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6日訊】在中國﹐“政治”由於沒社會的普遍參與因而缺乏公共性﹐在一般人的意識中﹐政治往往被狹義曲解為社會支配權或政府行為﹐而不是作為社會公共決策意識和國家組織形式得到人們理性上的積極關注和認同。長期以來﹐由於權力對人的不寬容和壓迫性剝奪而被中國人普遍將其誤讀為最具傷害性的反道德力量﹐這不僅造成有關‘政治’的話語敘事遭致太多的垢病從而揹負着重重罵名﹐也因此而讓中國人在社會公共生活中集體蒙羞﹐由此導致的政治參與和公共事務擔當﹐除卻一向稀缺的所謂“為民請命﹑捨生取義”等基於個人自覺的良心冒險﹐讓人獲致文學化抒情和體驗悲情意蘊之外﹐其道德高標也僅僅顯示了個人英雄主義的超凡勇氣而受到庸眾可仰望而不一定想踐行的感性稱讚﹐其功能上對社會制度演進和政治文明則不具多少有建設性的意義。正因為如此﹐人們選擇‘從政’的心理動機往往不是基於社會榮譽評價和公共承擔﹐而是經濟人理性對效率最大化的偏好通過做官發財的‘路徑依賴’更具壓倒性競爭優勢之使然。由此觀之﹐流轉千年的所謂“替天行道﹑匡世濟民”等道義圖騰除了在權力爭鋒中作為‘思想政治’工作﹐用以賄買民心和籌集人氣時方被‘認真’對待之外﹐更多則是個人或集團盜用民意假公濟私﹑從事掠奪和私分公共資源勾當的‘民本主義’謊言﹐政治上只認結果不講程序正義﹑成王敗寇的盜跖邏輯和機會主義作風大行不避且得到人民‘集體無意識’寬恕。如此‘非法亂作為’演生成的政治倫理﹐在培育了眾多敢於斗膽犯上作亂的野心家和陰謀家的同時﹐其示範效應還將公權異化畸變為最具破壞力的社會犯罪﹐最終因其年深月久積淀為眾多民冤指控和社會 ‘性惡論’聲討的首要被告。
正是因為中國政治生活中長期性的道德和信念缺席﹐才導致權力集團挾國家意志可以對民眾實施系統化的剝奪和洗劫﹐從而引發出不計其數的政治災難﹐由此而衍生成的權力構制非但不能獲致人民‘知情同意’進而養成能夠真心捍衛民族國家信念和尊嚴的政治操守﹐反而因其對人民的不信任乃至敵意而離間了官民互信和體認的可能性﹐成為屏蔽國家與人民榮辱與共的價值遵從和國家觀念形成的體制性障礙。所謂外無國家依托﹑內無階級認同﹐碎片化分裂散漫的中國社會﹐儘管有綿延數千年的老邁余威支撐起‘合群自信’的所謂大國虛驕﹐但僅僅依靠儒法道術反復熔煉出來的社會公共組織形式和管理典制﹐由於專制本性御民和防民統攝路徑的局限﹐使得政治本身應有的公共品質因權力霸道無所不能的干預而淡了出個人的責任和義務感﹐最終造成雖有大國空殼虛張聲勢﹐卻無具有社會公眾積極參與的政治辯爭和博弈﹐使得中國作為老大民族在權爭內耗方面尚可‘居功自傲’大有‘建樹’﹐而在抵禦外侮和族群博弈中則少有勝跡可尋﹐究其根源乃是權力運作剔除了人民的知情意願和參與權﹐從而也將保家衛國的義務與信念從民心中徹底放逐﹐受制于實用理性和當下利害盤算的價值遵循﹐不僅將家與國分裂為互不相干的公私事件﹐還因為依靠私慾集合建制的國家政權對人民的歧視和傷害而將民心逼向反面﹐所謂匪來如梳﹑兵來如篦﹑官來如剃的民謠咒語﹐其內涵的民怨激憤便足以反向求證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實在是沒有充要條件的嬌情和虛妄。
依此反向追蹤有關中國政治的文化詮釋和執政理路﹐一切根源于權力專制需要而演繹出的公權意識和建政思想又何以能生成心系國家大義和民生福祉的執政理念呢﹖所以﹐在中國人的觀念和語境之中﹐舉凡政治性的語義指涉往往被人們將其簡約為單方面的權力或政府行為﹐這種公眾集體退席的寡民政治雖然為專制者私下權力偷歡設置了遮羞蔽辱的‘防護牆’﹐使其假託公義的權力舞弊因無人監管而回回得呈﹐但在褫奪了民間參政議政的權利和熱情的同時﹐卻也內在地消解掉社會公共事務人人有責承擔和關注的意願﹐此種單極霸道的不對稱國家權力構成﹐在天下太平相安無事時則可﹐一旦瀕臨社會災變或外敵侵犯﹐無結合力的國家體系便紛紛碎裂為各自互不相顧甚至於相殘的離散化狀態﹐造成朝野上下離心離德﹐從而滋生出眾多乘火打劫﹑吃裡扒發國難財的所謂“變節和背叛”行為﹐對於國家信念和民族大義﹐則由於沒有可以確證的實體意義而被人們將其虛置化﹐這時候﹐正如托克維爾所預見的那樣﹕“專制本身的劣根性原形畢露﹐其條規雖然強硬嚴峻﹐但實行起來卻軟弱鬆懈﹐過去人們雖然服從于當局﹐但其遵從的原因除了習慣之外便是恐懼﹐絕非出於自願﹐人民一旦激活起來的話﹐即便最微小的激動也會將人性導向暴力……”﹐
基於以上所述﹐對專制政權‘責任’無限的鼓吹和縱容也勢必將其哄抬成君臨一切的全能怪物﹐在彰顯和滿足其高位輸出的無度虛榮時﹐也助長了權力系統自以為是和乖張跋扈的品行﹐使其真以為其存在的‘合理合法性’乃是歷史的必然選擇﹐從而將秉權者導向舍我其誰的心理自戀和意志虛妄﹐殊不知民間整體性放權讓利和事不關己的‘不作為’雖然有利於自上而下的權力操控﹐但由此衍生成的人多勢弱的大國寡民政治也顯示了其內在的不均衡缺陷﹐使得任何擁權者的執政理念和意圖都確定不移地指向對弱勢者的奴役和壓迫﹐成為中國社會權災兵禍層出不窮的病變之源。考究其社會歷史的成因﹕一方面由於民眾的集體冷漠和事不關已的責任推諉﹐使得政治退縮為秉權小團體暗室角力操縱的‘私事’﹐即官家人的事﹐從而造就所謂“沉默而無為的多數”﹐使得權力因無人看守和法理問責常常被官僚政客們用以行兇作惡﹔另一方面在弱化了民眾自主自決意識和能力的同時﹐也將原有社會中多元互動和相互摯肘的守衡均勢簡約化為官民兩極對峙﹑相互隔閡的二元格局﹐依此路徑而構制的政治文化理所當然被人們將‘政治工作’狹義曲解為如何對人民進行管制和統攝的問題﹐這種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相互防範﹑各自為政﹐社會權利和義務完全倒置（有權者無義務﹐有義務者無權）的非政治的政治﹐不僅難于達成政治上的互信和解與利益妥協﹐從而充份汲取民間智慧共商國事﹐反而導致國家權力因缺乏社會性參與而走向極端蒙昧的專制獨裁。
這種建基於以滿足私慾和牟利為旨歸的公權組織和國家形態﹐無論其是以所謂‘多數人’也即最廣大人民的意志進行統攝﹐抑或個人家族專制﹐結果都會因其自私本性而將政治活動導向一部份人對另一部份人的壓迫和奴役。另外﹐由於受制于無目標信念的機會主義驅動﹐為了掘權攫利而隨意使用陰謀詭計也成為常態﹐更可詛咒的是﹐有時為了奪權或確保既得權勢和利益甚至不惜人為製造社會災難﹐如此不計後果的非法亂作為﹐最終將政治活動本身應有的體面和光榮扭曲敗壞為寡廉鮮恥﹑陰暗凶險的黑道游戲。依此路徑而形成的國家政治生活﹐由於累積了太多的醜陋與低俗﹐不僅嚴重阻礙了行政改制和權力中人棄惡從善的道德努力﹐也造成中國社會對善與義的訴求總是“敗績”不斷的惡劣困局﹐如此﹐則儘管有史籍文本中高調謳歌的清官廉吏為惡政辯誣正名﹐但其所謂敢於‘冒死犯上’為生民立命的壯烈義舉﹐在突顯其非人間性的楷模示範作用的同時﹐也僅僅作為草根想象借以抵制現實痛苦和無望感的心理救濟﹐其實質上不僅反映了國民性自我弱化與不爭氣的奴性病結﹐也是對中國社會公共生活中惡人呈強的羞辱性諷刺。
由此觀之﹐大國權力專製造成的寡民政治雖然在制度層面上將人民淘汰出局﹐但這種未經同意而被強制邊緣化的政治“棄權”和公共事務冷漠﹐在權力玩家們僅僅是內訌火拼而無直接涉及民生利益時﹐人們一般也就僅止于玩味事不關己的笑話或渾段子﹐對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加以文學想象作漫畫式的揶諭和冷嘲﹐由此發育出基於泄憤和舒氣意圖的‘非暴力’不附和的對抗性草根罵政語文﹐即如流布民間的所謂‘竊國者侯﹐以及時下道裡坊間腹誹口授的反意識形態顛覆性民謠﹐其語義指涉在表象上雖然可以解讀為人民用口投否決票的黑色幽默﹐但其對權力來路不正的挖苦和詛咒﹐其實也透析出“政治”在國民意識中公共評價和道德指數的負向低度。所以﹐當一個社會的人們面對稍具‘文雅’樣態的權力壓迫和擠兌還有承受力時﹐如果統治者能夠放眼未來從長計議﹐或有足夠的胸懷容忍民眾通過言論﹑結社或出版等理性方式表達自己的意願﹐這本身既有益于激濁揚清診療時弊﹐又可以對社會進行全面的體制性檢疫﹐還因為公共表達能使“人們由於經歷不同而產生不同看法的討論和批評被認為有望最大限度地接近或發現真理”（海耶克語）﹐從而為建設性的制度創新做好理論儲蓄和智力備份。
然而﹐歷史總是一路乖謬且反復輪迴﹐完全仰賴于文爭武鬥﹑機關算盡的權力博擊在消蝕掉政治剛性權威的同時﹐也合成出僭主越位﹑集體蔑視和踐踏公共法度的反理性社會意識﹐使得中土文明雖然年高老邁歷盡滄桑﹐但其累積的歷史資源除了文本閱讀時能讓後人發發嘆時悲世之感外﹐最多也就是給權力賭局中輸盡家當的落魄者以酸葡萄式的精神自慰而已﹐對於“正在闊氣”（魯迅語）的得勢者而言﹐陶醉于既得好處的意志譫妄非但不能使其迷途知返﹐反倒因朝政屢屢傾覆短命的史實驗證了“權力無常”變數難料的教訓﹐致使其更加堅信“無恆產”所以也不必有恆心的因果律﹐從而將權力導向只圖當下快活﹑不懼後患的“路易十五式”的敗家子玩法﹐最終形成中國社會儘管朝代更迭不斷﹑變亂不止﹐但卻代代凶相畢露伯仲不殊﹐專製衣缽禍民害己的示苑作用不僅沒能讓後繼者懸崖勒馬﹐反而讓“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暴民理性催生出人人都想稱王稱霸的權力譫妄﹐最終因社會破裂從而激蕩出無窮打家劫舍噬血成性的政治冒險。想來也確實如此﹐祖宗祭拜與唯上是從的依附型社會人格﹐也只能要麼教化出政治上不思進取﹑只會仰賴祖宗恩澤苟且活命﹑昏庸無能的不肖子孫﹔要麼嬌慣縱容出暴戾張狂﹑無惡不作的紈衙內﹐這種以昏饋與暴虐相互鉗制合力維持的政治威權﹐又何以能逃出“其興也渤﹑其亡也忽”（黃炎培語）的天譴魔咒呢﹖
既已如此﹐有史為鑒的血腥警告非但沒能讓國人解開迷戀‘非法政治’的心結從而走向建設性的制度文明﹐反而變本加厲在權力爭鋒中更加無所不用其極﹐考量其內在的成因﹐何以如此深重的政治劫難也難以迫使後來者改弦更張呢﹖這當中除了老大文化本身累積的惰性因子作祟之外﹐更主要的導因乃是權力可以反程序‘非法獲得’﹐這既投合了人性本質中希圖不勞而獲和耽于投機取勝的僥倖心理﹐致使人們相信借助權力謀利不僅可以暴富﹐還有所謂國家“正當性”整容包庇﹐從而洗涮掉公開劫掠的司法問責和負罪感。除此之外﹐無節制的權力在讓得勢者通過支配與奴役下位者以滿足動物破壞性渲泄的同時﹐還能因此而獲得眾生臣服萬民托舉造勢的成就感和高端體驗﹐有如此好處多多的收益預期和想象﹐儘管前路險象環生雷陣密佈﹐又何以能抵擋眾多膽敢鋌而走險問鼎權力的賭徒呢﹖由是觀之﹐便足以兆示出中國政治運作中權與利合股營生的霸道和蠻橫何以總是“此恨綿綿無絕期”了﹗
所以﹐儘管列朝權力更迭不斷﹐姓氏臉嘴物換星移﹐但其演進的套路卻從來如此﹐所謂“暴秦”以降的朝政離亂治平﹐雖有千年老邁之悠久閱歷可圈可點﹐但後續的政治管制卻無法超越秦皇漢武祖制的刑律一路 ‘帶着鐐跳舞’﹐停滯壞死的權力操控機製不僅耗盡了政治創新的體制內智力資源﹐使得中國社會徒有皇皇數千年氣脈相傳的專制政治﹐卻無法變異生成具有反思性和先于經驗的政治哲學﹐當然也就不可能優化出具有高蹈遠慮﹑以國家信念為依歸的公共管理者和心系蒼生的政治家。不僅不能﹐反而被‘劣勝優汰’的反智與反道德主義權力不間斷‘洗牌’﹐將本來就稀缺的知識與良心精英人物淘汰出局﹐從而野生成惡人當道﹑正不敵邪的反常政治生態﹐其負效應以其特有的顛覆能量在消蝕掉體制內政改機能的同時﹐還因其冥頑不化的病理性因子不斷發醇並溢出體制感染民間﹐造成社會成員集體傚法權爭內耗的博弈手法練習求生活命的入世機巧﹐這種導源于個人私慾而合成的民眾意識﹐雖然也有為了‘免于恐懼’或因利益摯肘而抱團結黨﹑以及聚眾造反時的臨時性“階級合作”﹐但只要一旦遭遇權力招安或利益分化﹐源于自私念頭和權宜之計結成的利益同盟便迅速散架崩盤﹐由此派生的社會公共行為也就只能是﹕人人都僅僅基於自利打算而選擇于已有利的博弈手法或寄生主體﹐什麼國家主權和民族大義﹐什麼階級意識黨團信仰全都是扯談。@
二0 0五年 五月十一日稿于麻園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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