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3日訊】
衛立煌坐鎮瀋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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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立煌自三十七年二月一日到任後不久，共匪就報以顏色，來圍攻瀋陽，舊曆年除夕。他下令槍決了一個擅自撤離陣地的師長，才穩住了局面。
衛立煌有一個類似新聞記者的習慣，上午在家中休息，下午到總部辦公，夜裡十二時左右，在官邸接見客人。衛立煌到任後的第九天，遼陽失守，第廿一天國軍撤離鞍山，但他很能沉得住氣，新聞界人士稱之為「福將」，因為他過去剿匪期間，曾打過幾次勝仗。
三十七年二月間，中央發表了王鐵漢將軍擔任遼寧省政府主席，董彥平將軍任安東省政府主席，徐良接替劉翰東擔任遼北省政府主席。
也就在那一個時期，中央開始考慮到組織地方武力，因而在二月廿七日國民政府的「國務會議」，通過了由中央撥款，增加地方武力案。但為時已嫌遲緩。因為那個案子，主要的對象，是在東北組織地方武力，而東北的地方青壯，已為林彪的第四野戰軍裹脅而去。同時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打着「東北民主聯軍」的旗號，在遼南各地蠢動，所謂「民主聯軍」，實際就是共匪的部隊。共匪是利用東北年老一代，對張作霖的懷念，委派張學思作「民主聯軍」的司令員，目的不外是共匪的統戰的一部份。張學思的部隊似乎和國軍沒打過硬仗，他們只是在鄉村貼佈告，給東北人民一個錯覺，認為東北軍在張學思的率領下回來了！，也就在同一時期，杜聿明向中央建議，應起用東北宿將，返回東北，因而四月廿二日中央發表張作相為東北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馬占山將軍為東北挺進軍總司令。
張作相和馬占山在當時雖然都想有一番作為，但對整個東北腐爛的局面，已無能為力。同時由於衛立煌要自兼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所以張作相實際上並未到差。至於組織地方武力、游擊部隊，也沒有什麼成效。
坐鎮瀋陽的衛立煌將軍，所接到的報告，大都是請求援軍，以及各大據點的相繼失守。那時我們剿匪總部所發佈的新聞，依然是抗戰時期的老套，稱「撤退」為「轉進」。而且常向中央虛報軍倩，偽造捷音。
王鐵漢主席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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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北情勢，日趨糜爛的情形下，在瀋陽最有作為的，則是遼寧省主席王鐵漢將軍。王鐵漢任省主席那一年，僅四十三歲，他是一位學養都好的軍事家，在九一八事變時，他正擔任第六二○團團長防守北大營與日本軍隊作戰。以後並應邀在國聯的李頓調查團作證。這位陸軍大學出身的將軍，在出任遼寧省主席之前，做過第一綏靖區司令官，三十六年九月他率領四十九軍自江南返回東北，參加錦西戰役。三十七年一月又調充瀋陽防守區司令官，指揮第六軍和四十九軍，以及暫編五十五、五十七兩師。他一向不贊同軍人辦報紙，設學校，所以他做了遼寧省府主席以後，省府也沒有辦一份機關報。他就任主席時，立志要把遼寧省從破壞散亂中整理起來，期能對東北大局，有些補救。所以他盡量整飭政治風氣，打破人情政治，起用了許多新人，推行新政，並制定「以工代賑」條例，解決難民的生活，並且主張「剿匪工作，應軍民合作」，那時候河北省的新城縣，有一套新的剿匪辦法，他就派了民政廳長張式綸到河北去考察。可惜的是衛立煌因循敷衍，王鐵漢的許多構想，都未能實現。
王鐵漢在遼寧省主席任內，奉行「公廉」兩字，他要求同僚們四件事，第一是誠實，第二是效率，第三是重視輿論，第四是爭取民心。
他和新聞記者們聊天時，常常提出：軍政領導人物，最重要的是能用人，並且要能用學問能力比自己強的人。他所用的人成功，也就是自己的成功。他認為軍事、政治的領導人物，最忌諱的事，是胸襟狹窄，氣度小和眼光短，喜歡用能力不超過自己的人，深恐怕所用的人，不好駕馭。
在瀋陽那個動亂的地力，在那個可以混水摸魚的時代，王鐵漢將軍，確實做到了不要錢，也不為自己打算的守則。同時他肯用心思索問題和研究問題，對省政事務，也不大「下條子」表示他的權威。更難得的是位天天抽出一點時間讀書，補充他的精神營養。
不在混水中摸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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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於斯聞記者，是被動的友善，尊重記者，而不利用記者。他家裡沒有官僚習氣，而且自己接聽電話，有記者去看他時，隨時接見。答覆問題，簡潔中肯，從不使用官場中所常用的打「太極拳」方式。
他是生長在憂患中的人，在大時代的洪爐中經過陶冶，多少年來，從不自原則上撤退。我在瀋陽做記者的那段時間，幾乎每週都和他有着接觸。我看見過，他在家中吃高粱米稀飯，青菜豆腐，也看到他對國事的焦慮。以及有膽識和抱負，而不能施展的痛苦。他是我的採訪對象中，極少數的清廉和有所作為的政府官員之一。
當時我常常在想，假如政府派到東北的接收大員，人人能像王鐵漢，局面也許不會壞到後來不可收拾的地步。
此外我也極欣賞遼中縣縣長陸登的操守，因為他在遼中撤守時，把整整兩蔴袋東北流通券，交還給省府。那是當時省府撥給他就地買糧的錢，在遼中撤守時，他不交回那筆錢，不會有人知道，更何況在戰亂中，他可以用任何一個理由，吞沒那筆款子。
我特別要提出這件事的原因，是因為陸登在繳回兩蔴袋現款那天，我正在省府採訪，剛好給我碰到了，並且替他發了一條「花邊新聞」。
我做了二十五年新聞記者。在過去這段悠長的歲月中，就是願意和清廉的官員接觸，例如我在臺北看到田炯錦的襯衣打補丁，余井塘家中的破藤椅，谷正綱家中孩子睡的上下舖，王任遠把有人送給他的禮物退還，沈之岳的兒子結婚時，不發一張請帖，連省主席陳大慶送的一件衣料，做為他兒子結婚的賀禮，也原封不動的退回去，寧肯在第二天親去陳府致歉。李煥領一家六七口人，到小飯舘吃飯，全家僅吃了八十幾元錢。凡是這些清廉的官員，我都從內心中，對他們肅然起敬。
近年來我漸漸領悟到，東北之失，甚至大陸之失，原因之一是失敗在「文官要錢，武官怕死」這八個字上。當然在政策上的錯誤，和匪諜的滲透，也是大陸之失的重要原因。
在「新報」工作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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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瀋陽「新報」工作，一直很受社長徐露放的重視，他認為我的表現不差，只是脾氣大些。因此他常勸我在修養上，多下些工夫。由於他的重視，因而上海「大公報」的駐東北特派員張高峯撤回關內後，該報的負責人胡政之寫信給徐露放，要他在現地物色一位駐瀋陽的記者時，徐露放就推薦我為上海「大公報」發電報和寫通訊。當時的上海「大公報」和天津「大公報」，重慶「大公報」，都是屬於國民黨政學系的系統。是支持政府的報紙。後來胡政之先生逝世，才給王芸生抓到手裡，帶着報紙向共匪投降。共匪竊據大陸後，上海「大公報」和重慶「大公報」關閉，僅剩下天津的「大公報」和香港的「大公報」，十足的成為「匪報」。不過在共匪文化大革命時，遷到北平出版的天津「大公報」，也被共匪封閉了！因此人們相信，假如胡政之和張季鸞先生還在的話，各地的大公報，都不致變節投匪，而且也必然是一張支持政府反共的報紙。
我兼任上海「大公報」駐瀋陽的記者後，就搬到「大公報」和上海「申報」合用的辦事處去住。那是軍方在接收初期，分配給兩家上海報紙的辦事處。是一棟高級洋房，在舊「日本租界地」內。內部的設備也很講究。在辦事處中，我和「申報」特派員韓清濤先生合用了一個送稿的工友，一個廚子，有新聞時，我們交換消息，僅寫法不同。不過在不久，上海「大公報」的責備來了，他的責備方法是，由地方組編輯張蓬舟先生寫信，稱道我的電報發得得體，通訊寫得也好，僅是不希望和「申報」雷同。從那以後，張蓬舟天天寄一份「申報」和「大公報」有關瀋陽專電部份的剪報，供我參考。我因為在「新報」做採訪主任，發電報時，自然有很多方便，但「申報」的韓清濤是報界前輩，我必須禮讓，而不能由於我的力求表現，使韓清濤先生難過。更何況我們每天同桌吃飯，相處得十分友善？因此我們想出個法子，今天我發幾條重要電報，明天則要韓清濤發幾條重要電報，表示兩報仍有競爭。此外上海「大公報」有一個好制度，尊重記者的獨立精神。例如我發的電報使用「匪軍」，他們決不把它改成「共軍」；報社不願用的特寫稿，用最快的方式退回，而不改動記者署名文章的文字，並說明不用的理由。
那時侯我所擔任的上海「大公報」駐瀋陽的記者，地位實在很低。用今天臺北各報的地位來說：似乎相當於「聯合報」的駐桃園記者，但當時的報社負責人胡政之先生，却常常來信鼓勵，也常有電報來稱：「吾弟所發電報極佳」，在最後瀋陽被圍時，政之先生又有電報發來：「盼吾弟堅守至最後一分鐘」。我兼做了上海「大公報」半年多的駐瀋陽記者，不認識胡政之和張蓬舟其人，也不知道上海「大公報」的門朝那邊開。但却覺得他們對於記者，頗為禮遇。對讀書人很尊敬，這也就是在瀋陽失陷當天，我尚替那家報紙，發了最後一條電報的原因。此外上海「大公報」對於記者發電報的字數，不加限制，而且要求發加急新聞電報。在那段日子，張蓬舟和我通訊較多，一直到後來我逃到重慶，張蓬舟還寫信給我，他不相信共匪會席捲大陸，更不相信中國五千年的儒家精神，會抵抗不住共匪的邪說。因而他認為報人應為保衛自由，多盡一分力量。
此外我過去半生中，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共匪已經打到瀋陽城的週邊，「新報」的總編輯汪河清和我商量，共匪入城在卽，大多數報紙，已改稱「匪軍」為「共軍」，「新報」是否也該跟隨大家改變，我告訴汪先生，在共匪入城之後，我們卽使管他叫「祖宗」，他也要捉拿我們去殺頭。我們繼續稱之為「匪軍」，他們也許會認為我們很有骨氣，卽使逃不掉而被捉，拿去殺頭，也會快些。汪河清接受了我的意見，「新報」出到最後一天，第一版的頭條標題，仍是「我軍與匪軍在東陵有激戰」，那是三十七年十一月二日的事。
在這裡必須一提的，是汪河清原是新六軍在長春所辦的「前進報」的總編輯，他逃出長春在我之後，他本預備携眷經瀋陽返回關內，但我却建議徐露放，把他留在「新報」做總編輯，於是他和他的夫人便留了下來。等到瀋陽城陷之日，汪河清和我還有「中央日報」的袁笑星，都列入共匪的黑名單中，被指為地方性的第五級的「文化戰犯」。因為當時我們曾為「新報」招考了六名記者，考試是由汪河清和我主持。在我們所錄取的六名記者中，平日表現很好，文筆也流暢，新聞跑的也勤快，而且平日言行，也擁護政府，沒想到瀋陽城破之日所考的六名記者中，竟有兩名是匪諜，一個是「城市工作部」的，一個是「教育委員會」的。我們之被列入「五級文化戰犯」，就是這兩個匪諜，所開的黑名單。瀋陽城破後，這兩名匪諜，到處尋覓我和汪河清。由於當時急於逃命，我逃亡時，沒有和汪河清聯絡，也不敢聯絡，後來在我逃抵北平後不久，汪河清也逃出魔掌，於是在北平見面時，給汪先生大罵了一頓。因為那時他的夫人，正在懷孕。汪河清在化裝逃難中很吃了一些苦頭。他責罵我「重命輕友」，自然是應該的。
一件難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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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新報」擔任採訪主任和作「大公報」駐瀋陽記者的那段日子裡，有一段在我的印象中，不能磨滅的事。
那是三十七年十月一日蔣總統蒞北平召開軍事會議，並預備在十月二日自北平飛到瀋陽視察，十月一日晚間，國防部政工局的一位高級官員，先到達瀋陽，當晚他就到上海「大公報」的辦事處找我，要我給「大公報」發一條「國軍收復遼西重要據點大虎山」的新聞電報。他並且告訴我，實際上大虎山並沒有收復，發這條電報的目的，是要總統看了高興。我告訴他何以不請「中央通訊社」瀋陽分社發電，全國各報，都可採用，他說：「大公報」是政學系所支持的民營報紙，領袖很相信「大公報」的消息，中央社的消息，很可能被忽視。我說：時間已晚，而且剿匪總部檢查新聞的官員，現在也找不到，電報不易發出。他則表示：由他本人在新聞電報上簽字，就可以發出，勿須剿匪總部檢查新聞的官員過目。同時他說：他的車子就等在門外，寫好稿後，立卽可以發出。我說消息是不確實的，報社會不高興。他答：胡政之那邊如果有什麼問題，由他負責。總之讓領袖高興一下子，比什麼事都重要。這也就是新聞記者報效國家的作為，我最後告訴他那豈不成為我們在欺騙領袖。於是他乃失望而去。
由於這類事情，使我想到，在大陸剿匪時期，將會有許多事，經由少數的高級官員，蒙蔽了上級，當然用心是善意的，但那些行為，却極可能招致不良的後果。
昭陵紅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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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瀋陽的那段歲月，我的工作雖然很忙，却也有一些悠閒的日子。夏天在東關的萬泉河畔看荷花，在初秋和朋友到北陵去看「昭陵紅葉」，走在古老的樹林中，欣賞一片一片的落葉。
瀋陽的國立東北大學，就設在北陵。若是太平歲月，看那些年輕的大學生們，在古老的樹下，發出朗朗的書聲。該是多麼令人神往的事。
現在留在我記憶中的，仍是三十七年初秋和一位好友遊北陵當時的情趣。記得當時兩人曾爬上一顆老樹，合唱「長城謠」，採些不知名的紅葉，放在袋中，用小刀挖下樹皮刻上自己的名字，在華表的前面野餐，然後在太陽將落的時候，坐三輪車走在平坦的馬路上，享受着晚風的吹拂。
沒想到那次昭陵之遊，也竟是我離開大陸前的最後一次。也是記憶中，最美麗的詩篇。那是我生命史中的金色年代，充滿青春與活力的金色年代。
被圍困的長春城
一次交白卷的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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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年秋八月，距離瀋陽六百公里的長春，被共匪包圍得越來越緊，雖然從新聞電報中，讀不到長春市民被圍城後的生活情形，但從中央社長春分社的「參考消息」中，已經知道當時的新七軍和六十軍，不斷發生嚴重的摩擦，市民們連「豆餅」也吃不到時，已經開始吃樹葉了！當我從剿匪總部看到中央社的那些不對外發佈，單供軍政首長閱讀的「參考消息」時，心中像壓了一塊重重的鉛，因為在那個孤城中，有我的親戚、朋友同事和學生。
有一天，我碰到空軍第一軍司令部的飛行科長宋壽椿上校，在聊天時，他告訴我長春的存糧，維持不到冬天，政府已經派飛機向長春空投糧食，作為軍糈民食。有時派出C46運輸機空投，有時派出B25轟炸機空投。由於我們在長春時，相處得極為融洽，他已經不把我看成一個新聞記者，因為我向他提出一個要求，希望隨空投的飛機到長春的上空去採訪一次。寫一篇文章。
宋壽椿上校，當時的答覆是：他要向上級請示一下，看看能不能獲准。那時瀋陽的第一軍區司令是張廷孟將軍，副司令是易國瑞將軍。在當時有兩位將軍，常常親自駕著飛機，飛往四平及長春一帶偵察，一位是空軍總部的副總司令王叔銘將軍，另一位則是張廷孟將軍。張廷孟和新聞記者接觸不多，對記者也似乎沒有什麼好感，但我計劃隨機採訪，他並沒有反對。因此過了幾天，宋壽椿上校告訴我說：上面已經原則同意我隨機飛往長春，但有幾個條件，第一不能告訴其他新聞同業，第二不能發佈任何隨機採訪的新聞，第三不負安全的責任。理由是如果允許一個記者隨機採訪，其他記者提出同樣的要求，軍區司令部無法應付。因此隨機採訪也不能發佈新聞。如果我同意三個條件，宋壽椿將替我安排時間。宋壽椿並說：如果我要不遵守諾言，就是出賣朋友，那時第一個受處分的就是他本人。
我當時未加思索的回答他：我願意隨機到長春上空去看看，回來後不寫一個字的新聞報導。也絕對不會傷害朋友。當時的斷然決定，只是基於一種好奇心，現在想來十分可笑和十分幼稚，因為新聞記者冒著危險隨機去看空投，回來後又不能寫一個字，豈不是白白浪費時間？
記得那是一個晴朗的初秋之晨，我登上了B25炸機。轟炸機上彷彿有七八個人，其中包括正駕駛和副駕駛、領航、上炮塔和下炮塔的射擊手，還有幾名士兵。機艙中堆了一些糧包，上面綁了降落傘。
我們的飛行大約在兩萬公尺左右，飛機經過四平，到了長春上空，繞了幾週，士兵們開始打開艙門，把糧包推下。在長春上空，我什麼也沒看到，看到的僅是地面上放出一股一股的白烟，一位士兵告訴我說：那是郊區匪軍發射的高射砲彈，因為我們飛得高，砲彈對我們卻毫無威脅。飛去飛回，B25轟炸機，飛得十分平穩，也沒有開槍向地面射擊。在回程中，飛機的副駕駛，並且走出駕駛艙和我們聊天。
當晚宋壽椿和我通了一次電話，我告訴他，這是一次「交白卷的採訪」，因為我除了看到地面上一股一股的白烟外之外，什麼也沒有看到。並請他安心睡覺，明天的報上，不會有一個字的空投報導。
儘管我那次的採訪，毫無所獲，但是我仍然感謝宋壽椿上校，對我的信任。信任我不至於違背諾言。
內無糧草，外無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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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被共匪緊緊困住，是三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四平陷匪以後，自那年的五月廿三日起，連小型的聯絡機，也無法在城區內的「皇宮機場」起落，名符其實的成了一個孤島。因為守軍的兵力薄弱，也無力出擊，當時它的處境，真是「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因為自三十六年的十二月，潘裕崑所部的新一軍三十師和五十師以及暫編五十三師，都被調往瀋陽，長春僅留下了李鴻的三十八師，以及暫編五十六師和暫編六十一師，和由吉林撤到長春的雲南部隊第六十軍。後來李鴻的第三十八師改編為新七軍，李鴻也升任了軍長，那就是防守長春的主力。
第六十軍的軍風紀，自吉林撤退後，一直不好，在吉林撤退時，且有掠奪事件發生，而由新一軍三十八師擴編的新七軍，在心理上就輕視六十軍，因此這兩個友軍，一直就發生摩擦。
那年的五月中旬，新七軍和六十軍，在鄭洞國將軍指導下，自長春出擊，出擊的目的，則是擴張糧源，「搶糧」圖存。當出擊的行動開始後，新七軍的卅八師和五十六師佔領了距長春五十華里的小合隆，六十一師則攻下了長春以南三十華里的大鎮范家屯，六十軍的五十二師則佔領長春東方廿五華里的興隆山。但結果是「搶糧」的目的，絲毫沒有達成。因為共匪在撤退時，已把糧食運走，出擊的部隊，僅在小合隆收購了幾千斤糧食。
那次出擊，既未打到共匪的主力，而且失去了人民對軍隊的信心。於是鄭洞國又及早下達命令，要卅八師撤回長春。因為那次出擊，長春唱的是「空城計」，怕共匪乘虛而入。
鄭洞國的新部署是三十八師防守長春城區，六十一師第二團防守小合隆，五十六師一二兩團防守大房身機場。五月廿三日晚間，鄭在他的指輝部內，召集團長以上的軍官，舉行軍事會議，就在開會時，匪軍發動了一次攻勢，小合隆和大房身的守軍被圍，經過一夜的戰鬪，共匪「以大吃小」的戰術成功了。在戰鬪結束時，六十一師的第二團潰敗，副團長被俘，五十六師的兩個團，也全部瓦解，副師長王正國和兩個副團長被俘。
洪熙街的慘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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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長春有人口六十萬，部隊五萬餘，五月以後，軍方由於糧食問題嚴重，開始鼓勵市民出城，並開放卡哨，但共匪卻把放出的人，又趕回來。不過有一種情形例外，那就是凡是帶出一支步槍或者機槍的予以放行。很明顯的共匪是要市民吃光長春的糧食，減少長春的防衛能力。
進了七月，長春吃的問題，愈來愈為嚴重，守城部隊，也以黃豆和豆餅作為主食，市內也有人因饑餓而死。於是市府下令，凡是可以充作食物的東西，不准隨意搬動，由市府統一分配，而當時可以用作為食物的主要東西，則是造酒的麯子和豆餅。雖然酒麯並不好吃，但市民們仍然排隊領取配給。
八月間，街頭已有了棄屍，成群的野狗出去啃人屍體，然後人再殺狗，以狗肉充饑。那是當時的珍品。在無法忍受的情形下，人們潮水般湧向城外，但到了洪熙街的國軍卡哨外，共匪仍不放行，有許多人向前衝，共匪就用機槍掃射，想回城國軍也不准許，於是留在洪熙街地區的近十萬市民，形成了一個人吃人的世界。從市區出來，帶著少許食品的人，一下子就被人搶光，老弱婦孺，常被人踐踏而死。當時的情勢是先出市區的人，搶後出市區人的東西吃。不過也有少數人，爬出洪熙街的鐵絲網。突破共匪的封鎖線，逃得一命。另外則是匪軍諜報人員，向持有黃金的人，售賣「窩窩頭」，難民們用一個金戒子，可以向匪特買兩個窩窩頭，一兩黃金，可以買五個窩窩頭。但當囊中金盡時，也就臨近死期。
我有好幾個朋友，死於洪熙街的逃亡潮中。但也有極少數的人，從大劫數中，保住一條性命，當時從洪熙街爬出的文藝作家王光逖，便寫了一篇「爬、爬、爬、爬出了長春」，給北平「益世報」，讀來一字一淚。王光逖也由於那篇文章，而被「益世報」聘為記者。
據逃出洪熙街的一位朋友告訴我說：在饑餓中，在生死的邊緣上，人為了求生，什麼事都做得出，熬到最後，甚至連求死的勇氣和憤怒的情緒，也完全消失。當時的洪熙街，真如同神話中的酆都城。
吃酒麯和樹葉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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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們－特別是年輕一代的讀者們，也許沒有人相信，民國三十七年秋天，長春的食米，每市斤會賣到一億二千萬元，在數學上是九位數字。更不會有人相信，在那個時候，還會有人用抬高物價的方式發財。但當時，確實有人囤積居奇，而且軍需人員和糧商間，還在互通消息。
我的朋友韓道誠教授，當年他在新七軍政工處任科長——後來告訴我說：「那年的中秋節，軍方把儲備過冬的食糧中，抽出了一部份，發了一天實物，算是犒賞，那是長春籠城中，幾個月來吃得最飽的一次。也是他一生中，記憶最深刻的事。」韓道誠特別提到，「那年八月中秋，困居長春的市民，吃完酒麯和豆餅之後，都面部浮腫，當人們，連樹葉都吃光時，共匪卻在更深人靜時，故意殺豬，把豬的叫聲，用擴音器，向駐軍地區播放。那種心戰方式，真是最狠毒的一遭。」
三十七年八月，政府派出飛機，每天空投糧食十八萬斤，但糧食投下後，落入六十軍的防區，就由六十軍沒收，落入新七軍的防區，就由新七軍收藏。落入民家，就被拾獲者隱藏。更有些因風向不對，飄落匪軍地區。那些糧食，依照政府的計劃，是給駐軍過冬用的，但局面卻沒能支持到冬天。
那年九月，共匪自遼南調來早期向共匪投降的原六十軍一八四師，由潘朔瑞率領，先向六十軍進攻，然後再向六十軍軍長曾澤生勸降，並在六十軍司令部的地下室內，設了一個聯絡電台，作為匪軍和六十軍的通訊工具。那個秘密，很快的就被長春情報單位負責人安震東獲悉，並且報請鄭洞國處理，但鄭卻不敢動手。
十月初旬，政府決定放棄長春，並派了一架P51機空投突圍命令。當時的撤退計畫是：新七軍和六十軍，向梅河口方面突圍，然後由廖耀湘兵團接應，撤至瀋陽。但這個命令，馬上被六十軍洩漏給匪方，於是共匪就預備了兩個縱隊截擊，另派十一個獨立師追蹤，企圖一舉消滅新七軍。(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