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5日訊】當消費天然物業己成為部份人的獨享資源時，原本屬於尊卑榮辱共用的公共品己被質換成社會等級中的所有制形式，其附加的流通成本必然只能成為具有優越位勢者的專利。這說明環境的惡化所引發的資源短缺已成為決策層在調整社會利益格局時難於實現：按序列公平分配，從而導致社會關係中量質嚴重不等的資源佔有形式。一方面是倚重權力與商業合謀並挾「國家意志」和「發展主題話語」大肆捕撈的掠奪性開發；另一方面是草根階層惶然面對洶洶獵殺四處奔突的苦況和悲情。近年公共福利領域又紛紛利用公共資源進行所謂的產業化資本運作，導致社會平衡的體制性壁壘和贖買成本一路飆升，由此堵塞了社會各階層間轉化和流動通道，從而使社會分層的利益訴求因不能按「序列分配」而加劇了共同體的結構性衝突和矛盾，最終演繹出一幕幕發展與民生的「市場吃人」暴力性事件。而主流話語對此所作的反應往往語義含混，以所謂體制轉軌和發展就是硬道理的法權剛性遮蔽制度缺陷造成的事實不公正，然後通過官方辯手將受損者的怨怒置換成無良的經濟學術語：「改革的陣痛」、「發展的機會成本」欲遮彌障地將既得利益者剝皮見骨的資本原罪消解為轉軌時期的無序現象，從而為不道德的發展主義張目。
中國的發展一開始就背離了生態尊重和人文關懷，將發展和增效作為國家意志。由此而派生的政策企圖往往導致為尋求發展而採取種種非理性行為，將手段作為目的對環境和資源實施掠奪性開發。二十餘年的開發裹挾著政治性煽情，讓中國人從毛澤東時代的榮譽性玄想墜入物質主義的當下盛宴，敬神的虛妄畸變為瀆神主義的膽大妄為，「文革病兆」的基因變異為拜物教的高燒使中國人沉湎于物欲的喧囂之中，猶如一路奔突的逃犯在激賞自由的瞬間之後卻面臨饑餓的惶惑，窮極之下必然滋生暴富的妄念。於是，秉持著發展的獵獵旌旗對自然、文化、以及人間倫理實施全方位的無序化市場顛覆，批零兼營、違反倫常的非程式逐利必然催化出不擇手段、無所顧懷的商業冒險。曾幾何時、流布於坊間的灰色俗語：「餓死膽小的、撐死膽大的」一時間被許多人奉為致富法門，數千年來支撐中國社會的倫常規制歷經數十年的「文治武功」被徹底消解，「光榮革命」的期許一旦被歷史判定為虛妄和騙局時，那種長期意識形態的整肅必然導致原有的社會生態「因不相信」而惡質化。於是，只求結果、不計手段，只講獲取、不談給予的厚黑欲念大行不避，成為生存博奕的常態。所以，當人們念及時下的信用崩潰和道義迷失時，卻不得不檢討「文革遺產」潛伏於國人精神的病源，從中梳理出現在時態的病變根子，從「政治正確」到「發展就是硬道理」之間語義嬗變，其邏輯上的相關項僅有形式差別，只不過從政治朝聖轉向經濟迷狂，其內在的價值皈依仍是對當下利益的現實考量。至此，基於現實判斷的發展主義必然只立足於數量值的發展邏輯而罔顧環境、人文等相應關係的「軟道理」，將數十年低收入。低生活累積的國家資產和支撐中國數幹年的農耕環境進行掠奪性開發，再加上制度變革滯後所導致的契約失靈造成公共交易中資訊、資源的佔有和分配嚴重失衡，從而培育出一個個只有暴利分紅而無多少建設性的分利集團。高能耗、高成本支援的經濟神話製造出一系列虛脫的繁榮景象，毀樹取果、滏底抽薪、將中國農民賴以生息的資源系統敗壞殆盡，迫使以土為根、安土重遷的農民因無法支付日漸增長的耕作成本而流入看似繁榮、實則冷酷的城市廉售自己的皮骨，無可奈何地承受著權商合謀的擠壓和盤剝。對此，決策集團則以投合公眾的利益期待將制度性缺陷置換成只有發展才是硬道理的目標設置，將公眾引向對目標的癡心守望之中，理論上預期：蛋糕做大後定能達到利益均衡，撫慰民眾寬恕所謂轉軌時期的不公正和利益差別。
然而，質疑發展的邏輯，這種只強調正向推導的無由判斷必然得出：只有發展了，量的積累定能帶來人人有份的現實，只有發展了，可支配物必然大於人的需求欲望，從而實現馬克思所描述的：「產品極大豐富……按需分配」的大同理想，這種正向得正的增值算式作為理想預設無可厚非，但缺乏制度保障的公共交易往往由於機會、資訊、智力以及諸多先在條件的制約而出現級差，從而在利益博弈中顯示出嚴重不對稱，使得交易中強勢者往往借重威權掌控遊戲規則，並作出完全利已的制度設置，從而提高市場准入成本，使得弱勢者因議價無力而喪失參與權，其最終結果必然是社會結構性失範和分配上寡頭主義托拉斯聯盟對社會整體利益的瓜分豆剝。
考量中國的變革歷史：由於長期性體制內生的病灶無法祛出，滯後的政改猶如體力衰竭而又乖張的牧羊人，應對危機的策略不是亡羊補牢似的頭痛醫頭便是擬制異己、遷怒於人、將體制矛盾和社會苦難轉嫁於邊緣性野生的底層民眾。基於這種政治圖謀，無論是朝庭易主、打家劫舍、抑或是革命戰爭改天換地，始終處於弱勢的草根農民都首當其衝成為各壓力集團進行權利角力的賭盤籌碼。由於長期的野生性處境使其無所依傍、消極相安、難於結合成共同體並獲得相應的組織訓練，從而無法內生成求訴共同利益的階級意識和建設性話語，當然難以集合成制肘統治策略的博奕力量。正如魯迅先生所言：「中國人向來都沒有爭到個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而己……戰時連自已也不知道屬於哪一面，但又屬於無論哪一面，強盜來了，就屬於官府，當然就該殺，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但仍然被殺，……所謂離亂治平之輪回而己。」基於這種散漫而無結合力的農民生態，他們除卻為規避風險而成為各路野心家搶班奪權、政治爭鋒網路的有生力量之外，社會治平離亂的分肥議席都不會為他們設置起碼的位置。據此，有學者就中國歷代土匪、強盜等邊緣性社會顛覆人員進行考證甄別，發現絕大多數入道者都是生計無著然後鋌而走險，倘能苟活，一般人斷不會冒此大不韙。洋洋一部中國史：皇權與智力集團合謀編制出一整套精製而暴戾的精神與肉體牧民術，其文治武功的全部要義無一例外都是以農民作為對象化的賦斂承當者，正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活現出中國農民境遇的尷尬和悲涼。
所以，有心的學者指出：「中國的發展主要建立在「兩種剝削」上，前者是自然，後者是農民，前者是發展的代價，後者是環境災難的承當者」。僅就上世中葉以降，即便是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們在標舉「工農聯盟」進行「烏托邦」實驗時，理應給予農民同志些許兄弟般的眷顧吧!但農民始終走不出歷史給定的宿命。數十年內外爭戰所導致的社會破壞使新政權面臨嚴峻的考驗，瀕於崩潰的社會經濟無法支撐政府運作，必須找到相應的財政承擔者。於是，決策者們創造性地把社會進行二元城鄉分割，將農民用戶籍制度套牢在土地上，利用所謂「剪刀差」「統購統銷」的財經陽謀迫使其為工業化和城市基礎建設提供積累，以確保國家系統在激流中順利運作，然後通過宣傳讓人們棄絕當下幸福，懸置一個飛躍式純淨的「精神理想國」，為那些積極革命、獻身建設的農民籌畫「在彼岸」的光榮盛典，從而消解其因物質貧困而可能產生的怨怒，讓其在高燒發暈的榮譽性陶醉中完成修煉真身。一時間，虛擬化的當家作主的快意催發出眾多奮不顧身，捨身取義的英烈模範。然而，當惡夢般的改天換地吞噬了數以千萬計的人民生命時，又有誰為他們招魂祭祀呢?血寫的偉功遮蔽了歷史的悲沉，讓後來者只能在「三年自然災害」這語焉不詳、罔顧左右的支吾中透析幾許血腥，聆聽深藏不露的開罪辯護。後來的文革遺患也僅僅尋出一系列假想敵將社會痛苦的制度罪愆推脫了事。即便如此，獲勝者依然在災民的廢墟中彈冠相慶，為風水輪回的加冕儀式譜寫新的凱旋。於是，改革開放了，中國人仿佛已看到指日可待的幸福，物質與精神的雙重貧困啟動了蟄伏的心頭之火，潘朵拉盒子一旦打開，欲火中燒的各路逐利者蜂擁而至，率先實行聯產承包，發展鄉鎮企業的農民在初嘗甜頭。與國家度過短暫的蜜月之後，其最初的鋒芒由於受制于智力、技術等現實因素而漸成昨日黃花，其所依託的粗放型生產和人力低成本靈活性優勢早已風光不再。隨著權力資本對市場的支配和掌控，其所倚重的智力、資本優勢迅速將已成強駑之末的農業經濟擠出市場。至此，後續的城市化、工業化開發迅速膨脹，大興土木所進行的跑馬圈地和資源利用使得農民賴以活命的資源空間極度萎縮並惡質化，從而敗壞農業依託的生態系統，使農民逐漸喪失基本的生存保障。如此的發展必然是：部分先富起來的人憑藉資本優勢隨意增加于已有利的談判籌碼，進而達到事實上左右國家政策取向，以便直接或間接與權力合謀進行內部分紅，最終形成一個龐大的暴利集團。這種權商依存、利害相互摯肘的共生關係使得任何形式的體制變革都必然危及既得利益集團的現有份額，所以，當國人沉湎於「WTO」而大喜過望時，清醒的學者就指出：「誰的WTO、誰的挑戰與機遇，」在中國，除卻極少數享有資源控制權的精英階層能在國際遊戲中參與分紅外，絕大多數民眾的生計都與此無關，所謂挑戰倒是多多，而機遇則只能是經濟寡頭和政治掮客們竭澤而漁、損國害民的國際性投機而已，與國計民生實無關涉。
綜上所述，權力資本對市場的壟斷性擠佔，不僅敗壞政府的公信力，也造成了社會成員蔑視公法、背叛契約的心理，使得人與人之間利益表達難於通過法理裁決予以實現，從而助長了非程式化的權力介入和暴力合作，不僅敗壞社會風氣，也消蝕著權力合法性的基礎，使得政府意志在傳達中逐級弱化甚至扭曲變異，成為缺德惡吏率性拿捏的利器。鑒於此，諸如中國這種自閉性極強而又缺乏反思性傳統的社會，發展的目標權衡往往取于強勢者的利益判斷，而對於規模化交易中退場的野生民眾，發展不僅無涉於他們的福祉，反而成為暴利集團尋求利益最大化的成本擔當者。統觀當下的發展：日趨短缺的資源和惡化的環境使得投入與產出負向增值，從而加大了民眾的生存危機，利潤追逐的慣性和大眾求富的急切心理使得人們只顧當下、不計後果、肆行無忌地開發，這不僅危及到人與自然的共生系統，同時也因不公正的掠奪而敗壞社會生態，最終難於建構具有人文關懷和生態尊重的發展模式。(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