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7日訊】中國政府的一紙公文，讓网絡上沸沸揚揚的“54抗日大游行”銷聲匿跡。愛國青年的憤怒之火原來是這樣的容易熄滅。想想4月9日，他們的愛國之火何等熾熱，因為日本要“入常”，他們就“憤怒”了，他們走上街頭，以游行的方式表達他們對日本不道歉的憤怒；他們在网絡上，以漫罵的方式，表達他們對日本修改教科書的憤怒。然而，我卻感覺他們憤怒得有點莫名其妙，因為，我覺得有更多的事情應該讓他們憤怒、更多的理由應該讓他們憤怒、更多的現象應該讓他們憤怒，比方說，孫志剛事件引發的人權問題，馬家爵事件引發的貧困學生問題，《中國農民調查》引發的三農問題，李思怡事件引發的政府瀆職問題，佘祥林殺妻案引發的司法不公問題，以及病入膏肓的中共集團腐敗問題，可是對這些事件，他們都無一例外地選擇了沉默，他們沒有表現出絲毫的憤怒，雖然，同這些事件相比，日本入常与他們的切身利益最遠，最無關緊要，可是他們選擇了漠視自己身邊切實存在的問題，漠視自己權益隨時可能受到侵害的現狀，為一個与他們日常生活最無關的日本入常問題——憤怒了，爆發了！
應該指出的是，這是自1989年中國政府在北京用坦克和沖鋒槍鎮壓了學生的憤怒以來，北京城里出現的第二次憤怒，上一次的憤怒是發生在1999年，起因是聯合國軍隊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如果說1979年的“民主牆”、1986年的“自由化”、1989年的的“反官倒”都是青年人因為內政問題而憤怒，那么，1999年和2005年的憤怒則是因外交問題而起，由關注內政變為漠視內政，我認為發生這种變化的原因是青年人變得精明了，1989年中國政府的坦克使得愛國青年的愛國取向發生了异化，使他們明白了為外交憤怒比為內政憤怒要安全得多。這种選擇性的憤怒的實質就是選擇安全，因為安全，才敢憤怒。這种經過利害權衡而爆發的憤怒有多大真實性，這种經過商人式的成本計算后選擇的憤怒有多大程度上發自內心？多大程度是出于愛國？我表示怀疑。
如果說1989年學生的憤怒讓我產生共鳴，那么，1999年和2005年這些愛國者的憤怒只能讓我覺得他們憤怒得很虛偽，憤怒得很精明。
看看他們憤怒的過程，也很耐人尋味，多少讓人覺得他們的憤怒有點木偶表演的味道——1999政府煽情，大家上街，情緒激昂，勇敢异常，用磚頭向美國使館表達他們愛國反美的昂揚斗志，但是，嗣后政府通知不得游行，代之以遞交抗議書的方式，人們便回到課堂和辦公室，緊急赶寫給美國政府的抗議書去了。2005，他們用日本產數字拍攝像設備記錄他們抵制日貨的憤怒過程，他們用雞蛋表達對阻攔他們攻擊日本大使館的武警的憤怒，抗日怒火從北京燒到天津，又燒到上海，大有星火燎原之勢，然而政府的一紙“不准游行、各大网站不准發布抗日內容帖子”的通知就平息了他們抗日的怒火，“服從政府”再次成了他們“愛國”的最基本信條，抗日的聲音就此銷聲匿跡。
如果說，1989年的學生面對子彈的憤怒是獻身，那么，反對美日的憤怒更象是賣身，与其說他們的憤怒是表達給美日政府看，不如說是表達給中國政府看，与其說他們是愛國，不如說是愛政府，与其說是憤怒不如說是獻媚，与其說是真情流露不如說是矯情做秀。從整個憤怒的過程中，我看不到真誠，看到的只是表演，是某种方式的向政府賣身。他們的以安全為取向的憤怒是虛偽的，甚至是丑陋的。因為他們很清楚什么時候該憤怒，什么時候該沉默，什么問題上該憤怒，什么問題上該沉默，什么時候該說話，什么時候該閉嘴，尤其是當他們這种對安全憤怒的選擇已經形成為習慣，并不認為此行為是丑陋的、市儈的、卑劣的。看到這些愛國秀式的義憤填膺，這种故作激昂，尤其是看到他們對中國現狀問題三緘其口，沉默無言，我感到悲哀，感到惡心，毫無疑問，這种愛國秀太象政客的表演。
什么是愛國，愛國是愛同胞不是愛政府，愛國不是做秀，愛國是一种責任，是對同胞生命本身的尊重，是對人權的尊重，是對國家命運、國家內政的關注，而不僅僅是外交事務。當一個人對李思怡、孫志剛、張衡生、佘祥林的生命表示漠視，對三農問題表示冷漠，對社會不公表示漠然，對關乎著國計民生的种种問題都表現出麻木，他是沒資格談愛國的。那些反美日的愛國者之所以漠視國內的种种問題，只對美日表現憤怒，原因很簡單，因為政府不喜歡民眾關心這些，因為政府不喜歡，所以“愛國者”不去關注，政府鼓勵的事情，“愛國者”才去關注，這是愛國嗎？這不是愛國，這是賣身！@
2005年5月3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