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日訊】隨著寡頭主義改革陷入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死胡同，制度化腐敗和貧富兩極分化導致社會衝突愈演愈烈。中共當局利令智昏，不能適時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反而嚴厲打壓來自民間的一切抗爭活動。在憲政民主的路徑選擇上，「和平、理性、非暴力」一直是中國人權民主運動的主流訴求。這並不意味著人權民主運動註定是軟弱無力的，只能祈求自上而下的改良，也不意味著憲政轉型過程註定是溫良恭儉讓的，不會導致激烈的社會衝突。配合中共當局「穩定壓倒一切」的叫囂，學界也掀起一股「保守主義」思潮。
從新左派、新權威主義到新黑格爾主義、新傳統主義、新保守主義、新……主義，這股「保守主義」思潮花樣不斷翻新，作出各種媚態爭奇鬥艷、合縱連橫，甚至不惜神經兮兮地向西方世界反對形形色色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新自由主義拋媚眼，可謂意亂情迷，只要「保守」就好！由此製造出一堆堆學術泡沫和思想垃圾，目的只有一個：維護一黨專制。因此，這股思潮在問題意識和訴求目標上迥異於「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人權民主運動，也迥異於西方國家建立在個人價值觀和自由秩序之上的保守主義。
其實，傳統是由無數的現代層累加上的。現代則是由既往的傳統進化生成的。撇開具體的問題意識、社會條件和訴求目標，現代與傳統、激進與保守無所謂好壞之分。以洛克與盧梭而論，二者之別並不在於誰更傳統、保守，誰更現代、激進。強調「自由」的洛克由其現實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出發，更注重個人自由和權力制衡；強調「平等」的盧梭則由其浪漫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出發，更注重所謂「人民主權」。面對暴政，洛克並不軟弱、保守，激進地認為人民有反抗暴政的天賦人權。盧梭追求直接民主的「人民主權」則難以落到實處，甚至蘊藏著能夠轉化為極權主義毒素。
為了達到「告別革命」目的，這股思潮不惜似是而非地借助反思「5．4」新文化運動和法國大革命中的激進主義為專制主義辯護，全然不顧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人曾經激進地反傳統。陳獨秀是激進主義思潮的代表，更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和領袖人物。胡適則是主張憲政的自由主義者，而非保守主義者，對共產主義更是退避三舍。法國大革命的腥風血雨恰恰是絕對專制導致的結果：絕對權力帶來絕對責任，絕對真理帶來絕對謬誤。事實上，早在路易16被送上斷頭台之前，英國國王查理1世就因為單方面改變稅收結構、侵犯人民主權而於1649年1月被國會處死。
17世紀的資料表明，尼德蘭聯省和英國在近代民族國家的競爭中勝出，是在權力制衡條件下得以選擇保護財產和自由的產權制度，在人口增長情況下首次擺脫收益遞減的馬爾薩斯抑制，實現了長期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西班牙和法國儘管有優越的初始條件（如外部稅源、自然秉賦），政治發展卻大為落後。代議機構為了穩定和秩序，拱手將稅收控制權交給國王。國王的專斷意志和權力，阻礙了財產和自由的發展，導致兩國在競爭中敗北。諾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中引用理查森的話說：事情的真相是：「任何時候登上英國王位的最強大的王朝只有當它不超出國家規定的限制時才是強大的。」英國和法國走向資本主義時有限專制和絕對專制的不同約束條件，造成了保守和激進的不同路徑選擇。
首惡乃是一黨專制。黨淩駕於國家之上，就不會有憲法秩序和共和，不會有持久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唯有憲政民主才能帶來憲法秩序和共和，為不同利益的博弈提供和平、理性、合法的政治鬥爭通道。面對忽左忽右、忽激進忽保守的中共當局，人權民主運動也應當有激進和保守兩個不同的維度：嚴格保守個人自由；高奏向一黨專制發起猛烈衝擊的激進號角！（2005年2月22日）
－－轉載自《民主論壇》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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