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8日訊】((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秦越採訪報導) 兩會期間，中國西北農林科技大學逾百名農業博士深入調查大陸農村問題後，將農村教育困境寫成上千字報告，上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期望中國領導人解決農村教育問題。 報告還詳細描述大陸農村教育困境：「學校基礎設施非常薄弱，有的學校沒有電腦，連最基本的教學設備都不能滿足；農村教師普遍短缺．．．」據統計，目前中國農村勞動力約四億八千兩百萬人，其中初中及初中以下程度約佔百分之八十七點八，每年約一千萬農村中小學畢業生因無法升學而回鄉務農。
記者秦越為此採訪了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玉林。張玉林著有《轉型期中國的國家與農民（1978－1998）》，《2004中國教育不平等狀況藍皮書》等著作。
張玉林說，每年兩會都會有人提交關於農村教育落後的議題，中央領導相信對此現狀是清楚的。雖然中國制定頒布了「義務教育法」，但是實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張玉林認為，農村教育落後，主要是中央政府投入教育不足和財政資源分配不公平。
張玉林說，從93年到03年，各級政府10年間在教育開支上欠帳6千多億，最主要的責任是中央政府投入不足。中央和省級政府基本上沒有擔負起農村教育投資的義務。他說：「政府投入主要是由基層政府投入，也就是說鄉、村以及縣，百分之八十是由鄉、鄉以下投入的，如果欠帳的話，最大的債主、債務人應該是中央省級政府吧！這是我個人的看法，它們投入不足才造成這種鉅額的欠帳，實際上地方政府已經勒緊褲腰帶，超過它的支付能力啦！」
按照義務教育法，中央和省級政府有責任扶持農村教育，然而他們卻逃脫了這個責任，這與資源分配的制度框架有關。張玉林說：「我覺得這個是與大的資源分配製度的框架有關係的，因為教育制度實際上是城鄉分割的，農村這一塊基本上中央省級是不負責任的，也就是說從相關的政府來看的話，沒有這一塊投入的責任，當然本來是有的，從邏輯上、理論上、法律上是有的，但實際上沒有。」
1993年，國務院發佈了一個「教育發展綱要」，規定政府每年投入教育經費應該達到GDP的 4％，但是頒布之後，教育投入反而減少。直到1998年，稍有提升，達到 2.89％。目前，溫家寶政府採取了一些措施，但是援助力度遠遠不夠。
張玉林認為，根據中國的GDP和人均收入，中國政府目前有財力在農村實行免費教育。在日本，韓國均已實行免費教育。他說：「我認為就農村地區而言，現在應該實施免費義務教育，免費的義務教育不僅僅是所謂的貧困人口。我認為從現在中國的各級政府的財力來看，特別是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它有這個財力。
像日本、韓國他們在實行九年義務教育的時候，它的人均GPD是1600到1700美元，日本是在47年實施，韓國是在70年代末開始實施的。那麼中國的那種GPD的情況呢，人均GPD從名義上看，也就是從匯率上看，03年是突破了人均1000美金；如果按照實際購買力來算的話，最起碼應該乘 3，也就是說達到3000美金。如果拿國際經驗來比較的話，中國政府沒理由不實行免費義務教育。」
然而要讓中國政府實行免費教育這一政策，張玉林認為，阻力很大：「這個要看決策機制與民主化的程度。也就是說政府收上來的錢怎麼樣花，是單純的由政府來決定？還是應該由廣大的群眾一起來參與？徵得更廣泛的民意。如果徵得更廣泛的民意，我想應該是實施免費教育，就是政府投入更多的資金。如果這一點沒有保證，還像以前那樣，錢怎麼花，1000億也好，10000億也好，財政部門就決定了，那麼肯定鄉農分利、轉移支付、加大投入的力度不會很大。」
類似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的這樣的報告，每年都有，國務院，教育部相信都瞭解情況的嚴重程度。但是資源分配不公的問題不解決，農村教育的問題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而資源分配不公，則是利益集團和決策機製造成的。決策者生活在城市，對農村教育漠不關心。
張玉林說：「我感到利益集團在裡面起到一個很大的作用，就是有限的資金你是不是能用到刀刃上？是不是能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就看決策機制是怎麼樣形成的，是吧！我們現在決定資金分配的這些前提，也就是政策的決定者，是生活在城市裡，農村的問題，說實在，如果不影響到政權的安定或社會的安定的話，可能不足以引起他們太多的關注，因為他們沒有這種直接的利益關係。」
而決策機制缺乏民主監督和約束，則不能保證財政支出和教育投入的公平性。張玉林說：「這個政策是怎麼樣出台的？受不受監督？比如江蘇省財政廳，或者國家財政部，每一項投入、開支是怎麼花的，向大家公佈，或者真正的經過議會、人大代表的認真的、全面系統的審查的話，可能就不會產生這個問題。」
張玉林說：制度不改變，教育和其他問題都不能改變。他說：「我認為存在一個制度的約束，或者制度的瓶頸吧！制度不改變的話，這個問題與其他滿類似的問題都沒有辦法改變的，最多只能說稍微有所改善，但是今天的農村教育問題，不是稍微有所改善就能解決的。」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天下縱橫》節目錄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