己害人的各種蠢事和罪孽。
所以，我們都應該抵制各種出於利己私慾目的而濫用好聽好看的主義或旗號實施誆騙的把戲，儘管你可以事不關己，可以立定於個人的境況「無為煉功」只顧獨善其身懶得與世爭執，但只要你是人，只要你置身於社會之中被界定為活生生的存在物，你就得有所在乎有所關注，並在自己所處的維度有所奉守和承擔，因而就得按照某種既有的或先驗的觀念和原則立身處世，這是人的宿命，也是現代文明給予人的社會定性，總之，無論甚麼人，都有或彰顯、或隱蔽的超越性慾望，都會因精神的外延所展示出的某種奇妙意境而沉醉和喜悅的人倫常情。
因此，我們不能僅僅受制於身體的左右，不能完全屈從於原始的慾望而將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局限於只服從個人舒適和快意的調養和護理，更不能因為私性的放縱而將同類視作擋道物和覬覦者，把別人當成妨害自己能勢擴展的干預力量，從而將「他人的存在作為自己的地獄」（薩特語）必慾置之死地而後快。我們同處藍天之下，日月光華經年累月的滋養，使得每個人，每一縷生命信息都抒寫著自身不可模擬不能移植的獨特光彩，都蘊涵著個體自在自為狀態中極具想像力的認識價值，所以，我們總是竭盡所能地愛惜著、呵護著，讓生命之樹能夠長青、能夠免於恐懼和傷害，總是一如既往地呼喚著厚待善待天地蒼生的道義和良心努力，拒斥和譴責一切基於政治爭鋒和利益賭博而將活體當盾牌、將人民作籌碼的罪惡勾當，更不恥於假「眾意和黨性」之名而實則行個人或團伙私慾，用殺戮開道、用生命作抵押，動輒刀槍監獄伺候所維持的國家恐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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