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8日訊】4月13日，原中共成都市委原常委、宣傳部長高勇涉嫌鉅額受賄、鉅額財産來源不明一案，在四川內江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
“兩年一小跳，三年一大跳”形象地描繪了高勇仕途升遷之快。30歲做上了正處級，35歲就進階正廳，年僅40歲的高勇是整個西南地區最年輕的正廳級高官。
據法制早報報道，穿過他的背影，我們發現，從曾經的“59歲現象”到後來的“39歲現象”，再到“26歲現象”，這其中隱藏著一種趨勢：腐敗越來越趨向“年輕化”。
原廣西北流市市長李水明、原河北省國稅局局長李真等一批年輕權重的官員的落馬使得這種腐敗“年輕化”趨勢愈加明顯。
來自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資料顯示，2002年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不滿35歲的國家工作人員貪污受賄案件7331人，占全年38022人的19.28%；共立案不滿35歲的國家工作人員瀆職案件2820人，占全年9677人的29.14%。
目前“少壯派”官員腐敗有一個明顯的特徵那就是很大一部分腐敗者擁有“高學歷”。
從本質上來說，“高知少壯派”腐敗只是一種特殊形態，最大的特點在於特殊的歷史時期使得他們把知識和權力“完美的結合”，而社會的轉型則爲其提供了知識、權力、金錢三者扭曲聯姻的機會。
去年底，由國電高嚴案牽出落馬的河南電力副總黃永皓，清華大學電氣工程專業博士出身，是業界精英。以黃永皓爲第一作者的《電力市場理論研究與應用》、《電力市場技術支援系統設計與關鍵技術研究》等書籍，也是目前國內僅有的幾本爲電力體制改革進行技術支援的理論書籍。
這種學術權威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其在電力行業擁有不可撼動的地位，使其官運亨通。高官得坐之後，權力顯然爲其贏得了更多的財富和對學術地位某種程度的保護。
與黃永皓類似，高勇的知識資本積累也在其從政過程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兩年政治經濟學在職研究生的學習使高勇從挂職達縣任計委副主任、體改委主任上升爲四川省委常委辦的正處級秘書。
1996年7月，高勇西財工業經濟系讀在職博士畢業，高勇被中國證監會看中。在中國證監會成都證管辦和貴陽特派辦任職期間，知識給高勇帶來的這種獨具的能力讓他在擁有權力的同時也得到了斂財的機會。
高勇案中其所涉嫌受賄問題很大一部分來自成都證管辦和貴陽特派辦任職期間。
在仕途上一帆風順的李水明從1989年7月從大學畢業到1998年僅9年時間，就從一個玉林柴油機總廠技術員成爲廣西北流市市長。
李水明的腐敗多與土地審批相關聯。自1998年至2003年擔任北流市市長期間，李水明“以地揩油”，可謂五花八門：誰給“好處費”多，土地使用權就給誰；不行賄就拿不到批復；給錢就可隨心所欲變更土地使用權性質，等等。
在這些案例中，我們同樣能看到知識、權力、金錢三者若隱若現的影子。
貝爾的權力、金錢、知識分析脈絡在某種意義上還原了中國“少壯派”官員所獨具的一些特徵。
“少壯派”官員大多出生在上世紀60年代，求學時期中國的動亂已經結束，基本上沒有因爲政治因素影響到入學，到70末由於新高等教育政策，他們有幸進入大學，到後來國家鼓勵就讀研究生等等政策促使他們成爲一代精英。
他們有機會、有精力,正好趕上了經歷了人才饑荒之後國家對人才需求的年代，他們在知識上一旦有突破就會被國家委以重任，知識和權力自然的聯姻。
而80年代後，從體制上經歷了“讓權放利”，政府從原來單一的管理轉變爲集管理、服務、並直接參與市場資源分配的“混合體”，政府手中擁有的巨大的沒有得到及時定位與約束的權力資源主宰著巨大資源重新配置。
以“權力市場化”爲表徵的權力體系在金錢面前開始顯現無比的威力，走上權力前臺的“高知少壯派”充分利用這種權力於金錢的聯姻，为己斂財，同时巩固掌握的权利。
放眼整個“高知少壯派”腐敗，單純的制度條文出臺沒有遏制瘋狂的腐敗。
在權力、金錢、知識的“少壯派”腐敗脈絡中，最關鍵的一條就是，很多時候，制度的制訂者同時又是制度的執行者，制度執行的物件。很難想象，在這種利益交織、角色重疊的權力體系中，權力能得到公正的配置。
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個問題，防止“少壯派”官員的腐敗根源最基本的就在於把權力、知識、金錢脈絡中的權力因素有效的監管起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