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5日訊】一枚擦身而過的魚雷
趙紫陽先生的死亡。不是一個瞬間，而是一個事件。一個從去年冬天開始，可能持續至今年清明，並可能與今年的“六四”紀念相粘連的政治事件。甚而至於，作為一個附時間的、一定會發生的事件，“趙紫陽之死”早在數年之前就開始了，人們預訂、預期或預購了這一事件。因為人們早就知道，被軟禁的趙先生將對中國政治現實發生的最後一次影響，就是他的死亡。
其實，多年來我們都在等待這一事實。這個等待對趙紫陽來講是殘酷的，因為它具有一種將趙紫陽先生非人化的傾向。但這不能怪民眾的政治功利心，這是一個黨治國家注定的悲劇。從正面說，一個極權主義政治中的領袖，連死都能影響國家的命運，更何況他活蹦亂跳、搔首弄姿的時候。從負面說，一個黨國領袖，連他的死都不屬於他自己，而是一種公共物品。即便是被軟禁的異端領袖如趙紫陽，亦是如此。
縱觀兩千年國史，甚至從未有一個人的死，像趙紫陽這樣，在多年之前就被朝野內外賦予如此多、如此漫長的政治期待、設想和顧慮。我至少在5年前，已聽見有朋友討論 “趙紫陽之死”這一政治期貨的行情。十幾年來，隨著趙紫陽身體健康狀況的零星消息逐年增多，關心中國政治前途的人們，都懷著一種善意，一希望趙先生爭氣，壽比南山，不要死在江澤民等人的前面。二希望趙先生能死在一個最恰當、最有希望的時刻，足以成為大陸政治轉型的一個契機。人們的想法的確是功利的，就是希望積累在趙紫陽身上潛在的政治資源和品牌，不要泥牛入海、白白浪費。人們的想法也是奢侈的，希望“趙紫陽之死”這5個字發生核聚變，成為推動政治改革的原子彈，就像當年周恩來、胡耀邦等人的死亡事件一樣。
這種期待本身，就是極權主義政治的一種循環產物。人們不敢期待一個活著的戈爾巴喬夫，於是轉而期待一個死掉的戈爾巴喬夫。意識形態統治的特徵之一就是死人統治活人，儒家的傳統亦是如此，所以人們等著趙紫陽的死，因為只有死亡才能將趙紫陽的政治力量釋放出來，只有當趙紫陽進入先賢祠，“入土為大”，才可能脫離被軟禁的邊緣化地位，重新高於一切活著的黨國領袖。也使“趙紫陽”三個字成為當政者腦門上的一句咒語，或一台龍頭鍘。
極有可能，這也是趙家甚至趙紫陽本人的一種期許。因為在這種政治下，除了死，你已沒有別的武器，沒有別的翻身仗可打。它給一部分對中國政治前途持悲觀立場的人，帶來一種頹廢中的積極姿態。人們這樣想，在可預料的未來，至少有一件事是可以期待的，至少有一個機會是肯定要來的，那就是“趙紫陽之死”。
但這種炒股式的期待心理，卻顯得如此沉重、悲哀和缺乏可操作性。它只能使期待者和被期待者都勉為其難。“死亡政治學”有可能是一種機會，但更有可能是一種陰影和負擔。“趙紫陽之死”可能是一枚原子彈，但更有可能只是一枚與我們擦身而過的魚雷。
一樁世界性的醜聞
“六四”其實由兩部分構成，一是廣場上的民主運動，一是中南海內的政變。與前者相連的是趙的開明，它使趙紫陽的個人歷史巔峰定格在他現身廣場的一刻。而與後者相連的則是趙的柔順。僅僅因他的推枰認輸，才使一場顛覆最高權力的政變獲得了表面上的合法性，使中共的政統不至於斷裂。因此趙紫陽之死也有兩重反應可看，一看民間社會對89民運及80年代趙紫陽推動經濟與政治改革的悼念。二看憑“六四”政變得以延續的中共現政權，對前總書記趙紫陽之死的應對。
在前者，幾可肯定，盡管海內外紀念趙紫陽的活動正方興未艾，但“趙紫陽之死”作為一個事件，已經與中國的政治改革擦身而過。這一事先張揚的政治期貨已經被迫以現貨平倉。他早不該、晚不該，不該死在這個極權主義強勢回潮的冬天。死在胡錦濤政權坐穩江山、政治改革遙遙無期的當口，死在一個風聲鶴唳的、政治案件的高發期。往前說，2003年的SARS和孫志剛案件期間，2004年的“六四”十五周年紀念和中共四中全會交權期間，都是升值空間巨大的時機。只有在那種社會氛圍和雙頭政治的罅縫中，才可能在較廣泛的民眾中喚起15年前的記憶，把趙紫陽的道義資源和維護民權的當前動機，天衣無縫的勾連起來。往後說，留得青山在，機會就更多了。可惜天不遂人願。
除開時機問題，“趙紫陽之死”的政治與道義感召力，也不可能超過“六四”本身，甚至超不過“天安門母親”或蔣彥永醫生。事實上，趙紫陽之死是一個時代的終結，而不是一個時代的起點。他的去世，標誌著大陸改革時代的終結，黨內開明派勢力的終結，也標誌著 “死亡政治學”的不復存在。仔細觀察近日來紀念趙紫陽的活動，其主體主要是海外流亡群體和國內邊緣化的89一代。換句話說是政治存量的哀思，不是政治增量的發難。因為趙的思想格局，及其在整體立場上對中共的依附與柔順，使其不可能得到當前自由知識分子主流和民間維權勢力的、更廣泛的認同。甚至包括像我這樣懷著“六四”情結的年輕一代知識分子，都並無“趙紫陽情結”可言。因此期望“趙紫陽之死”帶來類似1989年的政治改革浪潮，只是一種過分樂觀的奢望。
但在後者，竊以為只要“趙紫陽之死”發生在尚未解除對他的軟禁之前，他的死都將對中共現政權構成沉重的打擊。只要趙紫陽還活著──無論以什麼樣的方式，中共就避免了對趙紫陽的評價和對他所代表的道義資源的最後表態。只要他活著，中共就在理論上保留著為他“平反”的可能性，保留著和解的餘地。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共不怕他活，就怕他死。活著是一種敷衍，是一種維持，是相安無事。而死則是一種決絕，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撕破臉皮。所謂蓋棺定論，死的意思就是把對手逼往下定論的死角。
死亡，把趙紫陽的道義資源，轉化為中共的道義壓力。也使趙紫陽15年來被軟禁的個人命運獲得了一個最尖銳的表達。在21世紀的今天，在改革開放已近三十年，中共亦標榜人權、法治多年之後的今天，中共唯一一個在世的前總書記竟然被軟禁致死。從這個意義上講，趙先生死在被軟禁當中，他的死，已給共產黨帶來了又一次洗刷不掉的恥辱。直到今天，中共仍能把自己的前總書記軟禁致死。這使“趙紫陽之死”成為一樁世界性的醜聞，成為這個國家最悲哀、最寒心的政治事件，也成為自“六四”之後中共合法性資源面臨的再一次摧毀性的傷害。它足以使中共對自身統治的任何粉飾之辭不攻自破，足以使本年度的人權狀況落在及格線以下。
趙紫陽用自己的死亡，最有說服力的向世界表明，在今天做一個中國人的政治命運和全部悲哀。就像當年的劉少奇。再沒有一個人有足夠的信心，認為自己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一定能比趙紫陽活得更安全、更幸福、更有尊嚴。在一個連父兄都能殺害的兇手面前，一個陌生人怎麼可能還有安全感。
目前“趙紫陽之死”在官方引起的嚴厲措施，也超過了民間的動彈。如各主要城市都在17日當天採取了警戒措施，除了新聞、網站各方面的常規控制之外，從趙紫陽去世前數天，大陸各地的公安、國安系統就開始對大量異議人士採取各種限制和騷擾，甚至主動和一些活躍的知識分子接觸談話，了解民間動態。現在回過頭來看，入冬以來左翼意識形態的蠢動，包括捉放“三君子”事件在內的一系列政治案件，甚至數次謠傳趙紫陽去世的消息，都不排除是中共化解今冬 “趙紫陽之死”的一次全盤謀劃。
面對這一鋪，竊以為大陸民間最理性的態度不是奢望伺機而動，赤膊上陣。能把中共的這一恥辱彰顯出來，低調的把這一事件持續下去，在趙紫陽之死對中共的政治傷害上再撒一把鹽，那就是民間的勝利。這一事件的關鍵，不是我們非要表態，而是要逼著中共表態。譬如中共是一家銀行，這正是擠兌的時候。
2005-1-21
──轉自《爭鳴》雜誌2005年2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