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7日訊】(大紀元記者辛菲采訪報導) 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先生遺体告別儀式1月29日上午在北京八寶山公墓舉行，新華社簡要報導了趙紫陽的生平，只字未提趙曾擔任國務院總理、党總書記、以及他在改革開放中的重大貢獻，卻特別指出趙在89年「犯了嚴重錯誤」。大紀元記者辛菲北京時間2月6日采訪了現居北京的中國著名文學評論家顧驤先生。
顧驤先生原為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主任﹑中宣部文藝局副局長﹑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曾與王若水、王元化一起替周揚起草《人性、人道主義問題論集》。
記者﹕顧先生﹐您好﹗海內外對趙紫陽先生這件事非常關注。我們大紀元也做了系列名人專訪﹐我們也非常希望聽聽您的想法。不知您是否方便談談﹖
顧驤先生﹕是的。我覺得趙紫陽先生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在農村改革方面他是有貢獻的﹐在經濟改革方面是有成就的。他在對於人民群眾的民意和呼聲方面是持一種積極的﹑開明的態度的。他的去世是一個悲劇。
記者﹕您對中共關於趙紫陽先生的後事處理怎麼看呢﹖
顧驤先生﹕我覺得象趙紫陽這樣一個曾經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身份﹐他的去世﹐當局這樣的處理是不公平的。另外﹐中國傳統的做法就是人死以後﹐就儘量地言其善﹐而公開指責他犯錯誤的這種做法也是令人驚訝和不解的﹐是違反中國傳統做法和道德的常理的。
記者﹕您覺得中共為什麼要違背民心民意這麼去處理呢﹖
顧驤先生﹕當然﹐這個是很清楚的﹐無非是想要強調在「六四」問題上趙紫陽是錯誤的﹐表明當局在這個問題上還是很清楚的﹐很鮮明的﹐不容含糊的﹐我想大概是這個意思吧。
記者﹕「六四」的問題大家不是都知道是錯誤的嗎﹖當局難道不清楚嗎﹖
顧驤先生﹕這個說來就話長了﹐天下很多事情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個人有不同的看法﹐這也是一種常見的現象。
記者﹕趙紫陽先生被囚禁了16年﹐過了這麼長時間﹐為什麼他的去世引起了這麼大的反響﹐人民還是這麼關注他﹖
顧驤先生﹕當然﹐任何一個為人民做了好事的人﹐人民總會記住他。在他走完一生的時候﹐人們當然要懷念他﹐頌揚他﹐這是必然的。而且趙紫陽在1989年那種凜然的做法﹐應該說是很難得的﹐很傑出的﹐在歷史上留下了一筆的。
記者﹕這也說明人們對正直﹑有良知的人是很尊敬的﹐也反映人們的向善之心。
顧驤先生﹕對﹑對。是凡是正直的﹑對人民做了有益的事情的﹐而且表現了一種無畏的品格﹐他總會在人們的記憶裡和心裡留下來的。
記者﹕象趙紫陽先生這樣一位﹐當時應該算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為什麼會有此悲劇呢﹖曾經也有人說﹐共產黨的歷任總書記都沒有好下場。
顧驤先生﹕這也是反映共產黨的體制問題。在某些重大問題上﹐到現在為止﹐還有某些截然不同的看法﹐而且是掌握發言權的﹐他們有另外一種看法﹐所以他們才會這樣處理﹐這也是很顯然的。
記者﹕您有沒有去參加趙紫陽先生的遺體告別儀式呢﹖
顧驤先生﹕參加遺體告別儀式是限定的﹐我對趙紫陽先生在那個歷史關頭的言論行動表示尊敬﹐對他的去世表示很悲哀﹐我對他是很悼念的﹐但是我沒有能夠出席他的遺體告別儀式。
記者﹕是的﹐這次是很嚴格﹐很多人想去﹐都沒能去。您覺得黨內對趙紫陽先生同情的人多嗎﹖
顧驤先生﹕我接觸到的很多朋友們﹐差不多都能公平﹑公正地評價趙紫陽先生。
記者﹕您覺得中共這樣的處理方式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顧驤先生﹕只能使廣大的民眾感覺到不公平﹑當局太小氣﹐可能結果與中共當局預期的適得其反。但是我的分析﹐暫時很難再有89年那個時候的事情。因為現在大陸的風氣﹑社會狀況﹑社會的思想狀態﹐現在年輕人的思想狀態﹐和那個時候都不能同日而語﹐現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實用主義風行﹐我不是低估現在的年輕人﹐但是以前年輕人的那種政治熱情﹐那種憤世懮國的傳統很弱了﹐強烈的熱血沸騰關心時政的很少了﹐越來越為自己的利益了。
記者﹕您看這種現象﹐覺得中國的出路和希望在哪裡呢﹖
顧驤先生﹕當然﹐包括很多的朋友都是認為﹐中國的出路當然是憲政民主﹐現在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瓶頸就是這個問題﹐如何能夠順利實現憲政民主﹐現在看來是很艱難的。
記者﹕前段時間﹐因為中共高壓恐怖政策下﹐不斷地抓人﹐當時﹐一些人士就提到對中共已經放棄幻想了﹐甚至美國的主流報紙也登了相關的報導﹐說胡錦濤在開倒車。
顧驤先生﹕是的。我也聽到一些朋友談這樣的看法。這給整個知識分子界一個什麼教育呢﹖就是應該看到﹐不要指望某個人﹐不要對某個人抱有各種希望﹑幻想﹐把中國的問題的解決寄望在某個人身上。這個對於現在的知識分子是個教訓﹐不能指望某個人﹐而要解決整個體制問題。對於新的一種上來的人的好感﹑親民政策的好感﹐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整個體制問題不解決的話﹐人他也不是決定性的。這件事情也是壞事變為好事﹐對整個知識分子是很大的教訓和教育。
記者﹕是的﹐其實趙紫陽先生就是一個例證﹐他本人作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他有良知和善心﹐但是被整個體制束縛着﹐也沒有辦法說了算。很多人也指出這個問題﹐就是黨性和人性的問題﹐認為「六四」時趙紫陽先生為了保護人民﹑維護良知﹐而拋棄自己的權位﹐這是他人性的一面﹐但是被共產黨的黨性所壓制了。也正是您剛纔講到的道理﹐不是一個人﹑兩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體制的問題。
顧驤先生﹕是的﹐是的。但是整個體制的改變﹑走向憲政民主呢﹐過程很艱難。中國人民的覺醒還是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的。
記者﹕最近通過海內外發生的一些事情﹐我們也看到一些好的跡象﹐民眾在逐漸覺醒。尤其經過最近的這些事情﹐老百姓也都在反思﹐通過各種方式表達出自己的覺醒。比如大紀元發表了《九評》之後﹐海外舉辦了幾十場《九評》研討會﹐而且還在繼續﹐方興未艾﹐各界人士紛紛地參加研討會並且展開熱烈的討論﹐國內也有很多好評﹑反響﹐通過各種方式反饋回來。此後﹐海內外有很多人不斷地在公開發表退黨聲明﹐近來又是全球各界人士參加聲勢浩大的「悼念紫陽 告別中共」的活動。從這些現象﹐大家也看到了中國的希望﹐覺得民眾在逐漸覺醒。其實一旦把中共的輿論控制打破﹐民眾的覺悟也是非常快的。
顧驤先生﹕是的﹐是的。你在那個地方能夠看到很多充份表現我們民意人心的這一面﹐在大陸﹐很難很難了﹐言論控制越來越緊張﹑越來越嚴了。
記者﹕是的﹐言論控制很嚴﹐尤其這段時間﹐很多國內的人設法通過各種途徑主動跟大紀元聯繫﹐希望把國內老百姓的民意心聲傳出來。也有不少人指出﹐其實國內有很多人明白了﹐想說但是苦于沒有地方說。我們最近也接觸了一些國內的各界人士﹐他們勇敢地表達自己的心聲﹐希望能夠用自己的良知和正義的呼聲﹐力所能及地為中華民族做些貢獻。我在這個過程中﹐真得是非常感動﹐看到了很多不顧自己的利益安危﹑真正懮國懮民的中華民族的脊樑﹐我們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希望所在。趙紫陽先生也是這樣一種精神的體現﹐他的經歷也喚醒了更多的人。
顧驤先生﹕是的﹐是這樣的。就象我﹐我跟你現在談話﹐按照大陸﹑按照共產黨的規矩﹐這些都是屬于「大逆不道」的﹐可是我呢﹐黨齡已經超過半個世紀﹐參軍已經超過60年了﹐我也什麼都不在乎﹐我自問我一生﹐一直都是對我們祖國﹑人民抱着赤膽忠誠的。現在我談這樣的一些看法﹐也是對于祖國﹑對於人民的一種熱情﹐我才這樣做的。
記者﹕非常感謝您﹐我很感動﹐我完全理解您的一片愛國之心。正因為有這種正義的聲音﹐並且傳播開來﹐大家互相鼓舞﹐老百姓早日覺醒﹐中華民族才有希望。
顧驤先生﹕是的﹐是的。我想再順便告訴你一件事﹐我在去年出版了一本書叫《晚年周揚》。
記者﹕我曾經看到過您與王元化﹑王若水先生一起替周揚起草的關於人道主義的文章。
顧驤先生﹕是的﹐我後來自己寫了一本《晚年周揚》﹐描述了當年一些事情的經過﹐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寫的﹑我揭露的都是事實﹐把這個歷史材料﹑共產黨的這一段歷史寫出來﹐我應該有我的言論自由﹐而且我沒有觸犯任何的法律。但是居然被當局封殺了﹐不准再版﹐不准重印﹐而且我找了當局主管意識形態的官員﹐證實了是他們下令封殺的。你說﹐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被我現在所在的這個組織把我很正常的言論自由給剝奪了﹐這叫什麼﹖﹗
所以很多老的共產黨員﹐比如象胡勣偉他們﹐象我也是這樣的﹐當年年輕的時候﹐追求理想﹐抱着一腔熱血﹐頂着犧牲生命的危險﹐為了國家﹑人民﹐到現在我們的熱情仍然沒有衰退﹐但是我們卻遭到了這樣的一種對待﹐這說明什麼問題啊﹖﹗
這本書現在在香港給我出版了﹐可能還要在美洲﹑東南亞發行。有機會我送你一本。
記者﹕謝謝您。我一定拜讀。非常感謝您跟大家分享您的想法。
顧驤先生﹕謝謝你們﹐向你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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