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3日訊】(大紀元墨爾本記者李心如、肖勤報道)一位曾是大陸著名的電影導演、電視電臺主持人、現墨爾本兩家著名大學的金牌中文講師；一位曾被譽爲“北大精神導師”、來自內蒙荒原的“野蠻人”、中國著名自由派法學家；當金翼和袁紅冰走到一起，帶給觀衆的，該會是怎樣一份驚喜與期待？讓我們一起分享2005年1月29日在墨爾本博士山市政廳舉辦的由金翼主持的《袁紅冰新書發佈會》現場，領略一次觸動心靈的思想交匯，一份如美酒甘醇的喜悅，一場盡所欲語言的暢快淋漓！
金翼：今天，我們用interview這樣一種形式來舉行今天的新書發佈會，這樣的作用可以使袁老師盡情暢談這本書和他自己的經歷，一部文學作品大家感興趣的可能不止是文學作品本身，對作者大家可能更感興趣。非常遺憾，拿到书的时间很短，还没来得及看完。但是，當我打開您的書的時候，我確實有種被震撼的感覺。這種感覺說不清楚，好像它不是一本普通的文學作品，因爲對普通的文學作品，我们可以很理智、很清醒地分析它，它的人物刻畫如何，文筆如何等等，但是袁老師的書讓我說不清楚。一個是它的文風是我第一次遇到的，带有一種像火山爆發、岩漿噴發的那種激情。帶有那種野性的、荒原上的那種深深呼喚；還有一種，就是它對於如何做人對我有一種啓示，一種震動。我們的歲數差不多，都是所谓｢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袁老師的書給了我一種震動，我能不能像他那樣，爲了一種理想不屈不撓？人生應該有三種層次，第一種层次是物质上的，追求物质享受啊，名啊，利啊；第二種層次就是精神层次的追求，風花雪月啊，琴棋書畫啊；还有更高的一種層次就是靈魂的追求，追求人生永恒的價值，什麽叫做真正的人生，什麽叫氣節，什麽叫高貴、驕傲等等。人生實際上是可以達到永恒的，但是沒有人去仔細思索永恒，但袁老師思索了。今天在座的，不管你們追求的是哪種層次，都是合理的，但如果你追求的是一種靈魂层次的，一種淨化的最原本的人生，那麽您看了袁老師的書一定會有所啓發。這是開場白，現在我們言歸正傳。大家對袁老師都有所瞭解了，但是有一個問題我不清楚，您在動筆的時候只有19歲，可以說剛剛脫離孩子氣，是什麽樣的因素促使您要走文學道路呢？
袁紅冰：我的少年時期是在內蒙古渡過的，當時正是我們國家歷史上很特殊的時期——文化大革命。我在內蒙古長大，從小和蒙古人在一起生活、一起玩耍，我對這個民族有很深刻的理解，那確實是一個很高貴、很自由、很驕傲的民族。瞭解蒙古就要從它的歌舞來瞭解，蒙古男子起舞之後，就像狂醉之中的山峰和懸崖在跳舞；而蒙古女人一旦唱起歌來，歌聲中有浩瀚長風般的韻律。跟他們在一起會让人覺得靈魂、心情、做人的情操，等各個方面都得到昇華，变得很粗獷很自由很自然。所以，從小這個民族就在我心靈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到了68年，中共暴政開始迫害蒙古人。幾十萬蒙古人被抓起來，刑訊逼供，被打死的、打残的，一共加起來有十几萬人――這只是公開的數字，實際上可能比这個數字要多得多。在我心目中那樣美麗高貴而驕傲的種族，頃刻之間就淹沒在血海之中。他們的慘痛經歷深深地震撼了我少年的心，所以，在19歲那年，我站在陰山山脈的主峰上，向著內蒙的蒼天和大地發誓，我一定要把他們的苦難寫出來，一定要讓這些美麗高貴而自由的生命在我的小說裏得到復活。我覺得只有如此歷史才是公正的，而且當時我心裏有個更深刻的願望：不能让這樣生動的人格淹沒在歷史中。可是他們怎麽才能復活？在我當時看來，因爲在中共的暴政之下，那個民族的前途已經無望，我只能通過我的小說，通過我小說中的詩意，讓他們的靈魂復活。
金翼：您作品所表现那個時代是不是在文化革命的初期？
袁紅冰:是68年。這段歷史說起來很荒唐。在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內蒙古有一個蒙古人民組織，叫做｢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這個黨當時組織起來是爲了反對軍閥統治，在共產黨奪取權力之前，｢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已經消失，成为一個歷史的遺迹。可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爲了給鎮壓蒙古人，特別是蒙古人的民族情緒找個藉口，就說這個｢內人党｣仍然存在，並且企图把內蒙古分裂出去。實際上根本不存在這回事。然而，就是這麽一個根本不存在的組織，造成了幾十萬蒙古人被監禁起來，7、8萬蒙古人被打死、打残、被逼得自殺。《自由在落日中》的歷史背景就是這樣。
金翼：清查｢內人党｣在文革歷史上是一個比較大的事件，在其它省份也有各種各樣类似的清查，好像什麽｢516｣，清查各種份子等等。我很奇怪，如果清查｢內人党｣的話，爲什麽普通的老百姓要緊緊地跟著去參與這種清查活動來迫害蒙古人呢？
袁紅冰:一個原因是當時內蒙實行軍管，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悲哀――以漢族爲主体的所謂“中華民族”的悲哀――悲哀就悲哀在，到了今天，整个民族人格墮落到讓你覺得無法再向我們的祖先交待的程度。在古中華的歷史上，中國人曾有許許多多生動而又偉大的人格，例如屈原、荊軻、李白。。。。。。他们中，有的叱吒風雲、豪氣萬丈；有的風流倜儻、狂逸俊秀。可是到了近現代，尤其是在共產黨統治這個國家55年之後，我們中國人的人格中還剩下了什麽？！奴性、自私、貪婪、在物欲中腐爛的心靈。。。。。。一切与良知、高尚相关的内涵似乎都已經和這個民族的人格無緣了。最可悲的是，這個在權力面前充滿了奴性的人格，一旦它有機會以神聖的名義發泄獸性，它就會顯得極其獸性。不僅在所謂抓｢內人党｣運動中如此，在整個中國的近現代史上，只要這個民族有機會以神聖的名義發泄獸性，它都會顯得比野獸更加兇殘，這就是當時我對民族人格的感覺。我作爲一個漢族人，當時很慚愧，我覺得用我的筆，重新在歷史上刻畫中华民族的人格是我的天職。如何來刻畫，首先要寫出它的罪惡――一個民族只有從懺悔自己的罪惡起步，才有可能真正脫離罪惡；重新鑄造我們民族的人格，也是我寫這兩本書的時候，一直激勵我的想法。
金翼：這對我來講是一種比較嶄新的文學追求，能不能再詳細地闡述一下？
袁紅冰:作爲一個寫書的人，對民族、歷史，承擔的責任到底是什麽？在不同的時期，人们可能會爲自己寻找到不同的責任。作爲中國人，我覺得現在最主要的責任就是重新鑄造中华民族的人格。在共產黨統治的55年中，我們這個民族能貢獻給世界的有什麽？是科學技術？文學藝術？還是宗教信仰？我們能夠獻給人類的幾乎等於零。這對於一個曾經有過那麽輝煌歷史的民族，是一種慚愧。中华民族能獻給歷史、獻給未來的只有重重苦難。如果這些苦難不能通過寫書的人，不能通過他們的筆上升爲自由的哲理和生命的詩史，這種苦難就不可能昇華爲一種精神的價值。所以，在最黑暗的時刻书寫對於晨光的向往，在最不自由的時刻描寫人們心中對自由的渴望――這是我的天職；通過這種描寫，在歷史和未來面前，表达中華人格還有自己的不屈的願望，還有重新崛起，重新變得高尚，重新變得聖潔的這樣一種願望――這是我的責任。
金翼：我也很有感受，举例说，中國自古一直被稱爲｢禮儀之邦｣，可是現在到大陸去看看，禮和儀都找不著了，重塑中華美的使命，袁先生講的這點對我們都是有啓發的。我還有一點不解的就是，當時你寫書的時候，19歲，19歲的一個孩子，我們可以叫孩子了，那麽這個文學的修養，文學的技藝和能力是来自何處呢？
袁紅冰：這只能說是天意，我自己也很難說清。我很小的時候就有一个願望：一定要讓我的生命成爲一種英雄的史詩，否則這一生就白过了。我很小的時候曾寫過一句話――“人生如果是一場夢的話，與其做一個庸人的夢，做一個懦弱的夢，不如做一個勇敢者的夢，做一個詩人的夢，做一個大英雄的夢。”
金翼：我看了袁先生的傳記，他曾經在北大做过一個講座，题目叫｢新英雄主義｣，那个讲座奠定了袁先生在北大著名青年教師的地位。您能不能給我們講講，“新英雄主義”到底是一種什麽類型？
袁紅冰:新英雄主義其實是一種生命的哲學。從最深刻的角度講，當我們每個人面對自己生命的時候――我們很多人可能從小就思索過生與死的問題――生命從虛無中來，又回到虛無中去，我們如何確定自己生命的意義呢？我的答案是：生命就是一個注定要化爲虛無的過程，但是在虛無面前，人們有不同的表現，有的如同路易十四的話所说的：我死之後，哪管洪水滔天；而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因爲在他看來，人的本質就是一塊物質，死了以後就是一塊注定要腐爛發臭的肉，他怕什麽？给人一种無賴漢式的感覺。｢新英雄主义｣人格哲学认为，人的生命是一種在虛無前的對審美激情的展現與追求。不需要任何逻辑的證明，因为它就是一種信念。之所以提倡｢新英雄主义｣人格，是因为在我的生命过程中，清晰地感受到中國人在暴政之下的怯懦、忍讓，對自我的侮辱等等。这些使人覺得活著都是一張恥辱，“人”的概念本身就是一種恥辱。基於這樣的情況，我創作了｢新英雄主義｣哲学。（掌聲）死是人的最终的恐惧，而英雄人格哲学就是要追求美丽的凋残，使死的意境如漫天纷飞的红叶。英雄人格哲学最终解决的是人面临的第一难题――死，是以人可以是自由的创造者的名义来解决。自由，就是我的神；正义，就是我的宗教；侠义精神，就是我的信仰。英雄人格哲学是属于圣徒的生命哲学，是关于美丽凋残的哲理。我离开中国之前，刚出版了《英雄人格哲学三部曲》，现在这本书在大陆也被禁了。
金翼：我記得我小的時候就想當英雄，怎麽當呢？就是：｢同志們沖啊！八路軍拿著槍，沖啊，這就是英雄。｣雖然是同代人，但我很欽佩袁先生，他這種獨特的氣質，我很相信他剛才說的，這是天生的，好像是天上的神，賦予他一種使命似的，神使鬼差地就給他一種本事。好的，這是你文學素養的来源。那麽在文革以後，大學恢復高考之时，又是什麽因素使你選擇报考法律呢？
袁紅冰:這極其偶然。恢復高考後，我報考北京大學的俄羅斯語言文學系。我高考的俄語成績可能是全國第一。那年北大給內蒙的俄羅斯語言文學系的名額只有一個，而有个考生有後門，他想读俄羅斯語言文學系。於是招生辦公室的人就把我請去，跟我商量，把這個名額讓給別人好不好？我当时告訴他，隨你們的便，只要能讓我上學就行。這樣就把我调到北大法律系。從那時到現在我仍然覺得，法律是只需要有三流智慧就可以操作的學問。
金翼：這對我們在座的搞法律的朋友是一個打擊，起碼在澳大利亞你要想考墨爾本大學法律系得VCE最高分才行，袁先生卻說只需三流智慧的人就可以。其實，在澳洲就有這樣的情況，律師是被金錢左右，當你付錢就想辦法爲你服務，想辦法幫助你逃脫法律的制裁，是否中國也有这种情况？
袁紅冰:儘管我是研究法律的，也寫了很多法學著作，我對法律的輕視在於：第一點，法律本身太富邏輯性，它使人變成邏輯的機器。在座的諸位想一想，如果你們让一天到晚面對一個邏輯的機器，那会多麽乏味。在眼睛裏面只能看到理性利害的權衡，看不到激情，看不到夢幻，這樣的人多無聊；第二，在于剛才金導提到的当代中國社會法律的肮髒。我完全有資格说，如果问這個國家什麽最肮髒，答案是法律最肮髒。我的好多同學現在都是中國著名的律師或大法官，如果你了解了他們的生活如何地荒淫腐敗，你会为到法院打官司的老百姓覺得惋惜。中國的律師是什麽？我在前幾天聲援高智晟律師的信中對中國律師的评价是，他們就是在法官和當事人之間進行權錢交易，充當掮客的角色。你給我錢，我給你公正，這就是律師，就是中国的法律。
金翼：袁教授剛才講的都包括在他的書當中，這兩本書，一本是《自由在落日中》，講的是在內蒙肅清｢內人党｣的運動中，美麗的蒙古族同胞受到集體滅絕悲劇的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還有《文殤》這本書就是以他的自傳體的形式寫下來的，我大概瀏覽了一下，你曾经卷入了89民運，當時您不是一般的介入，是這樣嗎？
袁紅冰:在89民運之前，我和我的战友一直在思索，對於當時中共的極權政治我們怎麽辦？我和北大的幾個青年教師得出一個共識――我們一定要進入中共的權力核心。一旦中國的極權政治再發生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危機的時候，我們就可以使用在权力中心中身份舉行政變或兵變，从而迅速地把它一舉摧毀。所以在89年六四之前，我們和很多的官員進行了接觸，比如當時的國家副主席王震等。在接觸的過程中，我們也通過一些渠道和胡耀邦先生有接觸，我們感到胡耀邦先生真是共產黨內少有的有良知的人；真是一個極其有民主意識，極其有正義感的人。
89年的4月15日那天下午，我正在北大，天空中突然电闪雷鳴，我宿舍外一棵大樹的樹幹顷刻間就折斷了。我站在臺階上，感到有什么事情会发生。这时，正好有個朋友從外面很遠的地方走來說，胡耀邦同志死了。當時我心裏非常悲痛，因爲我們一直認爲中國民主轉型的希望就在胡耀邦身上。所以當下我就在我住的宿舍樓的傳達室裏拨通了給胡耀邦的長子打電話。我說，｢我代表我和我的學生，向你表示哀悼，我絕對不會讓耀邦先生走得太荒涼。｣
當天晚上，我們7名青年教師寫了第一份署名的大字報，要求推翻加在胡耀邦身上的一切侮蔑不實之辭，重新對他作出評價。當時我是北大法律系86級的級主任，我把我的學生召集起來，并把我的钱――那時候我有很多稿費――從銀行取出來，發给大家，讓弟兄們連夜把北京所有高校全部用標語覆蓋。我告诉学生们，你到哪個學校去，你就在标语上寫那個學校的名字，不要寫北大。於是弟兄們一个晚上，把整個北京的高校都贴满了。就這樣，悼念胡耀邦的活動，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逐漸衝破官方的控制，形成了規模。
5月7日學生们已經回校複課，我認爲這件事情也就到此爲止了。之后，我到煙臺去給武警部隊講課。在煙臺講課的時候，13日聽說學生已經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我連夜從煙臺坐火車趕回北京，直接到了廣場上。我一到廣場上，我的學生们围着我抱頭痛哭。纯洁的孩子們以爲一絕食政府就會讓步。我去的時候，他們已經餓了兩、三天了。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我必須得介入了。于是，我回到北大，組織了“北京大学教授後援團”，第二天召開了全校的共產黨員大會，要求全國的黨支部都反對鄧小平的這個決定等等。就這樣開始了介入。
金翼：隨著六四被鎮壓，這些後援團下場肯定也不會太好，我看了對您的介紹，是被免職了，您能談談以後的事嗎？
袁紅冰:事後很多朋友勸我逃跑，但我認爲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我一直留在北大。當時北大列出了有70多人的教工清查名單，我是第一名。我被迫停止了講課，教研室主任的職務也被终止，等等。此后的兩年中不斷地被清查。我如何對待這個清查呢？兩個辦法。一个是串供。北大的教師在清查后沒有受到重創，当局沒有找到什麽藉口來整肅我們，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們从清查一開始就進行了充分的串供活動。還有一個就是把中共的清查变成笑话。查清组中有一個老太太，在文化大革命時就是一個極左份子，把人逼到跳樓自殺。当时她已經退休了，爲了清查又把她请出來清查我。有一段最經典的對話是，｢袁紅冰你要注意，你態度这么恶劣，你要承擔責任的。｣我說，｢我又不和你談戀愛，要那麽好的態度干嘛？｣那個老太太氣得跳起來了，我告訴她，｢請你不要跳老年迪斯科，跳老年迪斯科我也不欣賞你。｣（眾笑）這兩年的清查我就是這麽過的。
金翼：六四之後，鄧小平南巡，這個南巡給中國要垮掉的社會形式好像注入了一針強心劑一樣，經濟上突然又起來了。當時你搞了一本書，影響比較大，叫《歷史的潮流》，這個在書中也談到了，這本書好像反映的共產黨內部的改革派或者是有民主意識的這一派的觀點，是這樣的嗎？
袁紅冰:六四之後，我一方面受清查，另一方面考慮如何進行反擊。在六四之後的恐怖之下，我覺得極其之悲哀。在前幾天，北京市民還對學生那么真誠让人覺得沒有半分虚伪，但是六四之後沒有幾天，又看到同樣的人開始慰問軍隊，他們顯示出來的真誠也沒有一絲的虛假性。这不禁让人懷疑這到底是一個什麽民族？在短短的幾天時間內，人们可以把情感進行360度的轉變，而每一次轉變都表現得那麽真誠。一個民族怎麽可以墮落到如此程度？！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一定要進行反擊，來挽救中华民族墮落的人格。六四以後，鄧小平有意地通過一些物質利誘來引誘知識份子，使知识分子逐漸變成金錢和權力的奴隸。在這樣的白色恐怖之下，要想進行一次有力的反擊必須利用暴政極權政治集團內部的裂痕，否則反击不可能成功，我们不可能成爲真正的戰士。真正的戰士走上戰場的時候，他總要給自己穿上重重鎧甲。鄧小平的南巡給我們給進行反擊提供了一個機會。我們當時從各種渠道得到信息，江澤民聽了共產黨内極左的一些頑固派的話，把經濟改革刹車；而鄧小平在六四血腥屠殺之後，他更主张經濟改革，因此他不允許經濟改革受到干擾。在這種背景下，有了邓小平南巡讲话。把這些情況都搞清楚以後，當時我和幾個朋友一起，主要有陳坡、張顯陽先生、鄭仲兵先生、林京耀先生，一起编写了文集《歷史的潮流》。《历史的潮流》中收编了一大批被共產黨認爲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的文章，而且攻擊的矛頭直接指向江澤民。這本書出了一個月之後就被中共当局禁了。在書被禁之後，我以《历史的潮流》主編的名義，控告當時的新聞出版總署和人民大學黨委――這本書是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的。6月14日，我們又在奧林匹克飯店組織了一次百人參加的知識份子反左大會。這兩個事件後來被認爲是｢六四以後中國的民主力量對專制一次強有力的反擊｣。
金翼：在那樣一種专制之下，你能夠講實話或者反擊一下，後果是不會太美妙的，後來您就被秘密逮捕了，是嗎？而且比較讓我吃驚的是，您怎麽敢在中國成立｢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這樣一個肯定是“反黨組織”呢？您能談談這個組織成立前後的一些情況嗎？
袁紅冰:在六四的那天晚上，我在長安街上――在《文殤》裏也寫到――看到那麽多人被打死，我這個自稱創造了英雄主義哲學的人却還活著，这對我來說是一種不能忍受的恥辱。而那天晚上我之所以沒有去尋找死神，是因爲當時《自由在落日中》還沒有寫完。到了92年的時候，经过20多年的秘密写作，這本書已經寫完了，所以我覺得生命對於我來說是多餘的了。我要爲中國最底層的老百姓做一件事，那就是成立｢中国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中國的普通勞動者，他們的命運太悲慘了。这些底層的民衆，暴政從他們身上踐踏而過的時候，从来毫無顧忌。而当时中國的知識分子沒有人願意，或者说敢于，站出來爲他們說話。我想就由我來做這件事。
金翼：那麽這件事最後做到一個什麽樣的程度？
袁紅冰：當時全國14個省有我們的聯絡員，宣言我們已經發出，有的人已經到当地民政部註冊，進行到這一步就被抓起來了。
金翼：經歷過，6.4、文革，的人聼得太多的就是谁谁被抓起來了，被酷刑折磨，太多這樣的故事，但是聼聼親身經歷的人談談的話，我想我們的感受是不一樣的，袁先生你能不能詳細的說一說是怎麽樣的一個抓法？什麽樣的罪名？他們是對你怎麽說的？給我們講講這方面的故事。
袁紅冰：我當時住在奧林匹克村，從家裏往外走只有一條路。那天我從樓裏出來，看到有三輛黑色的小轎車停在路口。因爲是學法律的，一看到三輛车都是黑色的，而且都挂着黑色的窗簾，我就知道今天要被捕了。他們對我下手的時間比我預計的早半個月，当时我還有幾件事沒有做完，但是沒有辦法。从車上下來一群人，直接把我綁到小轎車裏，戴上墨镜。那個墨鏡是黑鏡片，不能往外看。他们把我拉到可能是大紅門公安部的一個看守所，在那裏待了幾個小時後連夜把我押上火車，押往貴州。貴州自古以來就是政府流放思想犯的煙瘴之地。
金翼：對，我曾在雲、貴、川待過，雲霧繚繞，煙瘴之地。談談當時的情况，什麽樣的説法，除了反黨組織之外還有其他的什麽罪名嗎？
袁紅冰：当局对我指控的罪名一共有18項，比如：6、4期間組織教师後援團，編寫并出版《歷史的潮流》，為地下基督教會作法律顧問，等，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我書寫了反動小説《自由在落日中》。
金翼：實際上這是一部講真話的小説，真實地表現了文革中的殘暴。當你發現你20年的小説付之一炬的時候，你是怎麽想的。
袁紅冰：在被捕时，我想，我要把對我的審判變成對暴政的審判，而我就是帶者鐐銬的法官。所以被抓起來的時候很傲慢，心想我可以實現我的英雄人格了。結果第一次審問，从预审官精心设计的问话中，我敏锐地意识到我的书稿全部都給搜走了。那一瞬間我才知道什麽是行屍走肉，我覺得整個世界的顔色都變成鐵青色。從審訊室走我關押的地方，我不知道自己怎样從審訊室走回關押自己的囚室。此后的三天三夜，只记得突然嘴裏吐出一口血來，噴到監獄的墻上。20多年的心血，那是我整個生命的結晶！毀於一旦，人何以堪！我原以爲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麽能讓我害怕，可是那时我突然覺得，我錯了。但是經過了大约四五天的痛苦之後，我決定不向命運屈服！在這裡有個插曲，我的哥哥，原來是學醫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寫了一個短篇小説集――都是“反動小説”。这部小说集的藝術水平比以後的傷痕文學要高得多，文風極其飄逸。我哥哥在书中揭露他所遇到的，在暴政下種種的悲惨的事。結果這套小説被我父親發現後就給燒了，因爲我父親怕被当局發現後获罪。我哥哥知道之後，躺在家裏的床上痛哭了兩天兩夜。他再起來之後，我覺得他已經變了，從此成为一個庸人。我問他，爲什麽不重新把书稿寫出來，他跟我說，文學的靈感就像少年的神韻，一旦逝去永遠不會回來。後來，我在向胡錦濤索要《自由在落日中》的A稿的信中引用了這句話。當時我在監獄裏就想，我不能和我的兄長重復同樣的命運，我一定要戰勝命運，我一定要把《自由在落日中》重新寫出來。
金翼：20年的心血全部被別人毀滅掉之後，他能夠站起來，重新往前走，用1年的时间把它从头再寫出來，而這一年恰恰又是他在貴州流放的時候，在流放這樣的狀態下，秘密的寫出來的。请谈谈這段故事？
袁紅冰：当局給我提出三個條件，第一，我永遠留在貴州，不得回北京；第二，当局永不发还《自由在落日中》的手稿；第三，我永遠不得再寫此类反動小説。当局以這三個條件來釋放我，为了获得重新写出《自由在落日中》所需的基本人身自由，我答應了這三個條件。從被释放的第一天起，我开始重新创造《自由在落日中》。開始兩個月裏，他們把我放到一個小島上，後來把我安排到貴州師範大學儅老師，給我分了一閒房子。我房間裏的窗簾是永遠不打開的，因爲我怕当局的秘密警察在對面监视我。我每天晚上7、8點鐘睡覺，凌晨2點鐘起來，泡一杯濃濃的咖啡，開始寫作，一直寫到早晨6點，然後出去上班。白天必須假裝都在工作，一到晚上就在寫。當時身體最累的時候，幾步樓梯我都要靠扶手才能走上去。這樣經過一年的時間，我終於重新写出《自由在落日中》。
金翼：你覺得《自由在落日中》前後两稿在質量上有沒有什麽差異？
袁：你這個問題也是我最不敢問我自己的一個問題，也是我重新寫這本書最艱難的地方。因爲這本書我寫了20多年，易了10多遍稿，應該說記憶得很清楚，但是在重寫得時候縂覺得有些好的情节被我遗漏了，縂覺得我丟失了一些有價值的诗意。所以最大的困惑、最大的精神折磨就是這個问题，我縂担心沒有達到原來這麽好。現在我也不知道到底是A稿好，還是B稿好。但我相信，B稿好一些，畢竟重新創作了一次。
金翼：A稿在開始寫的時候，你是19嵗，從人生的經歷，閲歷來講都不會像現在這樣成熟，是不是有這樣的因素。
袁紅冰：可能會丟掉很多不成熟的東西，但是人一旦成熟往往就不美了。美在少年。少年喝酒都那麽美，不像人老了喝酒会作假，喝酒不往嘴裏倒而往袖子裏倒。
金翼：在袁先生的性格特點裏面有我們一般人不太具備的，就是他很超脫，就是他不太受物質所左右，還有他身上還有一種野性，他的書中有段打架的，說得是文革的一種風潮，下鄉的知青返城回來無所事事，打架，他拿了一把斧子，把一群对手都打跑了，得了個勇敢的稱號：“野蠻人”，這體現了一個人的性格。那麽，在監獄裏有沒有對你進行體罰？
袁紅冰：實事求是地講，對我沒有，但是對我周圍所有的人都有，這些都是我親眼看到的。
金翼：當你知道你的書被拿走的噩耗時，有沒有感覺到，這個政權我打不過他。
袁紅冰：這個政權我有可能打不過。当年我跟王震接觸的時候，王震講張繼惠（共產黨的一個戰鬥英雄）說，如果學生再出來遊行的話，我們就駕直升飛機發射火箭彈把他們打回去。聼到這些話的時候會产生絕望感覺。但是無論絕望不絕望，我都沒有想过屈服。
金翼：在《歷史的潮流》一書中，你請薄一波题了字，能不能这样理解，你對中共的元老還寄有一定的幻想？希望他們中有好人能夠出來，在內部進行改革？有沒有這個因素？
袁紅冰：沒有這個因素。當時這本書是被清查對象，如果這本書裏有我的名字，出版社怎麽能把它出版呢？我們採取了兩個措施，一個是找個共產黨中的高级官员來給书題辤，我們通過薄一波的警衛秘書找到薄一波。我們給他拿去審的稿子，是另外一份稿子完全不同的稿子，薄一波一看很好，题词“改革開放，富囯強民”。然後我們把這個題詞夾到我們真正要出的稿子裏面送到出版社。要是沒有薄一波的題詞，一是书不可能出版，二是出來馬上就會被封掉，因爲出现了胡勣偉的名字，我的名字，張鹹陽雖然用的是筆名，但是人家一看文章也就知道了，他的文章直接影射的是江澤民。這樣的一本書，如果沒有掩護，根本不可能出版。在薄一波題詞的掩護之下，這個書活了一個月。一個月已经足夠了，我們把8萬冊的書發到全國各地。
金翼：那麽，到澳洲有什麽感受呢？你這次出逃是非常不容易的，是背水一戰。
袁紅冰:我出逃就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出版這四本小說。现在其中兩本出版了，我當然很激动。剛開始寻找出版社的時候，心裏有很多的恐懼。担心這四本書落到被共產黨收買了的出版社手裏。最後确定书由博大出版社出版，我很高兴。儘管博大出版社是一個较新的出版社，但是他是敢於堅持真理的。我的書出了，這是最大的愉快。
金翼：換句話說，是不是你這次出逃最主要的目的是你的文學，而不是，比如說：追求自由世界？
袁紅冰:我刚出來的時候，第一次回答記者採訪時我就說，我這次出來不是爲了寻求财富、名譽、地位等任何个人目的，我就是爲了出這四本書。我就是要将中華人民的苦難昇華爲自由的哲理和生命的史詩，我就是要讓那些在暴政中已經死去的年青美麗自由的生命在我的作品中得到復活、得到永生。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我的書能成爲中國的文化復興運動中的一片朝霞、一片晨光。
金翼：今後有什麽其它的寫書計劃嗎？
袁紅冰:現在還沒有，正在尋找靈感。但是現在主要是把下兩本書：《金色的圣山》和《回归荒凉》出版出来。这兩本書剛校對完，再過一两個月书就會印出來。
金翼：由於時間的關係，就講那麽多了，謝謝大家。
觀衆問答：
ASK:袁先生你是一名共產黨員嗎？那麽你當時向黨作宣誓的時候與你後來的所作所爲，你自己有沒有什麽想法？
袁紅冰:83年入黨，六四以後被開除出黨。
其实《文殤》裏已經有了這個情節。既然這位先生問起來，我就給大家先講一下我是怎麽入黨的，當時爲什麽要入黨。我和幾個北大的青年教師陳坡、張明久等一群朋友對當時中國的形式有一種分析，要想儘快地實現中國的民主建設過程，久必須在關鍵的時刻能釋放出關鍵的政治能量來，那麽就需要我們有人能進入到共產黨的最核心的部門，這樣的話就必須入黨，於是我們幾個朋友就約定一定要混入黨中。而且當時有這種願望還是因爲胡耀邦先生是党的總書記，我們認爲這個人有可能主動推動共產黨的新改革。說是混進中囯共產黨，可那不是這麽一件簡單的事，我在本科生的時候混就沒有混進去。爲什麽？在入黨之前，也就是所謂的入黨積極份子，都要在一起開會，黨員也參加。這些想要入黨的人要把自己罵得狗血噴頭。怎麽罵呢？一般套話都是這樣的：我堅決要求加入中囯共產黨，我堅決信仰共産主義，但是我這個人還有無數的缺點，比如說我驕傲自大，生活不檢點，所有這些缺点在黨組織像母親一樣溫暖的關心下，我會慢慢改好的，等等這些肉麻的語言必須要說，不說你是過不了這一關的（眾笑）。那麽在本科的最後一年又是最後一次會議上，我後來的導師想把我拉入黨內，他說，這是你最後的一次機會了，你一定要說好。結果到了會上，大家又都這麽說了一番，我真受不了了。轮到我时，我說，中國爲什麽會發生文化大革命呢？那是因爲像我這樣優秀的人才沒有及時的被收納入共產黨裏邊，所以要想更好，就得趕緊把我吸收入黨。我那個導師坐在旁邊一聽這句話，就想，完了，這小子肯定入不了黨了。那麽到了研究生，又想入黨，該怎麽辦呢？著急得很。因爲當時跟王震那些官們的關係，和軍委文革小組的副組長劉志堅，我們的關係都已经很好了，可是入不了黨，就調不了工作。有一天，我們住的研究生樓那個廁所被堵了，尿水就溢到走廊裏，我當知青的時候是淘過大糞的，不在乎這個東西，也沒考慮，就把褲腿一卷，就從我那個房間沿著走廊走過去，準備把尿池子通開，大家要不然都走不了。女生在樓上，我們在樓下，誰都出不去。結果我從走廊裏這麽一走，我忽然發現，走廊兩邊都是門，每一個門都是三個頭，那三個頭可能是黨支部書記、團支部書記再加上學生幹部。因爲按照共產黨的要求，他們要吃苦在前，享樂在後，這時候需要他們出來幹的，但是他們又沒有膽量去趟這個尿水，於是，他們只能｢老袁，小心點，老袁，小心把腳劃破了｣，好像我馬上要赴刑場似的。當時我根本沒有這些想法，但是捅完厕所以後，人家都說，這麽好的人，還不讓他趕緊入黨嗎？這是個意外收穫。
結果過了三個月之後，大家都把這事忘了，我還沒有入黨，把我煩透了。我想這怎麽辦呢？有一天突然靈光一閃，頓悟了。我忽然想到，你袁紅冰是一個敢於創造歷史的人，难道不敢創造一次尿水外溢事件嗎？於是我在晚上6點半以後，把一大盆膠泥放在尿池子裏，然後從一樓跑到六樓，把所有的水龍頭全部打開，等到晚上10點半同學們晚自習回來的时候，水已經全部溢出来了。于是我當著衆人的面，把褲腿一卷，從水裏走過去。心想馬上把它弄開，又想還是讓他們再著急一會兒吧，就在裏邊抽了一根煙，然後把它弄開。這樣我一共創造了四次尿水外溢事件（眾笑，鼓掌），後來我就入黨了。這段經歷在《文殤》裏都有寫到。
關於我當時入黨的想法，這個問題說到底就是一個信念，我從小就有一種衝動，要使我自己的生命，讓我的命運成爲一首英雄的史詩。我從小就覺得這些物欲的追求對我來說是很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創造的“英雄人格”哲學裏面的一個概念――｢美麗的凋殘｣，就是說，當你死的時候，你的死要很美。當你回歸虛無的時候，你是以一種審美激情回歸虛無。我覺得這才是人與物的區別。在茫茫宇宙間，地球只不過是一個趨於零的點，那麽居住在這個點上的人就顯得更加渺小。對於永恒和無限來說，人的物性的過程渺小得可以忽略不計。但是，我們爲什麽可以稱我們自己是宇宙之花？我們可以很驕傲地面對茫茫宇宙？那就是因为我們有精神的追求，有对審美激情的追求。從這一角度講，在我看来，唯物主義者，是一种猥琐的、很低級的動物。
問：在你的書《文殤》裏，我從頭看到尾，有一個詞出現頻率最高的，你知道是什麽詞嗎？｢屁股｣，大概出現過1千字都不止，我能理解你，你在用這個詞的時候很痛快那種感覺，是不是你把它作爲一種習慣的形容詞來用？
袁紅冰:有的時候寫到中國人的卑鄙無齒无耻的時候，只想破口大骂。現在你們看到的這個版本，是經過臺灣博大出版社的很文雅的編輯們校訂過的，而且都給我提出了一些意見。經過很多修飾，變得不那麽野蠻。所以現在看到的這個版本，已經有了很多修飾，變得不那麽野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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