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4日訊】在中國傳統的社會語境中，有關「人的命題」往往語焉不詳抑或定義含混，縱有王權正史和民間文本中連篇累牘的「民意、民心」指涉，也只是把具體的個人虛置化為不具自主功能的「集體無意識」群氓，所謂順民刁民、乃至暴民……這種隨機性應「時勢」而隨意褒貶定性，完全基於體制維權的「務實」需要而任意命名的羞辱性稱謂，一方面顯示出權力意志對人本價值的蔑視態度，另方面也透析出中土製度文化中由於 「個人的意義」長期缺席，使得一般人很難辨識出個人倫理見之於公共權力構制中的基礎性作用，看不到「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馬克思語）這一事實，因而總是自願放棄對社會事務的積極介入和干預，以此規避個人權利表達所應承擔的政治風險，讓強勢的個人或組織一路坐大並成為社會物質與人力資源的掌控主體，從而導致民間社會長期受制於精神與物質的雙重貧困，最終只能將人的社會生活訴求壓縮在僅僅「為活著而活著」的低度生存區間。
眾所周知，摧毀人就是從摧毀他的個性和自發性開始的，當個人作為群體中不可更動、不可替代的獨立意義長期被省略、被貶損，乃至被逐出公共領域並內化為常設的制度邏輯和普遍的文化觀念時，缺乏個體張揚和個人「主觀能動性」的族群精神必然衰變失血，必然失去鮮活的個性神采，因而也就無法建立起有效的激勵機制，最終造成社會整體性的創生機能嚴重萎縮。這時候，人們常常忽視個人自主的獨立品格，忽視對自由意志的堅守和體己度人的道義關懷。因為既然不能從自己置身其間的共同體中經驗到溫情的歷史記憶，領略到家國宗譜中親切的慰藉並由此滋生出癡心眷戀的「鄉愁」，就無所謂愛國的「主義」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大義擔當，所以也就難於合成出個人之於社會、以及民族同向共生的榮辱感，就無法演化出體恤庶民、求訴公正的建設性政治動議和制度安排。正是根源於這種畸變的文化與制度合力浸染，才導致中國人對生存無常產生出神經質的焦慮症與恐懼感，最終使得信仰文化應付闕如並完全讓位於庸俗化投機主義式的務實理性。因為經驗了太多的苦難和生死掙扎的命運劫數，所以人們總是要麼自足於一夜為王、一朝得勢的奢靡和驕狂，要麼忍辱負重、聽天由命好死不如賴活著，即使有敢於「放膽」參與權利爭鋒和問鼎「公家事務」的各路「英雄豪傑」，則大多不是基於解民濟世的理想承當，而是權力「邊際效應」引發的行為冒險，所以，他們要麼是奉行機關算盡的韜晦之術「相時而動」，要麼總是迷戀於「武器的批判」重複敗家子式的秩序顛覆，讓歷練了數千年的權力體制始終荷載並不斷繁殖出無法承受的反抗力，造成中國社會雖然歷盡了權災兵禍的輪迴折騰，卻始終無法反躬自省與「普適文明」接軌。
基爾凱郭爾說：「一個人存在得越徹底、越實際，他就能於紛亂之中找回人格的知覺並承擔起自己應盡的責任」，試想，在一個只求低度地活著的社會中，直面同胞共剪、蒼生死滅，都可以無所用心而且習以為常，他們又何以能夠超越簡單的生存邏輯和事物常態為個人確立有意味的社會生活形式呢？因為有如此「無法承受的生命之輕」，人們除了圈地自為以防範各種不可逆料的災變之外，委實不能將個人的良知選擇和道義承擔延伸為具有普適性的社會理念。正因為如此，人們總是迷戀暴力和仰望強勢，總是任由君臨眾生之上的各路得勝者長期挾持，並一路對其恣意的侵犯作無原則的退讓和妥協，這就迫使人們出於生存的常識理性，而不得不屈從於權力的強大勢能和與之相適應的意識形態教化，日久之後個人的社會屬性和公共責任擔當意識便隨之淡出，這種民意整體性的不作為和權力系統的「亂作為」反向共生形成的二元不對稱社會格局，使得人們只能逆來順受從而淪為挾暴力與「天命」自重的王道專制任意驅策的物化工具。如此一來，除了極少數人能窺探到「王權本無道」所以才偽托 「天授神諭」的玄機，從而發願「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一路冒險殺戮，演出搶班奪權的慘劇鬧劇「主旋律」以苟延破綻百出的老邁歷史之外，對於匍匐而活的普羅大眾而言，能在離亂無常的權利屠場中求得全身以終老天年已屬不易！又何以能夠越出賤民的本份妄想「當家作主」成為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呢？
綜觀中國社會的歷史流變，由於權力倫理中沒有為個人預留出自由意志的伸展空間，個人的主體意願很難延伸成為公權決策中有當量的摯肘力，使得個人自覺與社會公共生態的關聯性嚴重分離。所以，在一般人的意識中，「公器」不僅無需付諸公論，甚至也不在乎為人所建構的社會道統、法統，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關係和一系列對話機制是否內涵有對人的關切和生命倫理的尊重，是否符合人性的本質然後公平、公正、地「待人處事」。所以，有學者指出，由於中國人始終缺乏「負罪感」，缺乏對人的本質缺陷葆有足夠的警惕，因而在其個人生命的經驗和文化傳承中始終無法內生成理性的反省機制，所以很難從經驗到事實中演繹出思辯的認知為真理立法，為人的處境改善作出超驗的、應然的理想期待，並以此為基點進行相應的法理與制度設置，最終把人從弱肉強食的罪性迷誤中解放出來。正因為如此，人們總是自願抽身於公共事務之外，總是對與自己息息相關的社會生態如道德倫理、制度正義和一切與人相關的公共建設作壁上觀，僅僅依靠本能的感覺和現成的經驗，既無對當下法理秩序和權力話語的批判性質疑，也不對個人之於社會的共生關係作原理性的思考，因為無所用心，所以也就無所謂社會性的責任承擔，即使偶或有結盟抗辯的意願也大多是基於自利的打算。這種外無國家依托、內無階級認同，原子化散漫而又相互排斥的民意生態，使得人們因為無所適從，所以便只能讓無法承受的「原欲之重」將生命鎖定在現世利碌的追逐之中，如此一來，即便是有基於生命創造的欲求和向外擴張的本能騷動，也大多是非理性的破壞性渲洩和 「不相信主義」支撐下的胡作非為。
正是因為有如此不把人當人的社會心態，公共話語中才有如此凶狠刻毒而且氾濫於整個社會的，專屬針對人的種種污蔑和酷刑惡語，什麼小人奸人佞人賤人……，什麼挖心剝皮、剔筋剜骨、斬草鋤根、誅連九族……！如此則廟堂公卿村婦野老一旦利害相抵時，都無一例外地把與自己同向共生的對手視為侵犯者和擋道物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正是基於這種惡象叢生的現實處境，中國人基於生存的本能自覺，往往很難把與自己同處一隅的他者當作休戚與共的生命活體而給予深度的關照，即使是基於利己而後利他的道德表達和不傷害的正義倫理，一般情況下也很難延伸於血緣親朋和特定的鄉土熟人之外，使之成為具有廣泛約束力和激勵功能的整全性社會理念。由於缺乏對客觀世界盡精微、致窮理的分析邏輯，所以幾乎極少有人能秉持「精神的客觀性」（叔本華語）對生命現象進行追根溯源的終極發問，使得人們由於無所知、所以無所畏然而又常常人神不辨，總是容易被一切外在的利慾和強勢力量所蠱惑然後迷失在一種模糊含混、似是而非的語境之中，既無需對生命的來龍去脈作思辯性的探究，也不會醉心於返求諸己質疑 「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高更語），從形而上高度生發 「認識你自己」的內在焦慮，即使有流布民間的所謂因果附會之說與人性善惡之辯，也僅僅囿於祖制的禮樂道統遭遇現實錯位之後無可奈何的精神自慰，其在本質上既不能化解人在現實處境中的焦慮感並給予人心向善的引導和救贖，也不能提供建設性的理論為形而下的社會進步文明出謀獻策。
由此理路構制的國家社會，要麼是個人或家族意志的放大和延伸，要麼是強人政團的私慾合成體，所謂公心和公義的法理與制度訴求，則基本不在中國人的公共權力意識和執政理念之中。置身於如此相互排斥的社會生態之中，激發人們參與公共事務的動機大多不是理性和道德的力量，而是源於私性的慾望和「務實不必求真」的利害比較，是權力威風支撐下的「暴利分紅」引發的政治冒險。除此之外，由於權力系統中一以貫之的反程序運作和「優汰劣勝」的評價機制長期盛行，使得人們一方面不惜作賤自己，將「貨與帝王家」作為獲取現世聞達的「終南捷徑」，另方面又將「衙門」貶斥為藏垢納污和最具傷害性的反道德力量。因此才有剪除不盡的民間語文對官府極盡腹誹垢病之能事，才有秉持潔癖的「內聖」而不能外於王者為保名節寧願掛冠而去處江湖之遠，終至發醇出一班要麼在人格尊嚴上自宮自殘以捐身官場的蠅營狗苟之徒，要麼讓本來就稀缺的知行合一者齒冷心寒，無奈之下寧可偏居一隅佯裝「難得糊塗」以置身事外的犬儒式「清流」進行自我放逐。如是長期不良循環並累積為制度性、文化性的敗血因子，造成心智德行與權力組合的嚴重分離，在助長了專權者驕橫跋扈的暴戾性格的同時，也使民間將這種歧視性不把人當人的專制主義「人權觀」泛化為普遍的社會意識，使得公共視野中一切關於人的判定與闡釋都只注重人的物化功能和工具性使用價值，看不到個人作為社會物質與文化創生主體不可替代的神性價值，看不到生命本身的存在就是目的，就是一切理論關注和社會實踐自至終都必須實現的正向目標。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於麻園 ──轉自《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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