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日訊】工程化的現代社會管理，由於過度強調構建物的標準化，僅從管理方便與否和效率預期大小的維度設計人的存在形態，以專業化定量分析將人置於機械倫理之中進行物化定義，從而剝離了個體鮮活的生命光彩。伴隨著秩序趨同的工業化、城市化目標管理的功利需求以及公共目標（如國家抑或集體意志）的“正當性需要”對個人私性領域的進一步蠶食和剝奪，傳統社會中人本主義“以人為目的”價值訴求被工程化、數位化支撐的現代性組織開始了對人的意義編程和分類剪裁。於是，現代性思潮尾隨著經濟現代化如期而至；於是，無論是文明與朦昧、先進與落後、前現代與後現代乃至破綻百出與深沉老邁者，面對現代性價值顛覆來勢洶洶的圍獵都紛紛變節投誠。從此，一切根源於人的問題都不必討論和確證、也不必想像，一切“存在”都只據其是否‘能指’方可被加以考慮、在分化組合、高度精密、專業分工系統控制的社會中，思想、靈魂以及訴諸於信仰領域的一切“他在”都因其不具效用而被人類集體放逐，甚至愛也被拆解為現代構成中的某個元素。對真理性、終極性的發問與冥想突顯出另類思考的廖落和無奈。凝固的語詞滲合著金屬叩擊的冷漠，將所有動人心魄的場境置換成必須依賴防腐劑才能保鮮的視覺感受，連童孩的眼眸也因發達而無孔不入的資汛滲透而顯示出無法解讀的“複雜與深邃”，條分縷析的電子運算彌補了所有想像力不能到達的邊界，“上帝原來也是一個沮喪而眼神勢利的老頭”，誰還會癡心於神祗的召喚作浪漫的旅遊呢？世界在簡約化，一切都在不確定之中，阿瑪蒂亞•森指出：“在現代性中，一個人可以是義大利人……爵士樂和倫敦居民，其身份如陽光下的三棱鏡，隨著鏡面的轉動，將會反射出不同的光芒，端賴光線從哪個角度折射，我是我以為的自己，也是別人以為的自己，不是別人看到的自己，也不是自己看到的自己。”
存在就是全部目的，沒有選擇，也不囿於有限性的焦慮和惶惑，‘存在’的尊嚴僅僅是因為熟悉規則然後操練出不至於公開妨害別人而顯示出足夠克制的教養。不必看護心中的道德，也無須仰望頭頂的星空，只要達到公共評價所認定的‘智商和情商’指標，身份就被裁定為合格並進入體制編程，作為體面活著便有了基礎，除此之外，人生的全部要義就是除卻‘不可抗力’出現的概率計算之外，一切都可納入以年度（可長可短）為單位的計畫之中。至此，資訊依賴、互動空間的遠端化遮罩了人間冷暖，人和人，那種源自生命本質的關懷和意義由於失去了現場感而難於激發出人對生命神奇意義的直接體認和審視，傳統根續的價值、信念以及對人類根本問題（比如宗教和哲學）的表述都以標準試題納入管理工程，其意義只有電子螢幕上的讀數記憶而僅存政治與商業的工具性價值， 人作為獨立系統的自在性，鮮活性、以及精神的‘彼岸意義’則因其不切實用而被棄置，尊嚴、榮譽被納入流通體制並物化為可議價的交換品，“市場化配置”的社會倫理裹挾著物質崇拜批零兼售生命的悲歡和榮辱。人，被廣泛質換成貨幣化的數量標的，人文倫理紛紛退讓于交換中形成的博弈法則和交易契約。數千年植根于人心中的文化觀念在來勢洶洶的“無機物”圍獵中落荒而逃……。於是，價值皈依和信仰守望也如漸次消退的田園村落，被整齊化一塑型為只有視覺符號和統計學意義的、喪失了生動感的標準物。
然而，人永遠是其歷史的參與者，當現代性簇擁著人們圈地自為，否棄集體防衛各自為政、並贏得最初幾輪勝利後，“理性自覺”伴隨著日益嚴重的“荒謬感”，使人漸漸看清了自身的局限和脆弱，“認識你自己”這個關乎人類根本性的命題被“庸俗經濟主義”誤讀為對人的生物學意義的全面肯定。‘生存即目的’遮蔽了生活本應有的光彩。“我從哪里來，又到哪里去？”（高更語）不加思考的人生因失去了對終極意義的衝動和發問而顯示出種種‘悖謬’，原以為脫離神符讓人自己管束便可獲得全部人的尊嚴並榮譽地活著，卻不知“理性自覺”無法也不能確保人文生態各系統間的“能量”守恆”。隨著技術崇拜與物欲協迫的推波逐浪，人類在獲得對“必然力量”的幾局小勝之後，非但沒有從此安身立命重建人間伊甸，也不能於物質文明的當下獲得預期的幸福。儘管近百年的技術催化使人在更廣闊和深遠的意義上延展了人的知識和能力，但也正是基於此，人在其拓寬了的場域中看到了自身的缺陷：宇宙大爆炸、誇克、基因雙鏍旋的發現……，多向度的破譯和解密使人類作為萬物尺度的神話紛崩離析。在經歷了數百年的自戀性狂歡之後頓然感覺到從未有的孤獨與絕望，那種植根於自身處境的焦慮和恐懼註定了人永遠都要“懷著濃濃的鄉愁到處尋找家園”(諾瓦利斯語)。無所依傍、脆弱不堪，人生沒有意義，只有選擇、在選擇中確證，通過選擇逃離虛無存在的冷峻逼問，從而結來安之若素的夢囈和玄想，從中創生出存在的永恆意義。唯其如此，才能恢復並重振人性的本質與尊嚴，從而否棄現實的荒謬和絕望感。
人類似乎永遠走不出宿命的危局，離家出走之後的自由狂歡抗不住怪力亂神的惡意挑釁，摩菲斯特的幽靈尾隨著盲目的心魂，使人們在激賞“解放後”的通體快活時，其生息的水土中也長出了叢叢噬血的惡之花……。數百年的精神自戀放逐了內在的自律和道義反省，走出叢林的虛妄使人類背叛了人神信守、同盟共生的契約，使人類在初戰告捷的幾輪交鋒中沾沾自喜。儼然己超越了必然性的羈押可以思心使氣、率性而為。伴隨著認知的擴張，人類基於安全考量而達成的利益同盟——國家生成並逐漸成為身份標識和群體依託的制度實體，在經歷了片段民與國“集體防衛、榮辱生死”共用的蜜月之後，由於受制於人文生態系統天然不守恆的客觀存在，致使公共權力借助社會災變強化個人對國家的集體依附，從而淩駕于人人之上、超越制度看守和利益裁決的服務性功能，成為事實上的資源系統操控與販賣主體。特異于西方依託‘契約信守和法理建構’的國家，東方農耕依賴、仰天覓食，在有限資源空間苟求生存而長期養成的“生存恐慌型國家”則由於制度硬化而更加強調個人對國家的服從和孝忠。從而培育出超強牢固的國家控制體系和與此相適應的意識形態精神建制，正是基於這樣的生存環境和文化生態，現代性個人圈地自為、互不關涉、乃至價值中立的訴求必然使一級獨強的國家霸權可以實施對人民的分化瓦解、並借重話語掌控權為制度錯置造成的種種惡果進行道德上的辯誣。政團期許和商業廣告承諾推波助瀾、無度的消費性刺激將人們導向犬儒主義式的身體尋樂；玩物喪志、相互排異的生存角力使‘難民意識’被充分啟動，社會結構因道德缺席和信仰滅失而失去摯肘能力，自顧不及的緊張感使人們僅限於自己的光鮮而漠視同類相憐相惜的疼痛和關注，僥倖存在和舔傷自慰的畸變心理將心中的道德徹底放逐。從而異化生成為幸災樂禍、聚眾圍觀、直面苦難的冷眼和木納。面對如此社會倫理，現代性出場將意味著：傳統鄉俗戒律和積習養成的親族節制紐帶因國家意志強制清場而紛紛斷裂出局，政府功能又異質為賦斂集團而不能提供有價值的服務，公共資源所屬權虛化成為“無主地帶從而淪為“知情人”盤剝侵吞的唐僧肉，權力結構性紊亂堵塞了“選賢任能、講信修睦”的流動通道的同時，也敗壞了人力資源的評價系統，導致公共權力因道義缺損而使從業者普遍墮落為毫無榮譽感和廉恥心的蠅營狗苟之徒。官場生存環境惡質化為：內部爭權奪利，骨肉相剪的角力鬥法；對外部則結成防民、馭民和掠民的權利護衛同盟，權力合法性資源喪失的後果必然演繹出權力恐慌，從而畸變為權力喪失焦慮的神經症人格。這樣惡性循環滋生出的政治便只能依恃窮兵竇武的暴力統攝，這時候，誰還有心思料理朝綱國政、顧懷民生禍福呢？即使如此，規避權力風險的制度創新仍然不可能，積習和衰朽禮制的某些統合功能這時候就會應招而出，祭奠亡魂強化祖上文治武功，餿飯熱吵、誤導民眾聲色犬馬、虛擬並刻意尋找假想敵人，民族主義、國家意志主權守護等等等，縱然使盡渾身解數也難以重振末世中興挽國運於頹喪……。也就這時候，市場化、發展主義、個人自決、文化解構、實物崇拜、消費主義以及全球化等洶洶而來：一時間，聰明絕頂機關算盡的權力精英們仿佛看到末日回光中飄然而至的救命稻草，以其操練得爐火純青的策略編制出一套套或去真存偽、或真偽雜糅、為我所用的資訊網路和連橫合縱之術：於是，現代化質變為技術體系內硬體嫁接（此法與大清洋務運動一般），市場化批發交易出權貴資本獨大的資源佔有格局；發展主義圈地逼使農耕環境迅速蠻荒化、；個人自決演變為國家對民的義務退出；文化解構滋生出膽大妄為、六親不認；消費主義被放大為暴殄天物、窮奢極欲……。最有意思的是全球化所依託的普世原則由於挑戰了傳統國家政權所依存的建構路徑和法理基礎，在出招不利、抗拒無力的情況下則採取對外妥協退讓、對內剜肉剔骨、‘量我民之忍耐力，結勢利資本之歡心’。利用資本中勢利的品性實行“安外必先攘內”的禍民勾當，以此滿足資本效益優先的務實考量，從而抵消了與之相伴的文明政治對本土資源的審視和重構，內外有別的制度安排讓撐控社會資源的政經寡頭與時俱進，在國際國內交換中獨享現代化收穫的物質盛宴，然後畫餅充饑懸置起“發展就是硬道理”的“將來時態”把人民整合進不斷翻新的“理想目標”中一路奔突，從而罔顧當下、將現實的困頓和苦難消彌在虛設的彼岸幸福眩想和玩物喪志的現世貪歡之中。文化策略上縱容消費主義和實用理性對價值理性的解構和反叛，由此形成價值崩潰、人心分化、從而各謀生路，這意味著人在物性張揚的同時身體的意義已成為社會價值唯一可靠的實體。於是：民間生態從此紛崩離析，價值系統碎裂肢解，階級、社團以及親族等各種利益共同體因歷史終結而失去統合，告別革命、集體妥協為一級獨大的食利集團展開了逐鹿圍獵的廣闊場域，現代性兵不血刃、不戰而屈專制之民的結局又一次顯示了歷史的悖謬和事實的吊詭：人類為什麼總用自己的聰明設計的危局構陷自己！——蘇格拉底、人本主義、理性自覺、法國大革命、民粹主義、馬克思主義、尼采、諾貝爾以及奧本海默……“思想的龍種總是收穫現實的跳蚤”。（韓少功）初衷與結局的悖離難道是一種無法解套的宿命？
還好，上帝在創造世界的同時也為其準備了地獄，讓人在行使造物主所賦予的各種屬性的同時也讓人有“永遠漂泊在地上……凡遇見者必殺我”的生存焦慮。聖•奧古斯汀、湯瑪斯•阿奎那……透過人神分離的迷瘴為必然寂滅的喧囂心靈擬制出統領最高秩序的原初動力，使人類從必然性給定的寂滅結局的恐懼和焦慮之中感受到心靈的告慰：康得的心靈守望，為人類自我救贖擎起信仰與正義之旌，給盲目奔突、荒不擇路的人子設置出一個可以相遇的精神彼岸，在可以觸及的現實處境中求證人的價值皈依，所以，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指出：“技術和物質並不必然給人類帶來幸福，人類有充分的理由把高尚的道德和價值置於對客觀真理的認識之上，耶穌、佛陀、摩西所給人類精神的啟示，超越了迄今為止所有的建設性意見和創造性認識”。有了這些聖心的一路燭照，方使人類泅過暗淡的歷史陰霾看到生命的神奇之光，觸摸到生命意識的灼熱體溫，重塑歷盡苦難後的人本尊嚴，史蒂芬•霍金在探求宇宙本體的原初秩序中“感覺到精神無限延伸的陣陣驚喜，領悟到愛的力量所展示的奇妙和偉力”。由此，人類可以擺脫生死寂滅的現實計較，通過信仰，正義，以及道德審察超越物理限定，從而擺脫形而下的虛無和絕望感在精神領域獲救，耶穌超越了民族的苦難喚醒了人子的悲憫，其普世的救贖信念使其在慷慨赴死的一刹那啟動了所有蟄伏的道德情愫，“因信得救”的期許轉化為身體內部的真實力量，引領著迷途的人心克服肉體的局限感觸到精神於“孤零零大地上誕生的種種奇跡”。也就從那一刻起，人類油然而生的崇高感伴隨著十字架的悲壯而被重塑，自此，心靈的禁忌和對秩序的正視使人性頓然覺醒，並開始返觀自我尋求歸宿的探索之旅，由世俗福祉的注目回歸人生際遇的深度關懷，從單向度的力量博弈轉而尋求和諧倫理的建設，開始把人作為宇宙大野有機組織的同構進行思辯性的追問。於是，人道、博愛、自由等現代性訴求成為人的基本常識被置於現實的考量之中。儘管由於人本身難以克服的現實缺陷和慣性之使然，對禁忌的盲從可能迫使人因迷信而屈從於政治和各種惡習的教唆。但對個體自主和自由權的充分信賴，是人類理性的覺醒，當今普世性人權理念在國際間頻頻受阻，個人性祈盼被置若罔聞；弱勢者預期遙遙無望，強勢者挾天下之公器四處獵殺民意；民族主義、宗教迷拜、主權標舉……，這些本義指涉民生榮辱的精神圖騰被抽去了真實的內核而成為某些後發國家各利益集團統攝民意、攫取公權的法理符碼；自由意志、公共批評被集體放逐；國家被政團寡頭挾持以踐踏公意民權，淪為利益集團劫掠公共資源的利器。所謂“亞洲價值”、“東方信仰”、對內部特殊性的倚重以及據此所作的制度安排，完全背離了民生福祉和人的自由意志，漠視人的主體性，以所謂國情不同為一小撮政治寡頭進行利益分贓作法理辯護，以國家穩定等主題性話語遮蔽制度缺陷，居心叵測地誇大文化的差異性，從而在理論上為其制抑人民、褫奪民權的圖謀張目。阿瑪蒂亞•森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中質疑“李光耀命題”時指出：“李氏命題的基礎是特選的有限資訊，沒有什麼普遍性的證據表明權威主義對政治和公民權的壓制確實有助於經濟的發展，”相反，森堅信對個人的充分尊重可以使不同文化國度的人們可能分享共同的價值觀，贊同、並信守對人的自由與尊嚴的承諾。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北京大學講演時強調：“我們堅信，個人的自由是一切創造力的源泉”。是的，在今天的世界：文化、族群的分類標識應該不再具有政治意識形態的內涵，因觀念而構築的國家或社會形態可能、也應該是：在那裏，人們不因種族，文化和出身等先在的差別而受到體制性歧視，更不會因制度性壁壘而抑制個人的創造：在那裏，人們因活得有尊嚴而樂於努力並發揮出所有的想像力和創造性智慧。鑒於此，那種只強調秩序規制，忽視人類倫常，只強調國家意志而蔑視個人訴求的所謂大局和制度，必須將其置於公共空間受到普遍的質疑和約束，以避免其以國家主權、民族利益的謊言對個人實施系統化的剝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