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0日訊】對於社會控制和權力整合，毛澤東有過形象的說法：“滿頭亂髮沒法抓，編成辮子就好抓了”。正是基於這種策略，服從於國家構建體制的人民就僅止於材料化、原子化的使用價值。高度集中的權力計畫體制肇始於軍事目的、對敵鬥爭的戰略安排一旦延申成國家管理和政權結構，國家意志對個人本位的清除和節制就具有了正當的理由和道義優勢。這時候，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便成為結構社會關係的政治倫理和制度文化，由此而編制的權力網路必然要重新建構與之相適應的信仰文化和道德譜系，從而在精神和物質以及關乎人的全部生存與信仰系統進行轉基因似的換血和改造。
然而，由於人類歷史和文化慣性力的作用之使然，任何系統性變異和再造都必然招致原生基質的排拒和抵抗，從而加劇“本土資源”與外來“殖民性”整合的衝突和矛盾，鑒於這種‘裏不應而外欲合’的侵略與反抗現實，國家主義除卻強化暴力、訴諸肉體消滅的‘鎮反’這種古老而又血腥的員警手段的同時，還利用話語操控權標舉以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讓國家目的淩駕於人們的頭腦，無限放大古今國內外封建主義、帝國主義以及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等各路“敵人影像”，加劇人民的生存恐慌和危機意識，讓原子化的個人基於安全選擇自願放棄個人目的加入‘集體防衛’的國家陣營，從而‘兵不血刃’地將散漫的人民結合進國家目標中。於是，一種基於仇恨和渲泄的主導人類行為的情緒、意志以及力量崇拜等非理性的‘原欲’被充分啟動，當情感的磁場蘊積為集體的意志時，人的本性中必然滋生出對虐殺的審美式遊戲而無生命死滅的疼痛和悲憫，進而出現普遍的殺戮無動機行為。
據此，有了“國家正義”的蓄意放縱和召喚，處於日常機械重複、平庸無聊的人們似乎在一瞬間都可以超越原有社會結構中由於智力、資訊以及歷史形成的命運處境和利益格局，抹平各種因素形成的身份、地位、以及高低貴賤等序列級差導致的對話壁壘並一瞬間消解了各種歧視和猜忌，任何人，甚至平素游離於主流之外的各色小人物也因“國家需要”突然被‘看顧和重視’而顯示出受寵若驚、因“感國恩”而效死的壯烈情懷。一時間，人皆可以為英雄的榮譽性玄想驅使著人們為了政治朝聖的光榮事業而走向瘋狂。於是，平常社會管制中潛伏著的卑瑣、畏怯、以及遵從秩序需要而假扮的自律和教養迅速轉化為構陷異已、剪除對手的‘壯烈義舉’，人性中潛在的破壞欲因了國家許可而使惡慣滿盈的噬血者們不僅無須犯罪擔憂、還享有為‘國家和人民’福祉和安危‘鋤奸滅敵’的正義感，這種熱烈而又令人陶醉的鬥爭生活既符合人類耽於殺伐的天性，又可以使人們在體驗足了精神與肉體冒險的自由、並獲致抒情浪漫的快感的同時，還領受了國家恩賜的榮譽和名份，從而將集體犯罪問責無主的暴力遊戲合法化。
所以，文治武功一旦有了國家意志和專制野心家的縱容和煽惑，其所產生的破壞還不僅止於對“敵人”肉體的繳殺，舉凡與國家專權不相容的一切‘擋道者’都在清除之列，於是，不歸順者被妖魔化、醜惡化；於是，階級仇、民族恨，資產階級封建餘孳、以及無處不在的各色國家和“人民公敵”被批量揪出並押往屠場……！殺氣騰騰、除惡務盡、掃蕩一切封資修，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砸爛一切舊世界並踏上一隻腳讓其永世不得翻身……；於是，秉持著國家正確、政治需要驅策人們父子相殘、夫妻反目、兄弟姐妹爭鋒自坑自殘以至大義滅親，再輔之以烈士追認、封官許願、榮譽與利益賄賂煽惑著三教九流惡棍土匪紛紛出場文攻武衛……，國家恐怖主義裹挾著新的造神狂潮將‘人民’綁定在‘未來時態’的光榮與夢想之中，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虛擬和想像性敵人、以及各種顛覆性“異數”被層出不窮地製造出來，神經質的驚恐在不斷強化著暴力屠殺的審美快感時，還讓教唆者們獲得了所向披靡、戰無不勝的意志智慧和法理與道德裁量權，據此，瀆神與重塑威儀的雙向激情猶如沖決一切的濁流惡浪將所有不見容於新朝的制度、人物、事件、文化、信仰以及與之同向共生的“存在”都通通清場掃滅。傳統社會數千年構制並積澱而成的具有相對和諧穩定和制衡機能的人文生態倫理紛紛斷裂瓦解，原有社會結構中大到國家形態、經濟形式和文化信仰，小至血緣親疏、男歡女愛甚而至於人的趣味、言談舉止、著裝樣態都必須符合新權威體例的胃口和偏好而受到改造和剪裁。至此，離亂而治平的倖存者們簇擁著得勝還朝的贏家們榮耀登場；至此，天下事了猶未了，歷史的乖謬讓時間的流駛洗去現場的血痕，力量崇拜所衍生的文治煌煌、武功烈烈的權力虛驕又一次讓凱旋加冕的光彩褪去作惡者心中的罪孽感，太平天國、納粹主義、史達林主義以及紅色高棉和文化大革命……歷次清洗和整肅都難以激發起主導者和參與者直逼良心的拷問和懺悔。
然而，無數次整肅之後卻仍不能確保“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每一次“重新洗牌”都意味著權力資源和社會結構、以及利益格局的重組和刷新，由於受制于資源硬約束和惡質化權力淘汰機制的局限，加之層出不窮的權爭和內耗、窩裏鬥、徹底敗壞了權力分配和資源佔有形式的法理性轉換程式、週期性思想文化砍伐又造成民間智力嚴重弱化乃至枯萎。從而使得社會集體性創生能力應付闕如，搶來的權力由於‘來路不明’因而缺乏合法性，這就勢必導致“僥倖佔有者”長期處於權力恐慌和焦慮的神經性癔病之中。朝不保夕、夜長夢多的擔心使得權力者始終缺乏耐心而普遍奉行短期化和即時性的政策，加強執政能力不是進行制度創新和物質生產，而是按腐敗能力大小進行自上而下排序分享有限資源和規劃權力邊界，病變因數不僅嚴重扭曲乃至異化並‘寵壞’處於高端的掌權者個人，使其因迷信威權、偏好暴力而滋生出專橫冷酷、荒淫無恥的惡德，同時也敗壞了權力系統裁量官員的評價機制，造成惡人得道、優者出局的劣質化權力生態，
不僅如此，高位輸出優勢的示範效應還將墊伏於人性中的自私、貪婪、虛飾以及不勞而獲和傷害欲充分啟動，使得社會人普遍養成對權力暴力和捐身官場的極端偏好，權力霸道秉持著國家權威對資源的“合法性”攫取因風險極小而收益極大的‘投資理念’使得幾乎所有社會成員都將問鼎權力作為體面、榮耀和旱澇保收的生存之道。如此，則衙役、轎夫、特務、告密者、官妓乃至太監劊子手……舉凡只要是‘官家人’無論其如何下作卑賤，都定是從惡如流、應者雲集。如此，只要是行政許可冠名，即便是市井無賴、流氓惡棍、土匪下三爛都瞬間體面光鮮了得起來，從而搶劫、殺人放火、剝皮挖心剔筋剜骨、都作得臉不紅心不跳、且底氣十足義正辭嚴。做官發財的“終南捷徑”誘使社會成員普遍曲意逢迎官府癖好和意識形態取向，於是，從權力中樞到野生村社、從京師廟堂、瓦肆街坊到窮鄉辟壤、凡有人跡煙火處，專制霸道借重刀槍恫嚇和權力威風洶洶而來，國家意志所到之處，傳統鄉俗規約、親族血緣、行幫禮制以至所有承傳久遠的綱常倫理都被剪除然後重新整合進遍佈人間、完全受制于國權中樞分級操控的大大小小‘單位’之中；人民被化約整飭為權力格局中從高到低、從中心到邊緣按行業門類、智力資格、以及血統出身等隸屬於各種意識形態“知情同意”的符號和身份：農民階級、工人階級、資產階級；幹部、知識份子、工人、農民以及地、富、反、壞、右……。
國家力量攻城攻心多管齊下、‘不戰而屈民之財權力’，個人從生存資源、身家性命、乃至興衰榮辱和愛恨情仇都被納入國家計畫配置和權力編制的網路之中，舍我其誰、單級獨大的權力終端君臨一切，不僅掌控著社會資源分發權，還網住了文化信仰、道德取向、價值判斷的評價和仲裁權，從而衍生出長盛不衰、上上下下溜鬚拍馬、陽奉陰違、集體性討好各路權力巔峰人員，拉幫結派、黨同伐異、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官場景觀。所以，當權力的磁場蘊積成集體的意志時，人的本性中規避風險和效率預期的務實考量必然迫使所有社會成員形成依附型人格，“皇帝的新裝”之所以能吸引眼球剁去心肝，實則是皇帝麾下的所有“幹部”們由於生存資源完全受制于“一把手”的摯肘，方使得‘博學而明智’的部長們指鹿為馬、睜起眼睛說瞎話，孫行者花果山‘落草’時尚可以胡攪蠻纏大鬧天宮，一旦進入體制並欲修成正果，其降妖除魔‘反腐倡廉’的十全武功便都盡數輸給有‘權力背景’的雞鳴狗盜之徒。
然而，鑒於這種體制本身的封閉性和幽暗特質，其內斂的性格中總有一種本能的排異性和不斷強化的恐慌感，使其無法吸納新的因數從而促成機能代謝和更新，長期的資訊封堵和思想壓迫導致整個社會創造力萎靡不彰，整齊劃一、拿腔拿調的權力話語“枯竭得思連思想犯罪都不可能”（米蘭•昆德拉），從而內生出更為嚴重的自殘、自宮和自罰，受制于資源硬約束和暴力遏制的鐵幕一旦破裂，一方面：是在有限資源和現有權利存量中再次“洗牌和出牌”以所謂的體制改革和權力交接以及愛昧的‘反腐敗’等一石數鳥的老套權謀將體制內的“不識時務者”淘汰出局，以此達於：既可矯枉過正、純化權威，又可以重塑並誇飾道德形象；另方面則是全方位啟動思想文化應急控制預案大搞“群眾性運動”和吸引眼球的各種盛會。誤導民眾移情於體能競技、旅遊、琴棋書畫和聲色犬馬的感官遊戲，以此遮蔽生存危機和發展挫折對現存制度的審度和問責。
除卻前述方略，還要不斷加大宣傳力度，強調集體“合群的自大”（魯迅）的身份認同，“高揚主旋律”、不斷懸置神聖的主義和總是不在現場的發展計畫和行政性體制目標，讓人們在‘明天會更好’的想像和守候中望梅止渴。於是：單位升格、職務、職稱晉級、學歷學位攀比；科級小學、省部級大學、副處級屠宰場；於是：地師級教授、；一級剃頭匠、國家級刀斧手、處級和尚廳級嘴臉、國優部優村組優……林林總總、蔚為大觀。運用改制和發展的神話變相把有限資源一次次重新分化組合、納入權力賭盤按行政級別排序分本付息，這種體制性‘空頭榮譽’和‘利益白條’的誘惑和誆騙暗含著策略制定者包藏禍心、名利雙收的竊喜，卻苦煞了“暫時做穩了奴隸”卻又拼家當本想當奴才的眾多名利之徒！一時間跑官買官、賄評、賄學、弄虛作假、虛報浮誇；假文憑假身份假鈔假人假法律、以及假仁假意假表情……，名利場中光怪陸離、群魔亂舞；自閹下跪、忌妒怨恨、贏者春風得意、頤指氣使；輸家喪魂落迫、捶胸頓足；專家沒有靈魂、學者沒有心肝、低山下四寡廉鮮恥，一切尊嚴、體面和自信甚至精神都在不斷反復、不斷強化並討好逢迎‘集體榮譽和國家評價“恩准”的名份中完成‘去個人化’的全面改造。
所以，米蘭•昆德拉寫道：“人民總是陷入歷史為他們設計的玩笑的圈套，因誘惑而拼命擠進天堂的大門，但大門在他們身後砰然關上時，他們卻發現自已是在地獄裏”。‘請君入甕’的制馭策略大限度地將所有人性中爭名逐利和權力偏好的元素充分啟動，樹欲靜而風不止讓其心無旁騖，守株待兔、巴望著來自權力寵倖的‘高峰體驗’，從而在生存方式，興趣愛好以至於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等相關的一切都向上看並著意與操控者的個人偏好‘接軌’，科級局級這級那級，這優秀那先進、各種考評層出不窮、花樣翻新遍及體制內外，既吸引眼球也攫住心懷；皓首窮經、絞盡腦汁仍如“夸父追日”般觸手可及卻又遙不可得，“等待戈多”戈多不來，如此層層加碼直至體力耗盡智力枯竭……，在不斷加劇權力膨脹的同時卻也嚴重敗壞並遏止了社會文化應有的創生能力和體制空間，使得人力資源在應對權力、相互邀寵的內耗性傾軋中異化為攻心阿附、耍弄陰陽之謀的厚黑法術，從而殃及社會關係和人間倫理、並結構成人們日常的思維和行為方式，造就了朝野上下、市井村社說官話打官腔、學官態攀官親撒官潑、一窩風被官們弄得頭腳倒懸找不著北，因而只需一旦弄權在手便贏者通吃，即使出身街頭混混市井青皮，只要接受“招安”官品搞定，便可經天緯地安邦定國、十全十能且著書立說並強迫其放之四海而皆準。既已如此，則縱向分層、上下鏈結的國家塔式結構層層布控，盡數將眾多的求名逐利者收捕入在劫難逃的“恢恢國網”。從此天下太平“不管風吹浪打”，“我自巍然不動”，縱然權力中樞磨刀霍霍、血光不斷“你方唱罷我登場”，其體制硬度都足以保障每一次新陳代謝和權力排序撞關過河實現“軟著陸”。
二00四、十月于麻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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