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1日訊】

第三章 如夢如歌

雪山獵鷹的高昂詠唱，
呼嘯高原的蒼涼清風，
蒼翠藍天的粼粼餘波，
西藏靈歌；

悲慘生命的無奈長歎，
清潔靈魂的凜冽甘泉，
透徹心靈的千年仙藥，
西藏靈歌；

垂緞般圍繞拉薩的高山雪帶，
沒有被塵世污染的潔白哈達；
飄蕩在郊野的靈幡，
西藏靈歌。
―――《西藏靈歌》1987－2

23．流浪青藏高原

回到蚌埠，那段收容經歷給我帶來的心靈之痛始終沒有得到緩解，我對共產黨，對這個社會的憤慨和絕望也與日俱增。周圍的人們依然螞蟻般活著，沒有一點靈性。

爲了排解過於強烈的怨憤，爲了尋求一種精神寄託，1987年1月15日，我踏上了西去的列車，我身上的錢只夠買單程車票，但我渴望看到青海的草原，西藏的天空。

在大學失魂落魄的歲月裏，我曾以一首詩表達我內心的悲愴：

我願赤腳走遍天涯，
只帶一把吉他，
沿途攀吃樹上的果子，
在曠野裏大聲歌唱。

唱出我心底的憂傷，
唱出我靈魂的悲愴。
然後長眠在喜馬拉雅雪峰，
和她一起永恒。
―――《渴望流浪》1981－6

青海的草原，蒼茫遼闊，意境深遠。我憑窗遠望，覺頭腦開闊，心胸寬廣，遐思無限。五千年歷史，似乎在心中漸漸閃現；八千里山河，彷彿從眼前依依掠過。

車速很慢，在一個小站，只有一家藏人下車。男人背著一個高過頭頂的巨大背囊，胸挎大包，左手拉著一個孩子，右手拉著一個孩子；女人背著一個嬰兒，也拉著一個孩子。他們向茫茫草原深處走去，視線所及，看不到任何房舍、樹木，只有遠處連綿的山峰隱約可見，恍如夢境。

列車已走了很遠，我還在看著那家藏人，慢慢走向草原深處。天蒼蒼野茫茫，不見道路不見牛羊。我問旁邊的一個鐵路工人，這家藏人要走多遠才會到家，他說至少要走一百里，也許要走三百里。他們每次出門要採購一年用的生活必需品。

從格爾木轉長途汽車到拉薩，沿途大山林立、形狀各異、色彩也不同，甚至有完全暗紅色的大山，我猜想西遊記裏的火焰山真實原型就是這樣的。國人有「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見嶽」之說，實在是井底之蛙眼裏的天空，僅僅青藏之間的群山之千姿百態，已足抵十個黃山加五嶽！

藏北草原的草也令我吃驚，只有幾釐米高，而兩根草之間的距離倒有十幾釐米，所以遠看是草原，近看是荒坡。也許這些草到了夏天會長高，但是恐怕難以稠密，很難養活羊群。中途休息，唐古喇山口強風陣陣，我一下車幾乎摔倒。我跌跌撞撞地跑進一家回民飯館，喝一碗滾熱的羊肉湯，感覺好不得了。

終於到了拉薩，我夢中神秘的佛國。

我在一家餐館裏吃飯的時候，進來幾個西方人，他們好像是想吃點餃子，但是老闆卻一點也不明白，比劃了半天也不行，他們只好失望地走了。

我便問老闆爲什麽不準備一份英文菜譜，老闆說他們都是四川農民，連一個英語單詞都沒學過，哪里懂英文。我馬上建議，只要他付給我50塊錢，我就給他翻譯一份菜譜。他立刻答應了。

想到密布拉薩街頭的四川餐館和大量的西方遊客，我突然想出一個賺更多錢的辦法：去給每間餐館翻譯一份功能表。當天下午我就去新華書店買了一本《漢英詞典》，意外地發現竟然還有一本《菜名英漢對照》，真是太好了。從第二天起，我就到各餐館兜攬生意，賺了一筆錢。

八廓街是一條呈八角形的街，中心便是大昭寺。大昭寺門口，終年有善男信女膜拜，那不是磕頭，而是全身俯倒在地上，再起來，再俯身。那也不是三跪九磕總有數的，而是一直做下去，從天明做到天黑，從周一做到周末，從月初做到月底，據說最虔誠的可以連續做一年。爲了臂肘和膝蓋不受傷害，有的人在這些部位帶著木制護板。

我最喜歡去色拉寺，在拉薩北郊山坡上，廟宇相連，足有千間；香煙繚繞，四季不絕。喇嘛們滿臉透著真誠、透著善良、透著愛心，令我感慨。與他們相比，我的漢族同胞們則是滿臉晦氣、滿臉怨氣、滿臉警惕。如果能夠，我願一生住在色拉寺，那會讓我傷痛的心靈感到永恒的溫暖。

我愛喝西藏的犛牛奶綿羊奶駱駝奶混合而制的奶茶，愛吃桔黃色的藏族奶酪，尤其是色拉寺門口那些藏族姑娘賣的酸溜溜的青稞黃酒，飲後回味無窮。

我愛聽藏族靈歌，這是我給藏族民歌起的名字，因爲那不是一般的民歌。

在我到過的世界各地，惟有西藏，天－地－人如此絕妙地渾然成爲一體。

有一天我西出拉薩，信步走向哲蚌寺，走了很遠也沒到，只好折回頭。我又渴又餓，又找不到商店飯鋪，只好敲開一戶藏人家的大門。儘管有人告誡我說漢人單獨活動在藏人區十分危險，藏人可能背後一刀結果我的生命，但我就是不信這個虔誠信佛的民族，會野蠻對待一個孤零零來自遠方的無辜遊子。一個藏族女人打開了門，稍微有點吃驚。我說想買點水喝，買點食物吃。她似乎聽懂了我的話，但沒有說話，只是請我進去。

院子裏有一個四方小桌，女人請我坐在小板凳上，然後從屋裏端出半碗炒麵，又拎一隻暖水瓶過來給我倒了一碗飲料，我想那就是酥油茶了。我以前一直以爲糌粑是類似鍋巴的一種食品，那時才知道原是炒麵，不過是鹹味的，很好吃。那炒麵也沒有糊味，我估計是先把青稞麥子炒熟，在和鹽一起磨成粉的。

那女人的丈夫和孩子都過來向我微笑示意，但沒有說話。吃完之後，我掏出錢來，他們一再擺手拒絕，我只好滿懷感激的告辭了。

自從到過西藏以後，我對這個宗教民族的命運就充滿了同情。

在歷史上，藏人曾經十分強壯，唐時的吐蕃，與大唐帝國曾雙雄並立，遠比後來被擊潰，逃到小亞細亞建立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的突厥人強大。後來我到美國，發現藏人仍自稱這個名字，英語即Tibet。

清帝國雖亡於辛亥革命，其衰落卻是因爲大小金川七年之戰，耗盡了康乾盛世積累的豐盈國庫，八旗銳氣、綠營鋒芒也盡喪於此，而且從此一蹶不振。大小金川那些東方史上異常頑強的抵抗戰士，便是藏人。

歷史上漢人武裝首次進入西藏便是毛澤東指揮的解放軍，我在西藏一個多月裏聽到很多戰爭故事。從1959年開始，二十年里藏人起義不斷，兩三年暴動一次。汽車不能安全進入藏南藏西，那裏數十萬解放軍的後勤補給，主要靠人力和畜力運送，這種原始運輸方式不知耗費了多少民脂民膏。孫子兵法說，十萬軍隊在千里之外作戰，就得有百萬勞力運送補給，千萬勞力在後方生産。

這是一場巨大的悲劇，無論對於漢人還是對於藏人。那時我甚至認爲，除了美國人在朝鮮戰場給毛澤東當頭棒喝，西藏人的頑強抵抗也使共產黨傷透了腦筋，陷入泥潭從而躊躇不前。否則很難解釋毛澤東究竟爲什麽不去席捲東南亞，他一直有這個野心的。直到1979年鄧小平去美國，胡耀邦去西藏才以和談結束了曠日持久的西藏戰爭。

我衷心希望漢藏兩個民族以後能兄弟相處、平等相待、互敬互愛。也許我只能代表我自己，但是我願意跪在這個民族面前謝罪，請求他們慈悲爲懷，寬恕我們漢人給他們帶來的苦難和污染。

對於道德淪喪的漢民族，西藏是一塊純淨的聖地，應該成爲我們的精神家園，應該是我們寄託靈魂的地方。

25．第三次越獄

在那裏被關押兩個月之後，我感到前途渺茫，無法估計要關押多久，有人說可能要判刑五年，而在以前毛澤東活著的時候，至少要判刑十五年。在絕望中我決定以絕食絕水來爭取自由。

那是我第三次絕食，那是一次慘烈的絕食，因爲還絕水。開頭五天沒人理我，好像很樂意我這樣死去。第六天我已經快不行了，他們把我擡到醫療室。

他們先往我嘴裏灌米湯，我咬緊牙關拒絕。然後他們按住我，往我鼻子裏插管子，我拼命抗拒，最後他們七八個人死死按住我，幾乎把我的腿按斷，醫生終於把一個粗管子插進了我的鼻子裏。鼻子疼得要命。灌過米湯之後，我的鼻子又腫又疼，還流血，很久都沒有恢復，後來我的鼻腔通氣一直不順。

然而更嚴重的傷害還是大腦，混混沌沌的，很長時間都不好使。所以從那以後的十幾次絕食中，我再也不敢絕水了，絕水對大腦和內臟器官傷害太大。

一個星期之後，邊防派出所通知我，他們已結束了對我的審查。又過了一個星期，審查站把我送到廈門收容中轉站。由於上午剛送了一批人到閩北的收容勞改隊，收容站裏空蕩蕩的，只有我們四個人。根據我以前在廣州和安慶收容站兩次逃跑的經驗，我意識到這是大好的逃跑機會。白天我把周圍的環境仔細看了，夜裏就和另外三個人研究逃跑方案。

那個十幾歲的孩子不敢跑。柳州人則是和我一起從看守所裏送來的，而且我們原來就被關在一個號子，關係也一直很好，我倆十分害怕被送到收容勞改隊。

另一個老江湖是從外省一路遣送過來的，再過兩天家裏人就該來贖他了，不需要跑，但是他願意幫助我們設計逃跑方案，他已經在這裏被關了一個星期，非常熟悉周圍環境，他提醒我們不能翻大門逃跑，因爲外面還有一個更大的院子，還有一道大門。

第二天中午放風時，我發現看守我們的人拎著熱水瓶離開了大門值班室。這真是太好了！我立刻喊柳州人跟我一起把大院一角的一張長桌子擡過來，再墊上一個破木箱。我爬上去扶牆蹲下，柳州人踩著我的肩膀，我用盡吃奶的力氣才站起來，柳州人爬上了房頂，轉身再來拉我。幸虧柳州人確實有勁，幾乎是把我硬拉上去。

我們順著遮蔽二樓走廊的粗鐵絲網爬上三樓，這時喊聲已起，我們順著走廊往北跑，走廊上幾個家屬心驚膽戰地看著我們兩個瘋狂的傢夥，沒人敢阻攔。我們從走廊盡頭跳下去，下面是一間與圍牆相連的平臺，跑過平臺，圍牆只有齊胸高，上面插滿了密密麻麻的碎玻璃片。後面已經有幾個人喊著追過來，我們咬牙爬上圍牆，我的手和膝蓋都被碎玻璃劃破了。上了牆再看地下，才知道這圍牆太高了，硬跳下去肯定要摔斷腿。

幸而不遠處有一個搭牆建的簡易棚子，我們不管追兵將近，小心翼翼的走過這段碎玻璃半圓牆頭，然後蹲跪下來用手扒住牆頭，讓身體先落下去、再放手、以減少所跳的高度。我們的身體砸壞了那件棚子，我幾乎落到地上，然後爬起來就跑，感覺骨頭沒有受傷。

我們跑過一段居民區，居民們都用驚訝的目光看著我們。那間棚子說明：從來沒有人這樣逃出來過！然後，爲了不被追上一個，另一個也跑不掉，我與柳州人分手了。

跑到一個僻靜的建築工地，我實在跑不動了，就鑽進去躲了起來。這才發現我的手、腿、膝蓋和腳多處受傷，衣服上血迹斑斑，我害怕被人當作殺人犯追捕，也不敢出去了。我找水搓洗掉血迹，一直躲到天黑才離開那裏。

雖然有點僥倖，我們畢竟成功了。

也許有人認爲收容站不是監獄，與看守所比較，防守要松得多。但那裏至少是地獄，如果孫志剛能跑掉，他肯定不願意被打死在裏面。許許多多被打死在裏面的人，可能是沒有機會，更可能是沒有勇氣逃跑。逆來順受，懼怕強權，苟且偷生的中國人太多了！

我雖是病弱書生，但只要有機可乘，會像尉遲敬德一樣勇猛，敢敵萬人。

26．海南民主夢

1988年初，趙紫陽在一次講話中，宣佈要在海南建省並把她辦成一個政治特區。各地有政治抱負的年輕人開始注意這個海島，我們雲夢沙龍立即成立了海南委員會，收集有關情況，籌集資金並派張雷前往實地考察。

四月份，我把我承包的一家飯店轉讓給他人，然後與友人一道出發了，我決心趕上這次推進民主政治的機會。我們坐火車到湛江，轉汽車到海安，渡過瓊州海峽，直達海口。

我們在北京路租了一座小樓，然後天天奔走尋求機會。每天晚上，我們都在海口公園對面的港務局門前，當時有名的大陸角，結識各地來的朋友。那時第一波海南潮正在消退，但是仍有大批的大陸知識青年趕往那裏。

很多早些時候過來又不肯撤退的人仍然滯留在那裏，許多人已經不名一文，白天靠賣報紙掙幾塊錢吃飯，晚上就睡在公園裏。人多的時候，公園裏睡滿了人，夜裏起來稍不小心就會踩到一個人。那幾個月裏，至少有幾十萬青年知識份子奔向海南，最後沮喪而歸。

我們在大陸角認識了大量朋友，一個湖南大學教師把我推薦到海南大學丁鍾琦教授辦的公司裏當助理總經理。但是我的主要心思還是放在政治上，我先和二十幾個安徽人一起建立了安徽同鄉會。我們實行三權分立，我任執事長，蕪湖人王德漢任判事長，陳大威任會議長。

我們忙了許多天，才召開成立大會，我正在講話的時候，警察包圍了我們，並且首先抓走了我。王德漢和陳大威越窗而逃，其他人一哄而散。

警察記下了我的身份證件號碼，勒令我停止建立非法組織的活動，警告我如果不聽勸告，後果自負。這當頭一棒令我目瞪口呆：不是要建立政治特區嗎？怎麽連一個同鄉會都要強行驅散？我不服氣，第二天就去海南省籌備委員會討個說法，但是在傳達室磨了半天也沒有見到一名負責官員。看來我們上當了！

後來我們又去三亞活動，經地質大學的武野和達木兩位朋友介紹，我認識了台灣民進党左派精英陳賜麟。我和陳賜麟談了整整一夜，決定合作建立秘密的海南青年會，推動海南民主化建設。

陳賜麟從小反對國民黨，十四歲開始收聽大陸的海峽之聲廣播電臺徐曼小姐主持的節目，並按照徐曼給的地址十多次寫信要求加入共產黨。這些信都落到了情治單位手裏，到他十六歲時，便請他去政治學習班學習半年。但是他沒有改變思想，依然無限向往共産主義。

陳賜麟後來到臺北大學讀書，並狂熱地投身於反對國民黨，推進民主的運動。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陳賜麟第一個經日本轉到大陸，去找徐曼。中聯部和統戰部都對他十分重視，先後安排他到暨南大學讀書，到中央社會科學院工作，另外還受一些特別訓練，因爲他哥哥是中華民國總統府護衛摩托車隊隊長。

陳賜麟卻寫了一本書，指導中共如何實行民主變革，與國民黨競爭，以獲得台灣民心，最後解放台灣。很自然的，他被打入冷宮，中聯部統戰部都不再理他。陳賜麟就自費到大陸各地考察，人民的貧困愚昧和政府的專制震撼了他，使他回過頭來要建立秘密組織，反對中共專制政權。他開始物色合作者，正好找到了我。

我們返回海口，開始秘密的組織活動。我先把成都人曾遠和蕪湖人王德漢推薦給他，曾遠欣然加盟，王德漢上次受驚一回，這次又擔心陳賜麟是台灣特務，不敢入夥。我們到處招兵買馬，與人約談，但多半是貪圖利益的。

有一天我和陳賜麟到海口的秀英海濱浴場游泳，我們兩個都是爭強好勝的人，便打賭看誰能遊到遠處的遠洋貨輪上，我們不知道那有多遠， 但以我曾在深圳灣徹夜游泳的經驗看來不成問題。遊了大約二公里之後，由於爭先恐後，我們都已經筋疲力盡。

這時海上起了風浪，我們有點驚慌，只好趕緊回頭。我還是儘量勻著勁用，但是陳賜麟一條腿不便，可能也缺乏遠遊經驗，力氣過早耗盡了，現在面色發紫，有點危險。我就緊緊跟在他後面，考慮著萬一發生危險如何援救他。以前我聽人說過、在書上看到過的水中救人辦法肯定不行，只會使我們兩人統統溺斃。

我一邊遊一邊頻頻回頭，以掌握海浪的節奏。我被嗆了幾次水之後就明白不能與海浪對抗，那是可能把人嗆昏迷的。陳賜麟也嗆了好幾次水，我大聲告訴他關鍵是要保持鎮定，要控制呼吸節奏以避開海浪的衝擊。

風浪越來越大。突然陳賜麟被一個大浪打了下去，浪過之後，他竟然猛烈嗆水，胡亂掙扎，浮不起來了。我大驚失色，奮力遊到他的身邊，低頭鑽入水中，抓住他就往上舉。感覺他的頭部已露出水面，我就騰出一隻手來托住他的臀部，另一隻手向上滑水，以把他舉得更高。

我意識到，使他不被淹死的唯一辦法就是使他從嗆水造成的昏亂中清醒過來，恢復鎮定，然後主要還是依靠他自己的力量遊上陸地。我只能給他有限支援，絕無能力拖他上岸。海岸至少還有一公里之遙，風浪還在增大。

就在我感到已憋不住氣了的時候，他伸手推開了我，我浮出水面，看他果然恢復了鎮定。然後每遊幾十米，我就潛入水中托他臀部一會兒，或者一手托他腋窩，一手劃水遊十來米。使他節省體力，獲得短暫休息，保持頭腦清醒。雖然風浪越來越大，我們還是歷經艱難，終於遊到岸邊。

感謝上帝給我急智。並且希望我這個經驗能被別人利用，拯救在大海裏游泳遇險的同伴。

一個月以後的一天晚上我們回到住處，發現房間一片狼藉，但是檢查物品，卻沒有丟失一件，陳賜麟母親和嫂嫂幾天前送來的5000美元活動經費和一箱手錶也沒丟一點。大陸竟然還有這樣品位的小偷？

第二天我們驚魂還未定，警察又上門帶走了我。我被帶到派出所，先問姓名，查證件，然後問我到海南來究竟想幹什麽？我只好說來做生意。旁邊一個便衣警察笑笑：「我們很瞭解你和陳賜麟，海南正在建省，很忙。我們也很開明，不想抓你們，但也絕不允許有人搗亂，建立非法組織。依我看你還是早點回家吧，別弄出事來，到時候吃不了兜著走！今天就談到這裏，明天下午你再來一趟。」

我們哪里還會等到明天下午，當天晚上就撤退了，海南青年會胎死腹中。三人跑到廣州，我們又驚又怒，看來共產黨決心抗拒民主潮流了。

我因此構思了一個瘋狂的計劃！

32．六四之後

6月4日夜，北京血腥鎮壓的消息傳來，我們怒不可遏，徹夜總動員。5日上午，我帶領數千人沖進市委大院，我下令把大花圈挂在主樓正中央，然後在主樓廣場召開追悼六四英烈的大會。我和汪挺發表了演講，我在演講中指出：「李鵬一夥已經表明他們的頑固立場，未來的鬥爭將是殘酷的和持久的，我們不能束手待斃，必須加緊建立有戰鬥力的自衛組織，在敵人把槍口對準我們開火之前，擁有足夠的自衛能力。」

然後我們高呼口號：「血債要用血來還！」，「組織起來，以武力自衛！」隨後我便把工作重心放到籌備武裝暴動上。

6月7日，被大屠殺激怒的毛條動力廠車間主任魏輝下令停工停産，然後動員帶領大批工人和學生佔領了市中心各交通樞紐。我中午時分趕到，我們驅趕了交通局警亭交警，用他們的大喇叭指揮斷絕交通，緊急招募市民敢死隊隊員。但是我們的戰線拉得太長，衝擊力度不夠。

到了下午，見我們疲態已露，大批警察手持電警棍，排成方陣，逼近我們的交通局陣地。我走過去命令他們離開，他們竟敢不從，我一揮手，瞬間便爆發了一場混戰。

我們雖然人多勢衆，但沒有系統組織，還是被打敗了。我站在警察包圍圈中，但是他們沒人敢動我。警察也害怕我們再次進攻，倉皇撤退了。我明白這樣赤手空拳幹是不行的，沒有紀律嚴明的組織也是不行的。

目前敵強我弱，必須組織精幹力量突襲敵人，一舉佔領敵指揮中心，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我把秘密指揮部設在張公山一處民宅裏，不斷派人去聯絡各方，刺探敵情，籌備武裝起義。

但是敵人更狡猾，早在半年前就派特務周廣同潛入雲夢沙龍，而且漸漸取得了我的信任。我曾派姚冰調查這個人的底細，姚冰沒發現問題。在關鍵時刻，周廣同表現得異常勇敢堅定，我竟然委派他去偵察淮河鐵路橋地形準備炸橋，他7號晚上還把手繪的圖紙交給我，後來還因此給我加上了一條反革命破壞罪（未遂）。

天安門民主運動遭鎮壓之後，各地民運都被鎮壓，蚌埠市也不例外，大部分同志和戰友都匆匆逃走了。而我連逃跑的念頭都沒有，心裏燃燒著復仇的烈焰，我決心組織大家抵抗到底。

6月8日那天上午，我剛派一個人去聯絡同志，又派了一個人去偵察駐蚌舟橋部隊軍火庫，然後我坐下來起草一篇討共檄文。剛寫了一半，聽到輕輕的敲門聲，我以爲是來向我彙報情況的。我一扭開門鎖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倒，我企圖站起來，幾條大漢已湧進來，爲首的一拳擊中我的肚子，其他幾個人就把我按倒在地。後面又有幾個人沖進來，沖往裏面的房間。

他們用一根繩子把我的雙手捆在背後，又抓了一條毛巾塞進我嘴裏，然後給我披上一件西服，把我架到門口，塞進正好停在門口的一輛吉普車裏，飛快地開走了，後面還有一輛小轎車掩護。從頭到尾都像是精心設計的綁架。

到了郊區，他們掏出我嘴裏的毛巾，我鎮定下來，問他們是幹什麽的？爲什麽要綁架我？爲首的喝道：「不准說話，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我被捕之時，身上只有兩元錢，桌上只有一個饅頭和一根黃瓜，那就是我的午餐，可惜我還沒來得及吃，我正在緊張地起草一篇討共檄文：

「李鵬一夥終於撕下了僞善的面具，露出了猙獰的面目，出動坦克，揮舞刺刀，大打出手了。北京數千學生和市民倒在血泊中，現在到了我們拔劍而起，挺身捍衛正義的時候了！再不能猶猶豫豫，坐以待斃，我們已經被壓迫奴役了四十年！全蚌埠人民，全安徽人民，全中國人民都要積極行動起來，武裝起來，向李鵬一夥討還公道！」

這篇沒寫完的檄文後來被市委書記楊道德在全市千餘名縣團級以上黨政軍幹部大會上高聲朗讀，然後怒問：「對這種極端瘋狂的，反動透頂的反革命頭子，我們能不堅決鎮壓嗎？」

我遠在50里以外的祖父也聽我表弟維方說，我被抓住了，肯定要被槍斃了。我祖父痛不欲生，他找了一條結實的麻繩系在腰間，告訴大家，只要他一聽到孫子被槍斃的消息就上吊自殺，因爲再也沒有活下去的理由！

在八九民運期間，我曾掌管了了大筆捐款，我總是安排兩個人以上共同記帳，我自己從來不碰一分錢。那段時間所有的花費我都是自掏腰包，我也不允許任何部下花費捐款，全部派人送到北京，送到天安門廣場。所以連那些審訊者都不得不佩服，八九蚌埠民運在財政方面太純潔了。

我也不允許大家損壞任何公私物品，一切財富都來之不易，我一再提醒大家要愛護一草一木。我從中的體會是：只要領導人廉潔，部下也絕對廉潔。

領導人不貪污，部下誰敢貪污？那會被當成賊一樣打！所以任何腐敗都是自上而下的，腐敗的根源永遠在領導上頭。

那個階段我每天發表數次演講，蚌埠醫學院、安徽財貿學院、安徽省管理幹部學校、安徽省糧食學校，從市政府門口到交通局，到卷煙廠那一段蚌埠市中心區域，幾乎每一個路口都留下了我慷慨激昂的聲音。

每到我演講，周圍數千人就會鴉雀無聲，屏息傾聽我的怒吼，我的悲鳴；我發自肺腑，發自靈魂深處的聲音。那是這片土地已久違了40年的自由呐喊。

那時我有如神助，我的的確確感到一種神性，感到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驅使著我，自由女神在引導著我，向前！向前！向前！我感到我積累了十幾年的思想、激情、悲憤現在都如火山熔岩一樣怒噴怒放！

我願意用我這枝生命，像默默期待一生的禮花爆竹那樣，沖向天空，即使粉身碎骨，只要有片刻輝煌，能照亮黑暗大地，給心靈已枯乾麻木的中共奴隸們一點自由的希望！

34．驚慌失措的中共

6．4之前的幾天，真正的民運力量，其實已經筋疲力盡。大家只有無奈的等待，中間分子全力在堅持有一個結果。但是共產黨絲毫不知道這一點，反而認爲威脅越來越大，必須下狠心出動大軍和坦克開火了。這就是老人專制的可悲性，鄧小平幾乎不能理性地判斷局勢。

共產黨根本沒有認識到，這場運動的主力，是一年級大學生。他們沒有一點政治經驗積累，政治能力也極爲有限。無論鎮壓與否，這個民運主力團隊，早晚要一哄而散的。而當時中共認定的黑手，劉曉波、陳子明、王軍濤、方勵之都沒有直接參與政治領導和組織工作，只是在思想上影響學生，何況他們手下也根本沒有可以運作的政治團隊，每個人只能發揮個人影響。

真正投入這場運動的知識份子，只占全國「知識份子」的千分之一。而立場堅決、行動果斷的知識份子比例，可能只有萬分之一。這些人從來沒有機會交流合作，匆匆湊在一起，早晚也要吵個不休的。那段時間我最頭疼的就是開會，十幾二十幾個人爭來吵去，一個晚上甚至整整一夜都解決不了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後來我幾乎不願再參加會議，寧可思考或發出指示。

城市工人出於習慣性思維，又看不到現實利益，幾乎不可能大批加入進去。至於占中國人口三分之二的農民，更不可能加入這場民主運動。

所以這場運動根本沒有真正威脅共產黨政權。

但是中共統治集團太腐朽、太無能了，根本想不清楚，根本反應不過來。其實只要同意高自聯的兩項要求，即承認高自聯和承認這是一場民主運動，學生隊伍就會撤出天安門廣場，滿天的烏雲就會散去。回過頭來一看，這也就是一場耽誤了談判時間，但最終還是通過談判解決了的學潮而已。

因爲學生畢竟還要回到學校上學的，其他少量的知識份子，也只能用其他方式，繼續宣傳民主理念，逐步建立民主政團。而無論學生還是知識份子，一旦面臨如何組織與長期存在問題，就會吵成一團，根本不可能再對共產黨構成多大的壓力。只要此後共產黨舉措稍微得當一些，就可以從容調控。

當時其他方面的亂象，包括軍隊的不穩定，各級政府機關和官員的動搖，都是一種假像，全是由於中共領導人的猶豫不決和喪失管理造成的。幾個講話、幾篇社論和一些電報電話就可以穩定局勢，根本沒有什麽大的問題。

我們不得不悲哀地承認，其實就在6－4前幾天，新生的民運力量意氣已盡，隊伍已出現渙散迹象，而且誰也沒有辦法挽救頹勢。大家必須回家休息了，太累了。一而鼓，再而衰，三而竭。

真正堅決留在大街上和廣場上的民運骨幹，爲數寥寥，也就不會堅持多久。他們也必須與群衆在一起，否則毫無力量。

與中國相比，東歐共產黨國家的工業化程度高得多，宗教力量也強大，文化水平也高得多，與西方文明在地緣上和文化傳統上也更接近。而沒有這些條件的中國，當時並不可能迅速出現一股強大的力量，去推翻共產黨政權。

鄧小平等人，更沒有考慮到，由於共產黨40年前，毛澤東幾乎血洗了民主力量，以及連續40年的黑暗極權專制，一波又一波的清洗運動，中國人的素質已經降到了人類最低點，愚昧和野蠻導致中國人根本沒有多少公平合作、建立民主政黨的可能性。一個能夠威脅共產黨政權的、強大的、協調的反對黨陣營，即使中共允許生存發展，沒有10年20年的時間，也幾乎沒法形成。

解放軍向學生市民開火的結果，形成了一個死結，把扭轉中國人苦難命運的一次機會，把中國引向自由民主前途的一次機會，就這樣可悲的葬送掉了。

而共產黨也就只有沿著野蠻專制的黑暗道路，繼續摸著石頭過河。(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