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5日訊】自20世紀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持續增長，綜合國力不斷提高，中國在國際社會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國社會還存在著許多嚴峻的問題，如果這些問題的不到及時解決，將會嚴重影響中國的健康穩定發展。
90年代中期以來的國有企業改革在打破體制、增進經濟活力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其中一個便是由於大量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帶來的失業率和城市貧困人口的增加。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依然有1400多萬城市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其中不包括在城市務工的農民工）），而實際的數字還會更高。2 月23日江蘇鹽城市阜臨縣來自當地30多家工廠的200 多名工人，其中大多為老黨員、老工人，聚集在縣政府門前要求政府貫徹執行中央和省市的相關文件，落實下崗職工的最低生活保障和醫療保險、退休金的發放。這次事件只不過是近年來下崗工人因為企業長期拖欠最低生活費和基本的保險而上訪、示威的一個例子而已。在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由於缺乏民主機制，工人的權利得不到保障，而他們又沒有辦法通過建立獨立的工會來代表他們的利益，這已經成為威脅社會穩定的一個因素。
安全生產也是中國面臨的一個嚴峻問題。中國的煤礦事故接連不斷發生，官方的統計為每年6000多起死亡事故，但據專家估計這個數字可能會高至20000 ，就在剛剛發生的孫家灣煤礦瓦斯爆炸事故中又有200 多名礦工遇難。中國每年因煤礦事故而死亡的人數佔全世界的80% ，遠高於很多發展中國家。數據顯示中國每生產100 萬噸煤，平均要付出4.17名礦工的生命，在技術設備更落後的私有小煤礦這個數字為9.62. 政府雖然屢次對煤礦安全問題進行整頓，但總不見效。高速經濟發展帶來的能源價格的不斷上漲使得對潤的追求遠遠超出了對生命的重視。礦工雖然知道存在安全問題，但是他們沒有足夠的力量讓礦主投資昂貴的安全設備和防護措施，更有許多私營礦主或包工頭與礦工簽訂生死合同，如果發生死亡事故，他們只要付幾萬塊錢就能解決問題。而當地政府為了追求經濟的發展，對於發生的事故百般隱瞞，在很大程度上致使煤礦的事故率一直居高不下。
我們再來看一下農民工的問題。中國現在有一億多的流動人口，其中8800多萬是從農村到城市打工的農民工。世界銀行的資料顯示，中國國民經濟增的15% 至20% 來自於千千萬萬的農民工提供的廉價勞動力……然而，農民工並沒有從飛速發展的經濟中獲得很多實惠。現在農民工的平均工資為500-600 元/ 月，基本上還保持在20多年前改革開放初期的水平，低於很多城市的最低工資標準。在去掉廠裡各類名目繁多的扣除後，很多工人連500 塊錢都拿不到。他們每天要工作13、14個小時，他們住在十幾甚至幾十個人共用衛生間的宿舍裡，他們沒有必要的勞動保護從而造成很多傷亡事故，他們沒有正式職工享有的保險、住房補貼、退休金等福利待遇，很多時候他們甚至拿不到老闆簽字的一紙合同書，在老闆拖欠工資無路可走的情況下，經常只能以死相威脅……勞動關係失衡已經成為中國社會衝突的最大潛在因素，中國為了保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不惜壓低勞工標準，犧牲工人權益，單純追究經濟發展，重增長輕公平、重招商引資輕勞工保護。
「三農」問題更是令人堪憂。中國長期以來實行的二元經濟體製造成了農村的發展遠遠落後於城市。雖然近年來中國新一屆政府在減輕農民負擔方面作了很多工作，農村稅費改革以及糧食價格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農民的收入。但是我們應該很清楚地看到，「三農」問題遠沒有得到解決。在很多情況下中央政府的決策沒有得到地方，尤其是農村基層，的落實。中央的很多優惠政策並沒有真正到達農民手中，卻使很多地方官員中飽私囊。農民根本沒有力量與地方政府抗衡，這樣的問題還可以列舉很多。比如倍受爭議的三峽工程，國內外對於這項耗資巨大、勞民傷財的所謂「世紀工程」帶來的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以及大規模的強制性移民有越來越多的異議，比如因為修建所謂的「西部大開發標誌性工程」的漢源水電站的強制拆遷和安置問題引發的數萬人的抗議，比如近年來常見諸媒體的城市拆遷問題，比如長期以來一直得不到根本解決的政府官員貪汙腐敗問題。
所有這些問題的存在都是因為中國是一個單極的社會，缺乏民主的基礎，人民沒有辦法真正參與和影響政府的決策，對於直接影響到他們生活的很多問題上普通百姓根本沒有說話的權利，他們的聲音太微弱以至於政府根本無法或者不願聽到，決策權不在人民的手中。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出要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什麼樣的社會才是和諧的社會呢？和諧的社會不是政府說了算的社會，不是自上而下作決定的社會。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是予權於民的社會，是真正以人為本的社會，是社會成員的大多數對影響到他們生活各方面的決策擁有發言權的社會，是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不斷促進公平公正的社會。
－－轉載自《北京之春》05年4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