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7日訊】中國的典籍中絕少對太陽的積極感念和審視,承傳至今的多神教巫術迷拜遮蔽了對這個萬物生息之源的直接觀照,天授神權和萬物有靈的雙重敬畏使中國人始終匍匐于自然神的威懾之中而不敢對其進行形而上的索解和質問。文本中“七月流火”“後羿射日”“夸父追日”以及對象徵水的圖騰“龍”的敬畏皆出於對太陽的反抗和拒斥,其內涵的文化價值和審美物象都因太陽的缺席而顯現為普遍的內斂和陰鬱。而與之相對應的其他文明：如古埃及、克裏特、兩河流域、以及後續的其他文明則都充斥著對日神的感念和禮贊,並成為其文化敍事中綿延不絕的審美母題，終至演繹出積極向上、熱烈而具有無限張力的文化因數和美學氣質,成為日後科學主義和英雄氣息興盛的文化濫觴。中國文化中日神精神的缺席,除卻特定地理因素所形成的系統自閉外,王權霸道借重天授神賦行使的暴力彈壓和思想鉗制,不僅壟斷了人們賴以生存的資源系統“普天之天莫非王臣,率土之濱莫非王土，”還從深層心理上褫奪了民眾的思考和信仰歸宿權,使得民間因‘無可信’而失去結合力,從而為秉權集團進行利益剝奪和精神殖民培育出相應的文化水土。由此而形成的人文生態由於缺乏變異性元素的介入不斷走向僵化和萎縮,從而內生成強烈的內耗性、自虐性文化變種,除了在有限的資源存量中你爭我奪,陰攻陽伐之外,便無暇顧及外在的氣象作精神的遠遊和行為的冒險。綿延不斷的天災和人禍輪番作踐,朝不保夕、六神無主的生存恐惶和命運焦慮使得人間無法確立互助互信的道德操守,更難於建構起愛智求真、超越利害盤算的信仰體系和價值倫理。攻於心計,老謀深算、迷信而無真信的畸變心理內化為謀生處世的公共策略,成為人們普遍膺服的警世通言。正是這樣，向為國人引以虛驕的“四大發明”皆是“歪打正著、事與願違”的無目的性創舉（如煉丹而成火藥、看風水而得羅盤……），而決非科學理性的自覺和自為。與此同時,虛置的國家法度因信用失效而只能倚重嚴刑峻法和強化暴力看守以統合民心,這不僅加大了管理成本,也滋生出人們對暴力和陰謀的迷信與趨附,進而形成社會成員普遍棄置法度,尋求非程式合作以滿足相關的安全與利益期待的心理,不僅敗壞了社會風氣,也瓦解了人們對未來的熱情和信心,從而誘發社會成員普遍對權力的病態式偏好和迷戀，進而不斷強化暴力對人的心理和社會結構的整合與摯肘作用,使社會存在的道德基礎進一步走向崩潰。基於這種現實處境的焦慮和考量,人們普遍形成一種內斂而陰鬱的精神氣質和文化性格,對當下利害的算計和因恐懼而導致的神經衰弱使得國人從文化根性上缺乏熱烈奔放、征服與擴張的歷險衝動。生存的緊張與命運的無奈使得人們只能寄望於怪力亂神以求心理救贖,從而孕育出不計其數的巫術迷信和魔法道術,與此相對應的儀式和圖騰都蘊含著蒙昧主義的陰沈之氣,突顯出人間糾纏與傾軋的迷離影像：自然神深不可測,世俗權力令人恐懼與敬畏,無所依傍,戰戰驚驚，.災難理性的當下盤算必然生出只顧眼前、不計未來的短視,求財避禍的生存憂慮訴諸於神力崇拜也僅僅是異化了的實用主義妄想,根本不具有宗教形而上的終極追問和整體性關懷。從而無法內生成具有永恆價值和超越倫常的精神訴求,更不會幻化出植根於生命有限性的焦慮和對宇宙大象的冥想和哲學式發問。與之相對應的精神圖騰要麼是指物皆神、見怪即神的萬物有靈作祟,要麼是人間倫常的天庭冥界克隆,猶如日常生存中險象環生、處處警覺的現實寫照,活現出國人神經質的臆想和無奈,進而擬制出乖戾怪謬、陰森恐怖的神靈符號。所謂龍神饕餮、陰曹鬼怪、魑魅魍魎的想像型制無不蘊涵著民間生態的陰鬱和兇險,燭照出中國人卑微病變的現實處境。這也即是中國文學缺乏史詩式宏大敍事、窮天地大象之理,探宇宙精微之道的文化根源。而與此相反,日神崇拜呈現的恢宏儀態,不僅激發出人類無窮的想像力,同時也由此引出人類對自身處境和命運的整體審視和關注,從而建構起關乎生命終極意義的哲學和認知體系。正因為如此,迷戀日神的西方文化表現出強烈的開放意識和超越必然性羈押的豪邁與豁達,其蘊涵的美學氣質充滿了熱烈而光輝的精神意趣,祭祀日神的狂歡使人類在激賞生命迷醉時獲得了一種沖決有限性的昂揚之氣,表現出人類憧憬自由、拒斥壓迫的抗爭意志,這種精神構成西方文化中最高層級的審美氣象,終至於形成熱烈、進取、充滿征服性的英雄主義氣息和恢宏大氣的美學意境。
以此返觀中國人的生存狀態,由於屈從于自然神的威懾和天授王道的壓迫,對不可知命運的無助感不斷強化人們服從和壓抑的心理,當這種恐懼和壓抑日久積澱為特定文化之後,勢必成為人們精神和行為的常態,而相應的文化符號必然顯示出陰鬱、愛昧的美學內涵,天道不可違,敬鬼神而遠之的心理疑懼使其不敢正視並勇於探求外在支配力的成因,從而禁錮了索解客體世界、反思社會存在的智慧和創造能力。對不可抗宿命的認同消解了反抗的意志,伴以妥脅主義的消極避諱方式在精神上將自已放逐,最終養成千古不變的奴性意識,成為利益集團進行 政治博弈的廉價籌碼。彌久的文化積澱成為日常的生活和思維方式後,生存即意味著災難的宿命認同必然衍生出內心的緊張和壓抑,從而派生出眾多怪異離奇的心理審視物象：山神水怪、天帝冥王都遠離當下的實際處境而成為不敢妄言的避諱物,世俗貪歡和敬鬼神而遠之的“駝鳥哲學”遮罩了探本溯源的內心衝動,與這種心境相對應：日神在民間語文中也往往與災難、殘暴和痛苦等意義指向相聯繫,成為與罪惡伴生的反道德圖騰,從而無法進入中國人的精神視野為人們所禮贊。流布民間的詛咒如‘烈日’、‘毒日’等由於道德化的拒斥而無法成為審美完型的關係項,更不能成為藝術型制進入中國人的遊戲場。
與人們對日神的誅伐相反,月神則屢屢成為文化敍事中禮贊不絕的精神明星,孤懸而無所依傍的一輪冷月成為最能契合中國人精神情態的心理符號,“一彎或一輪冷月”仿佛深情而頗知冷暖的心靈告慰者,能在紅塵煎熬的苦況中聆聽失意者孤寂的言說,傳達出危艱命途中種種情懷。長期罹難耗盡了心中的熱情和張狂,從而轉向對陰鬱孤寂的對應物‘月’的無奈傾訴,由此而緩解精神的惶恐,回避名利場的沮喪和自虐感。至此,社會中日漸彌漫的失敗主義情緒成為主旋律,無望的抗爭褪去了悲劇意味,對生命意義本質的觀照和制度變革的理性思考漸次蛻變為無所作為、即時行樂的犬儒主義。長期如此,萎靡頹廢的精神狀態必然滋生出與之相適應的文化變種和美學趣味。不思進取、明哲保身、無所為而後有所為退守為：要麼為往聖繼絕學,從微言中搗騰出驚天大義,所謂“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弄出許多“古宅鬧鬼、老樹成精”（王小波語）、只有體力而無智慧的“化石文牘”,遺害出無窮的“先前自大”（魯迅語）的不屑子孫。消極避世、苟且偷安的智力活動質變為對生活的閒情把玩,從而操練出普遍的精緻化、玩意化的審美基質：於是園林、盆景、假山、病梅、曲松、寬袍大袖、木屐小腳細腰柳眉乃至太監貞節牌坊等等病態趣味與民間神仙鬼怪、麻衣巫術相合力,共同支撐起一個積澱豐厚的美學礦源；於是：琴棋書畫、走馬鬥雞、玩物喪志的移情別戀避棄了對現實悲患的正視和創造性實踐，集數千年心智演練“性善性惡”的文化誣術卻不敢質疑當下作條理化邏輯分析。正如時下鼓噪的休閒、旅遊以及各種空心化的身體消費性把戲,僅止於器官快感的即時性娛悅,如此，既可虛化出現實的祥和榮光,又可消解權力顛覆的風險,從而淡化社會危機造成的心理恐慌,以此遮蔽制度缺陷導致的各種災難和罪惡。這也正是列朝秉權者樂此不疲、著力倡導和培育的“精神文明”與社會生態。一旦這種無為而治的世道人心被廟堂作為制馭民心的策略獲得首肯並予以開光定律,“政治正確”的迷信必然借助王道整合而成為時代的主旋律。自此、彌漫於權利集團的纖巧富麗、乖巧做派的氣質與民間粗俗盲從、刁蠻之氣相互彰顯、構成中國特有的文化趣味和智力景觀,讓國人陶醉其中找不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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