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6日訊】生命是一種奇蹟、一種偶然，一種不經理性預設和科學實證，純屬秉承「天授神賦」的瞬間偶遇合成，因而其獨立自在的客觀屬性中本然地蘊涵著不可重複、不可更動的神聖感和屬靈的光采。
一個生命就是一個宇宙，就是一個天地造化精心孕育並囊括了所有想像力和創生機能的全息系統，是故其原生品質中便自發形成抗拒一切外在於本身倫理之外的社會改造和後天性的技術移植，即便是看起來具有嚴謹的求實精神，抑或被認定為符合生物「優化選擇機制」的科學發展觀，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也常常出現正向預期與結果反向逆行的嚴重悖謬。
所以，只要還有一息尚存並依然承續著、連綿著生命灼熱的悸動，我們便無需標榜「正確」的社會觀念和偽真理的教化與修正，甚至也無需經驗或事實的刻意論證求解，僅僅憑藉直覺，憑藉「我思故我在」的事實，即可以體悟到生命意識中溫馨的眷顧和真切的記憶，體驗到心靈內在的奔突並時時有向外的張望！
這不僅拓展了個體生命外延無限的意義空間，也使我們感知到自己與外部世界休戚與共的關聯性，進而自動生成體己度人的謙讓與關切，不苟且不跋扈、不同態復仇，始終秉持著一種端肅、一種敬畏，而後「同舟共濟」合力將阻止生命正向發展的敗血因子消解清除，讓每個人意識到自己的命運處境與其存在的所有維度都具有機能上的同構性，所以需要相互依存，需要彼此寬容和認同，從而感恩於紅塵際遇中所有的世故風情，陶然於個人靈性與萬物同生共度的喜怒哀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的處境改善和人的榮譽回歸重新奠基加冕。
曾幾何時，我們總是迷戀於「科學主義」無所不用其極的偏執與霸道，總是受制於原慾崇拜和唯物至上論的蠱惑與教唆，致使在有關人的定位與價值遵從上總是不知所云地隨大流、跟「主題」，猶如臨風游弋的無根葉子被裹挾著、驅策著，在歷史輪迴波雲詭譎的荒誕情態之中進行「無意識」的滑稽表演，要麼趨炎附勢協從各種極端主義無故詆譭造化所賦予人的天性，將人邪靈化、妖魔化從而衍生出一場場毀人自義的慘劇鬧劇；要麼袖手旁觀縱容人的自戀和迷狂，讓暴力四處張揚並主宰著我們的心性，然後目空一切「上窮碧落下黃泉」地開發、征服和掠奪，被庸俗政治經濟學和泛「相對主義」一路裹挾並導向形而下的生存盲區，最終自動摒棄「絕對理性精神」和道德信念對人類生活的疏導與啟示作用，一次次聽命於強勢者的「主觀能動性」對人的本位進行惡意的社會「變性」和錯置，從而形成一種僅僅基於利益博弈和力量對抗的病變性異化社會生態，使得人與人之間的對話與合作由於內在自律性道德的缺席而越發緊張且衝突不斷，因而便只能倚重冷態的律法和契約懲誡對人進行強制規訓，以此維持一種徒具文明外殼而無內在激勵機能的非自願性「和諧」社會關係。
這種導源於現實主義拜物教和強權硬性統合的社會倫理構成，由於缺乏超越性的精神闡發和內在的信仰基礎，使得人們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動物本能自在自為的盲目性傾向獲得了社會化的選擇價值，但隨著實證主義對人類神性存在的全方位否定和顛覆，人們既不能掙脫肉體的束縛沉湎於無所牽掛的精神逍遙，也不能回歸傳統尋根問祖以獲得心理上的慰藉！如此，儘管我們曾經因為慾望的激勵而創生出足以自賞的物質文明，但我們關於幸福的體驗卻每況愈下，即使置身於當下的「盛世」沉迷於肉林酒池的現實光鮮，我們卻依然很難觸及到有熱度的身體和會心的微笑，縱是歷盡了千般「你方唱罷我登台」的市井風情，但拔開芸芸眾生綽約的風姿直抵其內在的精神實質，所透析出的卻仍然是耽於利害角逐引發的異質化神經衰弱，是不能「承受」的價值虛無主義所導致的虛擬化神采。正是由於找不到活著的意義和值得過的根據！找不到能激發人們立足高遠、信守終生的價值理念，人性賴以存在的基礎才如此脆弱，才如此常常被自己的聰明和虛妄所顛覆並造成人性自我認知上的種種迷誤，從而難於克服生存的頓挫感以促成自我修復、自我完善和昇華的理性反思意識。
眾所周知，人不能僅僅為活著而活著，這是一個客觀而又嚴肅的事實，因為他本身的存在都具有目的性，都是個人與社會應當全力「經營」和維護的唯一有價值的正義主題。所以，讓人活出意義，讓人在置身其間的社群之中獲得重視並始終葆有個人歷史中溫情的記憶，從而超越於「小我」的利害權衡自覺內生成不傷害、不侵犯和平共處的交往機制，沐浴於惺惺相惜的眷顧與悲憫攜手共度滄桑，這就不僅僅是個人倫理價值自我確認見之於社會最低度的意義訴求，也是人性基於自衛與共榮而應當持守的道德低線！因為人的本性表明他不願意被當作手段和工具，不願意僅僅作為社會構成的「數量集合」而引起注意，每個人的存在對他來說就是全部，就是其在對應於自己的一切社會與自然境況中畢生戮力表達的價值所在，所以他總是拒絕專橫、反抗奴役，總是力圖掙脫形而下的生物區間企望獲致一種理性的、富有神情的文明儀態。因此，任何人，只要還有起碼的知覺並能體察到自己依然存在，就必然會與其所處的世界形成信息互動和精神上的共振，從而在其人生意義的表述中就不僅止於活著，不僅止於將自己鎖定在只是為了生存這一低度的物化社會「主義」圈定的羞辱性人權範式之中。
所以，英國學者史蒂森‧盧克斯說：「理性的存在叫做人，這不僅僅是個人的主觀願望和社會學的意義表達，同時也是一切制度行為和法理建制產生的前置條件」，基於這一表述，我們需要重樹個人的信心和尊嚴，讓人活出意義活出精神層面一切可能的氣派，從而使人人都能遵循普適的文明人準則為自己定制有高度的社會品性。正因為有了這種認識，我們才有可能超越於庸常俗務的羈絆對人的處境進行深度的追問和檢索，才能繞過原慾誘惑找回迷失於利益紛爭中的光榮與夢想。至此，我們便能超越朦昧主義長期奉行的以力相搏、贏者通吃的盜跖邏輯和叢林法則，消除「進化論」去道德化瀆神主義的虛妄與自戀，讓人從物性化自我貶損的迷誤中向神性的意義回歸，以此規避經濟原教旨主義對社會人文價值取向的蠱惑和誤導。所以，我們總是強調信仰之於社會良性發展所具有的建設性意義，強調價值理性對人類缺陷與罪性意志的質疑和批判，正如迦達默爾所希望的那樣：「價值理性的功能除了對認識統一性堅持不的迫切要求之外，還可以作為道德判斷的標準，它呼人們重視靈魂，找到自己的天職並培育出基於愛與善的關懷和謙卑」。
正是因為我們有了對價值理性的遵從並將其置於一切現實的事務之上，我們才能依然仰望頭頂的星空，關注內心的道德，才最終懸置出具有神啟意義的「彼岸」以告慰人並讓其有信心，從而使我們賴以生息的家園不致坍塌淪陷，並一次次脫身於幽暗的歷史場域看到引領人性向善的光芒。至此，我們才有足夠的精神強度抵禦偽真理的迷狂，消解政治攻伐和利益爭訟鬱結的歷史怨懟，將人的全面發展凌駕於任何觀念形態之上，從而促成意識的本能自覺並滋生出內涵豐富的神意想像，使其天賦的創造性慾求和自我實現的內在張力被充分激活，進而自動生成希望被肯定、被尊重、以及對自由與愛的想像與渴求，由此，我們便因了理性的判斷能將一切個人主體之外的干涉力量視為對生命屬性的篡改與冒犯，從而自發地內生成對諸如歧視、壓迫、弱肉強食、暴力傷害等負面社會經驗和制度行為表現出本能的警惕和抗拒。
因此，神學家史懷哲指出：「只要我們還有知覺，我們的本能便會意識到環繞於我們周圍的也是有生存意志的生命，這種對生命的全然肯定不僅是一種精神性的工作，也是一種在道德上必須考慮的原則……」。唯其如此，我們必須依賴於主體意識的全面覺醒並通過社會群體與個人之間的互動自為，使得人人都能擔負起應盡的責任，將個人的內在關注和自我體恤的倫理訴求延伸成為普適而具有整全性的社會理念，以確保每個人都能在其所處的世界中保持足夠的「高度」和社會正面地對話，最終形成一種根基於善與愛的倫理自覺與交流機制。
於此，我們便有了足夠的心智把持好個體對應於自然與社會的意義表達並由此確立自己作為人的天職，了悟到造化萬象生死寂滅的輪迴宿命，因而就不會重蹈「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的妄念，從而於內心深處儘可能消除生命不能「恆在」的無望感和「天命不可知」的恐懼與迷惘，憑藉著對愛與信仰價值的堅守，憑藉著依然迴盪於生活之中連綿的共鳴和會心的微笑，只要還活著，還能觸及到生命的脈動而且知寒知暖，為了人的自我看護與救贖，為了彷彿久違的時空中依然波動著的人性光彩，即使我們無法自足於心靈的沉醉與污濁的現實分道揚鑣，但卻能因此而從金元交響的名利場中分離出基於愛的同情與共勉，找回透心的問候與點點滴滴的顧盼之情。
至此，我們其實不必總是企圖標舉宏大的敘事，仰望歷史與現實中喧囂的偉功，而只需在目力所及的當下處境中積極介入和參與，於日常瑣屑的飲食男女之間做作本該做的事，傳遞一種熱量、一種希望和祝福，在無盡的生存困厄之中承續著、延伸著一己的愛與關切，維護著人人應有的尊嚴和自信，不與鄙俗的風尚同吃同住並拒絕一切不公不義的威逼利誘，我們便能欣然自足於心中歷練的全部驚喜與頓挫，從而在「不能承受之重」的命運感中活出「入世」的光彩，活出斗轉星移、時序流程中有意味的人性高度。@
二 0 0六年四月十四日完稿於麻園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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