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6日訊】一個僅僅依靠原始慾望和權利私心展開其政治倫理的社會，其何以能建構超越物念，展示生命創造性能量和人性尊嚴的價值原則，為人類共同的福祉提供有益的心智和品質呢？所以，當弗蘭克和希拉克之流以優越位勢者慣有的獵奇性消費心態把玩著東方文明草根『綠色文化食品』，居心叵測地預言東方精神對未來世界的救贖時，來自文明之域的討好和奉承著實讓老眼昏饋、文化下崗的本土資源守門人們領受了吃驚不小的高端體驗，獲得了一場洋人『送溫暖』的透心感動。如此一來，政治考古和文化尋根再次引來一拔拔掘墓盜寶、借屍還魂，意欲在風乾的歷史老例和深宮秘笈中煉丹取經的遺老遺少，一方面除卻繼續在《漢武大帝》和《康熙王朝》發霉變質的家譜裡搜索長生不老的政治保健術之外，還試圖引進金正日和卡斯特羅這兩具極權主義自我冷凍的標本與世界接軌，讓卓婭和舒拉、以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與時俱進發酵蒸餾出『治國新思維』。這種數典祭祖和拉圾回爐的解數不僅難以確保族性血脈不斷和制度先進性保鮮，反而成為市井廟堂敷衍塞責、胡弄上線的騙術魔法。非但不能為年高老邁和破綻百出的散架龍庭進行意識形態保駕護航，反而為舊制新寵和『正在富裕集團』惡意拒斥普世價值，假托其對國情民意水土不服，從而再一次掀起本土意識形態勞民傷財的吐血大售賣，讓假扮的盛世蠱惑不斷加溫，給尚無定力的新莊家封禪慶典打氣壯膽。
冷眼旁觀，舊朝新主的老套權術依然如故！自上而下層層布控、暗室私售幕後分贓的反程序權力洗牌所形成的政治依附倫理，儘管臉嘴物換星移你方唱罷我登台，但排序、座次依然、頭腦心肝熱度不變，只不過姿態腔調不同，其出拳的招式和套路仍是萬變不離其宗。專制陰魂合成的頑劣抗體不僅催化出一撥拔心狠手毒的仗權行兇者，還『劣化組合』衍生出上上下下善假於權的跋扈之徒。這種過度依賴謀略韜晦之術，唯權是奉、唯利是圖的的價值判斷不僅讓有幸參與者掏空人格道義一路厚黑下去，從而盡失其合理合法的威儀。其中險象環生的權爭隨機性變局，由於『上船容易下船難』的不可逆性使得『入道者』回頭無岸，如此下去，即便是千夫所指萬民唾罵也只能厚著臉皮，使盡各種損招保全既得好處和鞏固現有權勢，以防內外覬覷者和各路失敗的冤大頭報復性捲土重來。
長期如此演進的政治生態，又何以能迫使僥倖勝算的權力『作案者』浪子回頭迷途知返呢？得來不易的『贏家們』非但不會放權讓利與圈外人分紅，更無意、也無自信力向民間攤牌，充分信賴並廣開言路汲取體制內外的智力資源，運用『科學發展觀』進行富有建設性、創造性的改革以提高執政能力。反而是：要麼敷演搪塞、竭力圍堵民間訴求，戮力將各種維權申辯扼殺在蔭芽狀態；要麼挾武力護駕自吹自擂，盜用社會自然發展中的精神與物質成果為自己歌功頌德，濃妝艷抹粉飾太平讓人民移情陶醉於生物意義的幸福之中，從而罔顧現實困頓，將制度性排斥造成的社會不公不義置換成道德憂慮，借口『穩定壓倒一切』好建設，以確保打劫集團掘權攫利旱澇保收、且無安全之虞。有此心理墊底，權為民所授，還權於民的奢求豈不是與虎謀皮，徒增笑耳的譫妄之舉！康有為梁啟超、宋教仁諸公不行、後來者也不行！蓋因其基因已變異且與時俱進練就了刀槍不入的防身術。
歷史的悖謬總是如此，播下思想的龍種卻收穫現實的跳蚤，每一次改朝換代都讓人們祈望著龍庭新主能以前車之鑒捐棄前嫌，推已及人化干戈為玉帛，運用理性的智能建構符合人倫的秩序和法統，以制度看守人，從而設置出清晰而富有操作性的權利和義務邊界，讓人事糾纏和權利紛爭通過法理契約進行疏解裁判，從而培育出社會普遍遵章守法、無信則不立的精神理念，以此保障革命抑或改革不致因人的本質缺陷而導向災難性的結局，使得公共權力制定者在目標設置與『權利期貨』交易中始終遵守『合同要件』不敢胡來，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發展中機會成本。有此『訓政』的精神和功力再輔之以現代資訊進行『思想政治』工作，又何來貪婪成性「真想再活五百年」的戀權癖呢？
然而，反抗乖謬又總被乖謬挾持著，其「興亦勃、其亡亦忽」的專制宿命雖然冤死了眾多的作法自斃者，但浮誇的權力威儀哄抬出的虛驕，在滿足了人性原欲中耽於控制與支配狂妄的快意時，一朝得勢、一本萬利的權力賭局縱是陷阱密佈，其無論如何都難以勸化當道者和入圍者開竅，從而作出順乎民意的制度安排。所以，當人們額首稱慶前朝坍塌或僭主遜位，一廂情願地寄望於新桃換舊符，算命卜卦般打點著新朝必有新風尚時，這種應然和或然的臆想與假設，由於缺乏內在的必要條件和根據，這就難保人們在邏輯推理上對時局作出誤判。由此觀之，虛晃幾招的『愛民親民』花拳繡腿，偶爾擺脫意識形態語匯拿腔拿調的幾段脫口秀；以及執政為民、求真務實等策略性『糖衣炮彈』掠過死寂的天空時，一向入駐人心的冷面官僚居然也有人間情懷、說人話做人事，這確乎讓人們驚歎感激從而喜出外望，並廉售了太多的熱情和期許！
所以，正當人們翹首以待，祈盼著繼往開來得勝還朝的加冕者『破土動工』構建『新世紀政治工程』時，冷眼審世，聽其言、觀其行，僅憑道義和熱情而無壓力脅迫的政改期貨，總是讓人們一次次錯判政治新貴的道德信用，忍氣吞聲胼足底勁戮力最終還是血本無歸、家當輸盡。不僅如此，新貴們比之於打江山坐江山者流弄權攝政的粗鄙露骨，則因其與時俱進操練出足夠的『優雅和文明』而使其在社會整合方面更富欺騙性。這就是所謂的「德治、仁政」等民本主義推銷術之所以常常被歷代專制者盜用，並借此收購民心、治病救權且屢屢矇混過關的原因。
到如今，風水輪迴、統治術已舊貌換新顏，過去聲色俱厲的權力恫嚇己被置換為：溫文爾雅、動輒抹眼流淚『親民愛民』的懷柔策略，在消解、軟化民間冒險『作亂』犯上的衝動和勇氣的同時，還多管齊下恩威並施，一方面繼續沿用老套的精神殖民進行誅心式的宣傳，強制性代表人民發言，利用其掌控的喉舌定期供奉政治圖騰，從精神上脅迫體制內外人們對此捐獻熱情、發誓表忠，將人民自主自救的命運際遇納入其佈施範疇以顯示其解民救世的無量功德。如此一來，普天之下舉凡一切榮辱成敗皆因信其有而得救。世俗化原教旨主義對生存資源的嚴密控制不僅操縱著人們對身體的決斷權，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路徑依賴』還滏底抽薪將人的精神反覆澆鑄熔煉，迫使人人為了『政治上正確』不斷詆毀造化賦予自己的天然本性和真實的歷史記憶，引導人民勁往一處使心往一處想，不知來路焉知去向！從而放棄基於人本立場的價值判斷和思考，以便於用意識形態圈點劃界並鎖定的樣態將人民重新定格塑型，最終打造出一個特別方便駕馭，又與權力高端意圖保持高度一致的『和諧社會』。
除了上述方略，還輔之以利益收買和榮譽賄賂等文明手段將民間離散化，充分利用人性中的自利品性和搭便車、占便益的弱點將人們分化組合，從而形成以政治身份排序分肥，擠兌有限資源的產權分配格局，不斷強化放大『行政貨幣』在社會評價和利益交易中無所不用其極的贖買能力，使得來自權力『高端寵幸』的含金量一路飆升，成為社會生活中最富威儀、人人爭鋒攀附的終極化境。如此狠招所向披靡處處得手，即便是同宗兄弟患難朋友，也因行政性身份圈定的界別級差而相互歧視和貶損。至此，社會自然演化生成的等級序列：即如三教九流、士農工商都全來個天旋地轉，無論高低貴賤德才如何，就一個『權』字了得，但凡是弄權發威，便是胡言亂語也應者諾諾。如此戡亂整肅，不僅內在地瓦解了民間結盟抗拒壓迫性政治暴力的可能性，其示範效應還影響到民間的交往倫理，成為社會族群分門別類，進行平等對話的體制性障礙。
正是這種『行政全能』慣性力作用無孔不入的滲透和異化，中國社會才有如此冥頑不化的人倫背叛和等級蔑視。濫殤於權力終端的暴力因子有了如此水熱適宜的『樂土』揮發催化，其繁殖力幾可如SARS病毒般橫掃一切無免疫力的頭腦和心肺。如此一來，則官僚政客、販夫走卒、保姆看門人……，凡舉一切有權仗勢可以凌辱他人、能給人以不方便者，都秉持著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原則立場，整個社會上行下效層層浸染、欺軟怕硬、得不饒人處決不饒人。社會性不公正導致的怨恨和不滿扭曲畸變為人與人之間相互敵意、相互設防，權力奉承和權力壓迫相互彰顯，使得國家司法演變為權力訛詐，偷稅漏稅、以權謀私異化為能幹體面，從而造成社會共同體中是非顛倒、黑白合流，有權即是『硬通貨』成為社會成員集體奉守的『普適理性』。如此社會心態，即使昔日情同手足的患難之交、同窗舊部或鄉里鄉親，一旦遭遇權災分化配置，處於優越位勢者大都是「一闊臉就變」（魯迅語）欺宗滅祖、爹娘不認。唯其如此，農家兒女一朝脫身草根，其回敬父老鄉親的多不是返哺報恩，而是不恥類屬的蔑視和迴避；以往同病相憐的工友一旦做起掌櫃工頭，其手段往往變本加厲無所不用其極；如此，才有文化佞人趙本山、潘長江者流將制度排擠和客觀上不均勢造成的農民弱項揭傷取樂、討好政客小市民打咆嗝的浪笑；如此則有暫住證、收容所、以及春運漲價等盤剝弱勢、擠兌下位人群的惡法酷制大行其道且處處落地生根……。扭曲畸變的人性惡尤其善假於『權』勢走街串巷欺行霸市。把個人間搗騰得吵吵嚷嚷、怒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腥臊瀰漫烏煙瘴氣……！無法疏解的嫉恨滲和著的利害火拚幾乎讓這藏垢納污的人境與地獄擦肩而過。
根據前述分析，極權者儘管對民間權利訴求的修剪和整肅顯示了其專制手腕無堅不摧的體制內動員能力，甚囂塵上、軟硬兼施的單邊主義政治攻勢在顯性的場域由於根本就無人抵抗，那所謂『喜人的戰果』也僅是極權者自說自話虛報浮誇的慶典而已。伴隨著有限的市場准入和政治全能主義與商業資本的合股共謀，由於受制於資本勢利品性的擠兌而不得己退出某些無涉大局的壟斷空間，致使完全依靠暴力和謊言編織的專制鐵幕一旦開窗透氣，利益攻心與體制維權的反向張力迫使擅權者總是處於欲罷不能、疑懼重重的兩難境地，權威性法理資源的代際蒸發和與時遞減，致使其既無膽力重蹈祖輩動輒使槍弄棒、明目張膽地文攻武衛，又擔心「骨牌效應」連帶自己斷送前程。如此境界！體制外民間抗辯和體制內旗鼓相當的摯肘力量晝夜覬覷著，多向度合力拉扯使得置身其中的『當班人』既不能罔顧時勢一味蠻幹，也不能逆流反彈尋祖淘金，更無膽識和勇氣順乎國情民意破局改組重構『新政』與文明共舞，橫豎左右為難擺不平！任何抉擇都可能碰電觸雷，唯一可行的即是反芻舊制保住現有攤位。
綜觀後專制極權的建制倫理。蓋因其操作上的幽閉性和不光彩之使然，前朝種樹後代乘涼的接班型權力位移和下傳，不僅削減了前朝暴力統攝的剛性威風，還受制於體制內論資排輩等遺風陋習的冷嘲和抵制，從而給後續的新貴們留下了挺不起腰也捂蓋不住的敗跡，成為權爭內耗中隨時會被對手拿捏的軟肋。所以，其中有幸『坐莊者』無論是立儲傳位抑或陰謀得呈，其正宗性權威性都定然要打折掉價，加之因積弊深重而扭曲敗壞了人力資源的選拔與評估機制，使得任何最後的贏家都難免有『干髒活嫌疑』從而底氣不足。故此只要僥倖勝算，其所謂的『新政』舉措便是：刻意堆砌『臉皮工程』，以抵消朝野譏嘲挖苦其來路不正、無功受權的僭越和不軌。依此路徑的施政方針和執政理念便是：政治上焚香祭祖，高調歌頌奠基業的太祖二祖者流，以表感恩並宣誓不做忤逆，借此匡正自己乃天授有據且血統正宗；經濟上佈施撫民，在特選社會群落（如三農下崗者等）設場佈景，利用難民搭台、政客唱戲，以小恩小惠進行高收益政治放貸，廉價收購民間感恩為攝政新貴炒堂子籌集人氣和道義資源，將弱勢者和受害人這種根源於制度排斥所造成的客觀上不均勢轉換成新權貴表演『德政』的廉價道具，這既可拓寬民意認同和歸附的心理空間，又可以轉移和搪塞道德聲討與司法問責；文化上則瘦飯熱炒標舉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浮誇虛報本土資源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拯救功能。
正是基於以上原因和極權主義的本性之使然，這種自閉性其強，又拒絕圈外人知情同意，以及缺乏社會性力量參與交換互動的權利構成，除卻掘權攫利搗鬼有術、精於內鬥之外，其頑劣乖戾的癖性始終對一切外來物事水土不服並產生強烈的排異性。有如此固若金湯的防身術，即如全球化所向披靡的洶洶逼問，在應對上也僅僅是心儀其派生的文明成果所帶來的高端享受，而對創生現代文明的民主理念和普世價值，則採取『買櫝還珠』的愚頑政策加以抗拒和抵賴，並因勢利導變通為討好資本勢利的品性，量中華之物力、結宇內投機者之歡心引狼入室，讓內外資本合謀對本±資源進行剝皮見骨的盤剝和掠奪。
除此之外，由於極權者長期奉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防範政策，造成社會各層級之間資
訊交流壁壘重重，上下分層、縱向控制的權力結構不僅堵塞了不同思想意識的交換通道，還因為層層設防的信息過濾機制給各級秉權者提供了『利己性甄別選擇』的權力，使得整個權力系統上傳下達的信息流轉滲合著真假莫辯、走形變調的資訊供求狀況，最終折騰成體制內外寧願相信口編言傳的『小道消息』判斷時局，也不把官方戮力售賣的主旋律當真。正是因為這種完全以秉權者利益和胃口任意剪裁蒸餾的資訊選擇機制之使然，才造成整個社會上下棋手、弄虛作假、捂蓋子保位子，一切手段伎倆都僅僅是為了討好逢迎上端的趣味和脾性。也正是因為如此，任何人要想在權力博弈的賭局中修成正果，都必須打磨熔煉得圓滑通透、皮厚心黑。所以，當人們寄望於想像性『新政』廉售自已的期待和熱情，守望著『新主人』能脫胎換骨推行「改良」和「新政」時，依靠奴化教育和虛假信息打造出來的新老權貴們，不但精神和心肝硬化、靈魂結繭。而且思維意識、言談嘴臉都和前朝五十步笑百步。試想，長期混跡於如此險境中摸趴滾打，整日介挖空心思、絞盡腦汁終於克敵制勝的『成功者』，其內心除卻感激授權禪位的『龍頭大老』並厲行祖宗之法，固守家業不致破落衰敗之外，其實在也無暇顧及知識更新和執政觀念的系統性升級，因而也就難於形成真正能『與時俱進』的價值理念和信仰，如此，則僅憑權爭內耗一夜得呈的機會主義者們，又何以能內引外聯建構新思維，從而洗心革面、掙脫專制邏輯的鉗制，作出與文明同步的創造性舉措和制度安排！
唯其如此，得勢的迷狂者在權力和收益支配上無一例外地選擇違背倫常的暴發戶消費主義，體制性維權支撐的一朝光彩在讓自己肉體保鮮的同時，還能實現『實用理性』現貨收購其控制區間所有營生資源，為子孫後代聚斂財富，以應對下一輪權力洗牌時參與新朝政搶班奪權和分肥逐利蓄備足夠的財力本錢。如此一路作孽下去，社會不正當、不均衡的發展合成出的損不足而補余的「馬太效應」，總是能為贏者通吃的新老權貴們保駕護航，從而在離亂治平的專制社會始終穩操勝券，永遠立於不敗之地，其示範效應不僅暗示後來者爭相傚尤，還能因其屢試不爽成為權爭武庫中的常勝法寶流布民間，這就是中國社會暴發者們之所以寧願選擇海吃通喝、揮金如土、以及濫施權威而無善舉義行的心理根源。
有了這種現實主義的價值遵從，做官發財、權錢同謀合股經營各得其所，社會各層級都圍著權力中樞打轉，造成鑽權者們大多不是基於職業榮譽和社會責任而選擇從政，而是出於個人私慾和營利風險的『比較優勢』問鼎權力。所以，儘管數十年的改革開放己然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團，經濟上的多元共存現象也有了一定規模，但權力集團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全方位摯肘和哄吃唐僧肉式的盤剝干預，使得無論是個人或集團都無力抗拒政治全能貫性力的圍追堵截，迫使所有人的『經濟理性』都以能打通『官』節、尋求權力『推手』助陣為首選經營戰略。這種權商參股、單級獨大的權貴化資本運作，不僅遏制了社會權力資源向體制外溢出，並生成多中心並存的權利生態，從而也就難以造就人們所期待的，能與權力同盟分庭抗禮的所謂中產階級和普羅階級等具有自我維權功能的院外壓力集團。鑒於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化政治經濟交易構圖，民間散兵游勇式的申告和上訪、乃至捨命控訴不僅難於起到對權力集團棒喝而退的鎮懾力，更不可能讓弄權者下顧民生福祉，遠慮家國未來、順應文明規則還權於民，反而成為人們積極傚尤的社會品行並延展為追求成功的普適性法門。這不僅敗壞了社會利益交易和分配中約定俗成的信用操守，也助長了朝野寬恕『干髒活行惡事』的道義邊界，使得整個社會即使是作奸犯科、傷天害理，只要有權力盾牌護駕防身，即使罪孽昭昭也心安理得、風雨不動。這不僅顯示了極權主義精神與物質文明收益的盆滿缽滿，也為中國人往後的命運境況埋下了災難性的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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