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9日訊】人是創造者、是愛與自由的集合，也是社會物質與精神的決定力量，因而人本身作為絕對價值又是構成社會財富的原點和基礎，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正是根源於這一前提，任何建基於以人為目的的社會，其遵循的公共選擇和價值判斷無論其文化依存和國情政勢如何殊異，都必須立足於旨在營造健康、自由而富於人性尊嚴的人居環境，在所有時態和維度將人置於社會存在的任意關係項全息定位，從而以此為基點形成與普遍的社會正義和人權內涵相適應的倫理規範，這不僅涉及到制度的正派與公平性、以及權力運作和經濟分配等剛性的法理與制度構設，也關聯到人本張揚和生態尊重作為一種普適而高尚的社會化品質能否成為公眾無需教化移植也能自覺信守的行為法則。唯其如此，只要這種相互體認而達成的社會觀念一旦外延成為人人自覺的生存與合作理性，其在功能上除了能直接而顯性地激勵共同體內人們將社會化的外部行為轉化為內部自律，進而泛化為社會整全性的價值選擇和行為理念之外，還可以內在地節制和克服公共決策與立法者們不致因個人或團體的私性意願，動輒利用人性中的貪婪、欺詐和權利虛榮等「負面政治經驗」作誘餌當助力，將人的惡質原慾放大並引向當量極強的政治場域，從而最大限度地消解和遏制王道專權背信棄義「法無定法」，過度倚重利益賄買和暴行開道以馴服民意、網絡社會「支持」的勝算概率。
正是有賴於我們對「人」這一命題所引發的深度思考，如何讓讓人活出意義、活出尊嚴、活出生命本然和應然的神彩，並全面體現其作為創造者之於社會整體存在和發展確定無疑的價值，就不僅僅是現代政治運作和公共立法應當持守的基本立場和建設性理念，也應當是與此相關的一切文化哲學的闡發基點，據此，人們用以檢測某一特定區域或社會群落是否具有文明的品質，也就不應僅僅囿於其有形的、看得見的剛性指標如物質存量和技術應用，以及僅止於滿足人的粗鄙慾望而舖陳的「經濟暴發主義」所表徵的盛世幻境所蠱惑，而是應該透過社會中物性的張揚直抵其共同體中普泛的文化意識和制度性的決策理念，看其社會成員是否都能基於人的真實處境，自覺生成對生命榮辱悲喜感同身受、體己度人的人文關注，能否秉持著不羞辱、不折損他人的道德高標律己而後律人，從而以自己的行動積極拓展對人類公共生活有益的價值，為人的處境改善提供與其能力和身份相適應的道義支持，以此達成人人自由平等、和諧自為的秩序整合，這不僅關乎到所有置身其間的人們都能不被隨意侵犯而體面地活著，還能最終激發人們自願將正面的社會道德義務和規範的倫理建立在日常生活概念之中。
唯其如此，發端於以人為終極的社會公共決策所依憑的政治哲學和管理文化，也就必須立足於以尊重生命自然倫理為其理論和社會實踐的出發點，即便是看上去條規硬朗的社會衡器如政令和法律等，除了強調其外部性的約束效能之外，更應該是一種普遍而具有激勵功能的能將人的外部行為轉化為內部自律自尊的社會理念，為此，舉凡立根於人而又服務於人的的各種社會剛性節制力，就不僅要注重對人的行為管束和罪錯懲誡，更應該充分考慮人的本質實態和個體的客觀差異性，在強調其秩序整合中裁判的權威性和分配上的公正與公平性時，既要符合人性的自利品質並將其導向光明的前景，又要側重於將其內涵的良性化因子激活並植入社會公共管理文化之中，成為人們因信其嚴肅性而認真對待和自覺遵守的日常行為，以此通過其公正的示範作用實現人性化的調節功效，從而避免人們基於自利理性而刻意尋找社會管制的盲點作奸犯科，所以，羅伯特．埃里克森指出：「法律制定者如果對那些促成人們非正式合作的社會條件乏眼力，他們就可能造就一個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
正是基於「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這一事實，無論是形而下的世俗權力構制，抑或是立足高遠的宗教闡發，都應該將人置於必須嚴肅看顧的當口，當作社會存在和發展的主要目的，從而把個體在處境中所行使的權利作為決定集體目標的終端。為此，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之中，我們可以拒絕沉重、躲避崇高，甚至可以無需理由就拒絕為某種虛設的國家意志或主義學說作出犧牲，也盡可以沉湎於私性的甜蜜賞玩個體的瞬間光鮮，游離於鄉俗和時代之外秉持著好奇與冥想同「主流趣味」保持間距，但就是不能直面「生命無法承受之重」而拒絕發言，就是不能迷失於虛擬的神采而策略性繞過逼人的社會罪愆背過身去！只要人類還存在著普遍的缺陷和罪性，人類就永遠都要直面各種難題，並長期受制於這些壞品質造成的困局，如此，戰爭、暴力、社會歧視、不寬容、以及根絕不盡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等，一切發端於人而又止於人的災變始終猶如摩菲斯特的魔影隨時糾纏於我們生活的所有維度，所以我們就沒有理由拆卸肩上的重軛，沒有理由故意避重就輕，故意忽視公共領域有意無意，正當與不正當地對個體的壓迫和剝奪，只要頭頂還有天空、心中還有道德，我們就應當守望著，並持之以恆地為人的處境改善和道義申辯承受煎熬，領受現實的孤獨和衝突的激盪。
依據這一判斷路徑，我們不僅要拒斥基於社會控制和權力整合而將人進行拆解分化，按政治排序硬性植入各種非人化的，極具羞辱性和歧視性的反智與反道德的社會意識，也要警惕從制度上先在地將人性尊嚴瓦解重置，以圖管制方便的所謂「國家主義」對人的壓迫和傷害。即便是現代性之下無法掌控的環境裡救贖成為個人的事情，也不能受制於冷態而異質化了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效率至上論所驅策，自願或非自願地充當內外不道德法權和資本「勢能」的協從犯，從而主動或被動把自己錘煉成不具抗辯機能的「政治犬儒」和經濟動物。如此一來，我們便可以在價值崩析、信仰式微的「解構主義」語境中避免將心懷冷凍、將普世倫理和人間正道棄置不顧，從而拒絕一味附合取悅，以應對當下的強勢力量和芸芸庸眾不妥協、不讓渡、只見利益不見人的短視和蠻橫；拒絕將社會交往倫理和對話機制扭曲敗壞，使得社會整體性價值取向不致被權力與資本的過度干預而嚴重異化，最終避免讓權力威儀和利益賄賂無所不用其極將人性尊嚴滅失殆盡。
正如康德在關於人的表述中指出的那樣：「人永遠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的身體也是目的而不能成為手段」，時至今日，人們依靠自己的理性和創造性努力，在最大限度地擺脫了必然性羈押獲得相應的自決權之後，人就不再是僅僅基於本能覓食活命的生物，也不是可以馴順牧養、率性驅策，只會享樂消費而對週遭世態不具感知力的無意識群氓。端賴造化賦予人以如此靈動而富於想像的生氣，任何淪陷極端處境中的人，其對生命所承受的壓迫與凌辱都不會因其所屬的社會階層或族群類別而有所殊異，更不會受制於所謂政治立場和思想傾向而顯示出非人化的肉體與精神感受，是的，「人類可以有不同的文化但卻沒有不同的道德」（布什語）。因此，只要是人，其內在的訴求一旦外延並自我確證為人時，一切與人關聯的外部信息都在確定無疑地將其從朦昧中導出並賦予其社會屬性，至此，主流意識中有關人的評價如不體面、被淘汰、以及不被當作人等，便都必然成為極具殘害性的社會負面經驗而對人的自信自尊產生嚴重的顛覆與破壞性作用，由此導致的結果是：不僅讓社會秩序的良性整合支付更大的成本，還內在地將人性反向逼回自私、褊狹、不寬容和暴戾、以及復仇和睚眥必報的反人道淵藪。
基於上述分析，我們在對人的各種現實困境進行反思和發問時，就必須從人的社會存在維度對人的理性意識、功利需求、以及道德與情感等作出全息定位，由此廓清人們在選擇和認識上的種種迷誤，從而最大限度地克服人慾中具有傷害性和破壞性的本能，把規範而富有建設性的生活價值如：獨立的人格、相互肯定和尊重等，符合健康人性的「正面社會經驗」貫穿於日常的生活之中，這不僅有助於建構和諧平等的社會合作機制以實現秩序的優性整合，還能因此而將人性和人格集體昇華並導向光明的前景。至此，我們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過分看重利害得失，從而有意將關乎社會健康、文明最本質的構成要素如制度正派和對人的全面肯定為依歸的社會信念作為不具拯救功能的軟道理而予以棄置，最終把與人的生存境況息息相關的公權設置和立法意圖，長期鎖定在「實物安撫」和「仕途經濟」等形而下層面展開對局和博弈，看不到物性之外精神信仰和美好的感情對於淨化社會和贏得人性光明的嚴肅意義。
正是有鑒於我們對這一主題的高度關注，與此依存的制度文化都必須以張揚人性向善和「愛智求真」為旨歸，這不僅是檢驗現代社會是否公正與文明的普適標尺，也是構建和諧社會倫理和全面提升公眾道德指數的體制保障。恰如馬克斯．韋伯所說的：「政治與社會制度的目的就是發展獨立自主的人格」。正因為如此，我們總是期待著「公器應該付之公論」；期待著以此為基點建立的一系列對話機制和公共交往方式能讓人「真正活出意義來」；期待著支撐並激發人們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和意願都不是基於私性的慾望，而是理性和道德的力量，從而將人的全面發展置於社會公共生活的首選目標，以此確保人人都不致因與個品德無關的緣由而成為他的國度裡壞制度和壞文化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最終實現「人人都不致活在一種最低下的姿態之中」（英國大法官勞德．科勒語）。@(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