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日訊】LILY，您好：
先談談本次學潮中我与學生接触的情況。
5月19日之前，我基本上沒有与學生接触，因為學生的口號有“擁護四項基本原則”這類的東西，我若与他們接触可能會給他們帶來不便。但我密切注意事態發展。
5月18日晚，看李鵬等与學生代表的對話，李生硬的態度表明中共中央与國務院絕不會接受學生的停止絕食的條件。次晨（5月19日）廣播中播出紅十字會警告北京有發生流行病的危險。白天，我同一個關心國事的朋友（X君）談談局勢，看看會如何收場，X君認為政府動用軍隊的可能性極大，我們也談到其他可能性，例如爆發烈性流行病，絕食者出現死亡等等。傍晚，上海已經謠傳北京已有死亡。我經過一番考慮后，終於在晚上9點打電話給H君，陳說我的看法，希望民聯能出面呼籲停止絕食。當時想法如下：1.全國各民主党派及許多主要報紙均已承認學潮為愛國民主運動，此形勢挺好。
2.繼續絕食已無意義，因為不可能感動CP中央及政府。反而可能出現不良后果，如有人死亡，則以后确實很難向其家人交待。此外，也給了政府“出兵救人”的藉口。此外，如果發生傳染病等，确實對誰也沒好處。
3.如果民聯等出面使學生停止絕食，必然大大提高民聯的聲望，有利於合法化，（不用說，對我個人也很有利）。
4.停止絕食可以消除政府出兵的可能性，一旦出兵，現有成果可能會部分喪失，例如民主党派重新轉向等。
當時与H君談了這些情況后，即獲H君支援停止絕食的呼籲，考慮到H君可能要徵求其他同志的意見才能最后決定，我約H君10點再打電話，10點時， H再次肯定停止絕食的想法，委我代表民聯去呼籲學生停止絕食。當時我打算先說服上海學生，然后在与他們的頭頭赴京說服北京學生。
十點二十左右到外灘時，便听說北京學生已于晚上九點停止絕食，但上海還在繼續。我亮出中科院研究生證給复旦的學生們看，他們有不少知道我們的名字，知道是“民聯分子”，并幫我找到決委會的頭：Z君，以及其他一些人。我說我們民聯呼籲你們停止絕食，理由有：1.各民主党派以及各報各界已承認你們是愛國民主運動，這便已經是歷史結論，是誰也抹殺不了的。至於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不承認，那是他們自己的事，無礙於歷史結論，不要為一兩句不值錢的話拿命去換，不值得。2.繼續絕食可能造成死人，死者皆民主精英，死了對民運和對各人家庭皆是巨大損失，我們不能再讓“該死的不死，不該死的死了”的現象重演，不能把民主的血本都花光。此外，醫務人員所說的發生烈性傳染病的可能性的确存在，不可忽視。還有，如果絕食者健康受到嚴重影響，會一直妨礙今后的求索，甚至被迫退學的話，也是重大損失。要特別注意軍管的可能，一旦軍管，民主可能受挫，現有成果可能部分喪失，出現倒春寒。所以現在應該立即停止絕食，回校休整。
Z君說他也在考慮停止絕食，但問題是怎樣說服絕食者。當時還有其他一些頭頭，有的贊成停止。有的不贊成，大致一半對一半。
由於找Z君的人很多，我無法老和他在一起。后來我又找到复旦學生會的R君（全國學聯副主席），他也是認為應當停止絕食的，他在說服其他一些人的過程中作了很多工作。當時場面很亂，學生頭頭分的很散，不易湊攏，統一意見。因此決策得比較慢。在此過程中，許多學生表示對我的歡迎，并關心我的安全。有個財經大學的小同學始終挽著我的手，生怕我被“便衣”抓走。
我給一些人留了地址和電話，還給一個人帽子上簽了名。我曾希望親自給絕食者講話，但R君認為我盡量不要正式出面，我便尊重他們的意見。大約十二點左右，學生頭頭已達成一致意見，撤回學校，复旦的學生是Z君具體去做工作撤的，而其他各校的學生也是看复旦而行動的。R君与市政府聯絡員保持聯系，他負責告訴市府學生已決定了停止絕食，讓市府派救護車等拉走絕食者，還有客車等運送被褥雜物及一些勞累者回校。
學生便有秩序地開始撤退，先是撤絕食者，由健康者兩人攙一人。有些絕食者是硬拉走的。場面很悲壯，無須多說。然后醫護人員撤走，然后是各校學生撤。我是兩點左右离開現場的，此時絕食者已全部撤走，其他同學也已撤了一半，我并未見有市府或市委來現場勸說。
在撤退已經開始時，李鵬的講話開始了，但大多數人沒听到，少數人攜有半導體收音机，時響時輕，听不真切，但知反复听見“動亂、動亂”之說以及掌聲，听到的人無不憤怒。
次日，上海文匯報、解放日報的報導是“5月20日臨晨，絕食靜坐等的學生听到李鵬的講話逐漸散去，臨晨兩點市委負責人到現場勸學生回校，兩點四十分學生全部离開現場。”
[分析：絕食是停止了。但沒有像預想的那樣阻止政府用兵，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据后來有關知情人說，5月19日臨晨李鵬、趙紫陽等前往天安門廣場与學生見過面后，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擴大會議（擴進顧委人馬）就先后開會，研究對付學生，下午已決心用兵。此消息立即被人送抵學生。（這就是后來中央惱怒地稱有人將核心机密寫給非法組織）。學生經反复爭論，至晚上九點才宣佈停止絕食。李鵬的講話是在十點多開會時說的，（廣播發表時是十二點左右）。所以，与其說學生停止絕食太晚了（最佳時机當在十九日上午紅十字會緊急呼籲之后停），不如說李鵬等本無誠意和平解決事態。（据后來透露的楊尚昆講話說：軍隊本來打算二十一日開進北京市區，可是事態有了緊急發展，故提前一天行動）看來這緊急情況就是北京學生停止絕食了，於是李鵬急忙來個“敵退我追”，防止和平結束，以免使中共被動的局面成為定局。其實要叫學生再早停大概難度也很大。當然停止絕食還是對的，否則軍隊以搶救學生為名，可能二十日就會沖進廣場。另外，學生畢竟是停在李鵬講話前，從而使李鵬的真正用心暴露無遺。]（我在5月18日前就听說高層傳達了鄧小平的話：“我有十几万軍隊（原話如此），看他們（指學生）能搞出什么名堂。”另外戒嚴部隊早就被隔离通訊，不准看報看電視，唯讀4.26社論。所以用兵之策早已定下。）
上海停止絕食的時間也太“巧”了，如果再晚，學生听到了李鵬的話就會堅決不走了。如果早停止一或者二個小時，則上海市府市委無法說成學生是他們 “勸回去的”，現在他們向上一報功，當然使中央大吃一惊，以為上海市府市委果然能干，全國沒有第二家建此奇功。看來這也是江澤民當上總書記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說二十日白天，各校學生紛紛上街抗議李鵬政府，而复旦則上午按兵不動，頭頭們在學生會商量行動。最后正統學生會与學生自治會聯合起來，以R君挂帥行動，下午，一万左右學生拍著整齊的隊伍傾巢而出，進行了本次上海聲勢最浩大的游行。我在人民廣場親見R君雙手打V走在頭里，复旦的雄壯聲勢再次确立了它的主導地位，以后各校基本上唯复旦馬首是瞻。
5月21日天下著雨，街上游行不多，复旦派了多支小分隊外出宣傳。北京消息，軍隊被民眾阻在北京市郊，進退不得。
我与X君分析形勢，一致認為：1.李鵬決不孤立，他得到中共上層大多數人支援，有鄧、楊、陳、王等撐腰，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倒台。用兵是早已策划的，不是誰一時沖動，李鵬是冷靜陰沈的，并非瘋狗。如果李鵬立即下台，則意味著中共垮台，故中共上層多數人將齊心保李過關。總之不存在“鄧拋棄李”的可能。
2.軍隊暫時不會向學生和民眾開槍，但只要不強令開槍，軍隊也不會反戈，而且如果戰士相信可以不流血就能夠驅散學生的話，他們仍可能執行命令，但暫時還不太可能。
3.X君認為可能性最大的還是暫時僵持下去，但這不是個穩定態，而是高度危險的激發態，流血的危險始終存在。軍隊肯定能比群眾耐久，而且軍隊可以輪換。即使能長期堅持，但如果國民經濟大受影響甚至崩潰，則老百姓必然厭戰求安，這時民運再衰至竭，軍隊就可能一鼓作气攻入。
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并設想流血的几种可能：1.在戒嚴令下，軍警有先斬后奏之權，可能有個別軍人被打被罵而發火，對民眾動武，民眾再報复，怨怨相報，勢成燎原。
2.在軍隊受到某些襲擊，有人財損失時，軍隊不堪民運（看不清楚）。軍頭遂稱“克制已極，忍無可忍”，下令開火。
因此，應該設法立即結束危險的對峙狀態，辦法是：如果學生能与政府提出談判，表明在軍隊撤走的前提下，學生愿意撤出廣場回校，那么，就能保存民主實力，選出代表与政府對話，提各种要求，包括改組政府的要求，在最坏的情況下，也不難再度上街，因為軍隊是撤回外省，學生只是回校，主動回校与被驅赶回校不同，前者隨時可再出來。如果政府不接受學生要求，則必然要承擔制造動亂的責任，失去民心、軍心，而于學生基本無損。
5月21日晚我到复旦，希望通過复旦學生向北京學生建議談判，但一到复旦，見气氛緊張，學生會走廊上學生都在叫“流血不可避免”還在組織敢死隊。 R君忙得不亦樂乎，不愿与我說話，有個學生小頭頭WG君對我說，北京明晨五點將鎮壓，上海亦將動手，無錫軍隊已開至江灣鎮等。
我周圍其他學生正在向兩個美國留學生說：“我們不惜流血犧牲，如果軍隊開火，我們不惜奪取武器，進行起義。”WG說中央政治局開會，老人們說要殺掉二十万人，以求二十年安定。還說上海學生已經与軍隊聯絡，軍隊團以下干部皆表示支援學生云云。（后證實皆屬夸張。）同時R君正在向一些宣傳隊長講：“軍隊正在向我們開來”等等。雖然气氛是極度緊張的，緊張得要爆炸了，但我總覺得有一种滑稽而夸張的味道。
當時，一時無法談建議談判事，（WG稱鄧小平已說過決不做任何談判），我就決心和學生在一起，看個究竟。我先回家打了個招呼，聲稱情況緊急，要出去躲一躲）。我睡在學生會里一堆大衣上（系人們捐給絕食者用過的）。一直听著學生們打的電話，不時又出去看看貼了什么宣傳品。邊上不時有學生在議論慷慨赴死等等。心想這次學潮之后，校園里准要流行黑色幽默。
電話大概有不少是北京打來的長途，傳來各种消息，還有說軍隊到達哪里哪里，間或有各校的聯絡。
大約臨晨兩點，有消息說軍隊已到達五角場（离复旦約一里路），我想我倒要證實一下這不可思議的消息。於是冒雨到五角場一游，什么也沒有。回复旦后，我立即找R君，說了五角場的情況，同時提醒他，現在玩這种軍事游戲非常危險。希望他冷靜下來。但他表示，他會對學生生命負責的，所听到的消息中，有許多是确實的。同時又不肯單獨一人与我談話，（不知是何顧慮）。我看看形式已不象要立即爆發的樣子，便回家去休息（到家臨晨三點，是五月22日）。
5月22日晨8點，我再次去复旦，找到R君（此時電台“闢謠”否認軍隊將鎮壓學生，上海亦無軍隊，同時說華師大几千學生臨晨二時已佔領從外白渡橋至河南路橋的四座橋梁，堵住交通，后聞軍隊未開到，隨撤返學校），此時R君已經冷靜下來。与助理陸建一起与我談話，我們分析了形勢，并提出談判方案，希望他們能向北京建議（复旦不斷派學生北上并複返）。陳明當務之急是要求取消戒嚴令，防止流血，同時如果學生能撤出廣場，則亦說明下戒嚴令是錯誤的，從而引人作進一步思考。但L君合R君皆認為當務之急是倒李，且認為把握很大。談判易示弱，“兩軍相爭勇者胜”，不能軟下來，等等。但R君表示在适當時候仍可考慮談判，我見沒法說服他們，便表示反正形勢暫時尚可相持，我們觀察觀察再說。我們友好地分手道別，我又去上班。當晚与H通話，力陳應呼籲學生提出談判，有條件地撤离廣場，H好像是同意的。
5月23日晚，再次找R君，一進复旦學生會，只見學生們圍著一張上海大地圖，上面盡是圈圈點點，原來是在佈置攔截交通，以便“讓工人罷工”。找到 R君后，只見一個青年教師正在對R君說，攔車不妥，要設法制止。R君說“指揮部的人是冷靜的，但是今天下午國際政治系的人包圍了指揮部，堅決要求切斷交通。如果我們不答應，則學生會四分五裂，不能抵禦鎮壓，況且我們不叫攔，學生也要攔，局勢會失控。不如我們帶隊伍去，5點攔，九點撤，不拖延。”各校的分工也基本上是复旦佈置的。
后來我對R說：“攔車事既然已如此，我也不多說了，反正盡量別失控就是，我是想來談關於談判之事。”R說他也覺得應該談判，將派人把此建議送往北京。我不放心，就出去找了個教室，寫了“有條件撤离廣場的談判建議。”即四個條件：1.政府下令撤軍，取消戒嚴。2.保證秋后不算帳。3.讓學生利用一次新聞媒介發表“告全國同胞書”。4.請各民主党派和海外華人組織代表團監督，如政府同意此四個條件，學生同意從廣場撤，并且寫了一些利弊分析后，將紙條交給R.并囑R在适當時机与有關部門談判，促他們保證“不秋后算賬”，R表示同意。
我离開复旦后即与H君通話，告知學生領袖同意去建議談判事。H君作了紀錄。
5月25日下午我再去复旦，惊异地發現R君等的“辭職聲明”。原來24日晨一時，學生与青年教師聯合開會，決定交攔截交通改為夾道宣傳。但次晨五角區夾道宣傳的學生涌入車道，造成阻塞，R君等勸阻無效，聲明辭職，此外，激烈派學生亦認為R等軟弱，表示不承認他們為學生代表，於是R等皆辭職，以后R 便不知去向。
來到學生會，見了Z君、C君（這以前我不大和他們接触），我問了R君情況，他們說未聞他談起談判建議事。我再次表示希望建議談判。Z，C二人皆初步認為可取，但又說，新的學生領導机构將在晚上8點產生，必同他們談才有效，（C君是管宣傳和財務的，募來的經費由她批給各組）。
我5月25日晚8：00到達复旦學生會。當時學生們似乎還在開會選總頭頭。我找到C君。她讓我稍候，我告訴他們：“今天我看到了在滬的九個人大代表發的緊急呼籲，主張軍隊回營房，學生回校，工人回工厂。基本上符合我們談判的建議。你們是否能与他們取得聯系，達成一致意見，這樣就安全得多”。C表示同意，并讓我重寫了四個條件，然后說得會開完，找個常委跟我一起去找徐鵬教授（九個人大代表之一，复旦中文系教授）。我等在隔壁，一些學生聯絡員正在听一個教師模樣的人，（后證實此人是上海飛机厂的）說話，該人姓崔，他說如果北京的戒嚴延遲下去打破世界紀錄，那就將使政府很被動，現在軍隊已后撤，學生應該堅持下去。我忍不住打斷他的話說：“軍隊現在是退避三舍，歷史上退避三舍的一方最后取胜了…”。但是，當時學生認為我的話很刺耳，不听我再說。不一會儿，新選出的總頭頭W君跑來對我說：“不管你是真民聯還是假民聯，我們希望你別再來了！”
新選出來的也是比較激烈的人，絕不同意談判之類的建議，表示堅決不妥協。C君也附和了他們，至此，我的談判建議告吹。
5月26日我抄了上海九個全國人大代表（張仲禮、吳貽弓、吳承惠、淺薄成、吳肇光、徐鵬、丁偉、陳松英、王品先）的緊急呼籲：按段落：“1.堅決保護廣大青年學生在這次民主愛國行動中的表現出來的愛國熱情，堅決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和安定團結，要求部隊立即回到軍營去，學生立即回到學校去，工人立即回到工厂去，制止事態的擴大，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2.立即恢复新聞傳播媒介的正常報道讓人民群眾及時瞭解時局的真實情況，以堵塞謠言的傳播。 3.強烈要求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听取和審理李鵬總理關於國務院處理學生請愿問題的彙報，并据此作出召開全國人大臨時會議的相應決定。”晚上打電話給C君，讀了上文，再次建議學生与九代表聯絡，C說他們是中立的，我們是堅決倒李的，談不到一塊儿。至此我也絕望了，再說談判的時机也差不多喪失了，我就沒有再建議此事！
[分析：我至今仍認為，當初北京學生如能及時与當局談判，有條件地主動撤离廣場，那么形勢還是可挽救的，至少“高自聯”還有可能存在下去（雖然難合法）。但是如何使北京同學做到這一點，确實是很難的。即使上海學生認為談判可去，要再接著說服北京學生也是高難度的。我當時自己猶豫不決，未能果斷一點直接赴京找北京同學，雖說這里還有种种原因，但現在想來，如果我當時去了京，即使未能成功，也能以盡了全力而自慰，不如現在這樣懊悔。] 5月28日，全市學生再次大規模游行集會，但我在气功班呆了一整天，因為那天也是比較特別的內容，5月29、30因業務去市郊出差，回來后見各校已在“空校罷課”。
6月1日打電話打到C君，她說她以及Z君都將回家，上海留下W君（赶我走的那位仁兄）。
6月7日得悉C君后又未走，Z君亦非回港而是赴京，而W君倒是走了。於是6月8日晚我又至复旦，找到C君，要求見見北京回來的同學，問問他們究竟在6月4日目睹了什么。C君將我介紹給一個面容清秀的學生，他說他是在6月4日晨4點多隨大隊撤出天安門廣場的，有坦克追他們，他親眼看到几個學生被追上來的坦克軋死，他自己机敏地跳上了花壇，才逃了一命，還受到了瓦斯毒害。C君說Z君亦見身邊坐輪椅一男子被打死。
是晚我沒見到Z君。
6月9日上午，我電話約Z晚上見面，下午是全市學生集會追悼北京烈士。晚上見到了Z君，Z說他6月3日赴京，到達北京為6月4日中午1時，當時他尚不知發生了流血事件，直往天安門廣場走。在軍民對峙的廣場周邊，他迎著槍口走過中間的無人區，身后群眾為他的大膽而鼓掌，他自己還不知道危險。后來軍人阻止他前進，強令他回轉，否則就要抓，當他轉回身走時，听見身后開槍，群眾大亂，但未見人倒下。估計那一次還是朝天打的。
我叫他盡早离開上海回香港，他還不信政府會對上海的學生下手，表示“不舍得离開這里的戰斗”。我說：“你把北京回來的其他同學目睹的真情帶給香港同胞，亦是有意義的。”他表示會考慮。
6月10日晚，廣播里傳來Z君在机場被捕的消息，我方知他又叫“姚勇戰”。回想5月6日時，有個內線朋友就告訴我，复旦有個香港籍學生姓楊，是學生頭頭，很活躍，已被登入黑名單。想必就是Z君了，“楊”疑為“姚”之音誤。
[分析：本次學潮最后慘遭鎮壓，是很令人痛心的，從學生的主觀原因來檢討，也有許多要反思的，學生一直未從保存實力方面考慮問題，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輕信中共所謂“軍隊不會向學生開槍”等諾言。再進一步說他們的下意識中還多少有相信“党是母親”的說法，母親怎么會殺儿子呢？Z君被捕前一天還認為，政府不會抓他，因為他是學生。
另一個重大失誤是以為“鄧小平會拋棄李鵬”，這是對中共的實質還認識不足，以為李鵬5月19日的講話是一個失去理智的決定，是他一時成了“瘋狗”，等等。其實縱觀學潮整個過程，李鵬等人的手段始終是冷靜和冷酷的。他們的根本目標是逼反高自聯，然后加以根本清除，具體手法是，一邊發佈戒嚴令程軍隊有權使用一切手段，一邊又在軍隊出動前進行“愛民愛學生教育”，使軍隊不致倒戈。軍隊被堵后，他們暫時忍耐，令軍隊暫停，以免兵變。而當他們發現軍隊膠著處，群眾并未嚴重攻擊軍隊，反而送飯送水進行工作時，便下令退避三舍，脫离接触，同時加緊對部隊做他們的工作。待他們認為基本掌握軍心，而群眾和學生又成強弩之末時，他們再度進軍，但先讓軍人採取比學生徹底得多的非暴力主義，“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將士兵暴露在群眾的攻擊之下，故意放棄軍車讓群眾燒毀，用這种苦肉計來激怒士兵，把十几万全副武裝的鎮壓部隊變成了“哀兵”，并且有了宣佈發生“反革命暴亂”的依据，至此才最后下令開火。
這一些周密佈置，都并無“發瘋”跡象，到像是早就精心策划，摸石子過河的。所謂發展到“反革命暴亂是必然的”之類的說法，也正說明當局將高自聯逼上梁山，加以全殲的方針是早已訂下的。反觀學生方面，常常對形勢的嚴峻性估計不足，只進不退，勇而無謀，時驕時躁（表現在對一些不同意採取激烈行動者進行威脅），這說明了學生尚有天真幼稚的一面。他們沒看到只要保存了高自聯，就是了不起的胜利，為今后對話等建立了有利條件，而只是以為不在廣場上堅持，撤回學校就等於失敗，因而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 Z君被捕后，我便設法約見國家安全局的人說話，一直到7月2日才約到，他們一大一小兩個特務在南京路耶露西餐館請我吃西餐，邊吃邊談。我告訴他們，5月19日晚，上海學生停止絕食，撤离外灘，是Z君具體作的工作，而非市委市府作的工作，故而江澤民當上總書記多少有Z君一份功勞，他應該有點良心發現。其二。6月4、5日兩天，上海學生攔交通最甚之時，Z君不在上海，故他不應負責，希望他們能考慮這些事實，那個老一點的王某（約四十七、八歲）說：“上海的動亂60%-70的責任在Z，全市听复旦，复旦就听Z！”
（從好的方面理解，此言也許表明對其他高自聯{上海的}頭頭不再作刑事處理。）
談到我自己的問題時，王說：“瞭解你底細的人都說，你沒有改變立場，所以我個人認為你明年1月8日附加刑滿后，仍然拿不到護照，因為立場不變，必將有所行動。”我問他此言有把握否，他說很有把握。我說我現在對政治比較淡漠，已在上海灘上努力建立商業關系，以便將來能插手“美中貿易”，兩邊跑跑，于國与民于己都有利。（Imply：兩邊跑者當然不便卷入政治）。王某但作冷笑而不答，當然這些并不妨礙我們吃西餐的胃口。
截至現在，上海高自聯頭頭中，除Z君外無人被捕，（Z已轉入上海第一看守所），复旦的頭頭登記后，大多數已放假回家。只有W君自己要留下來等等消息。R君已回來，他是党員，据說已作三次檢查，皆不合格，已被暫緩畢業分配。
*情況敘述已畢，下面再綜合談一些教訓。
一。“哀兵必胜”，此言如果在軍事戰場上不一定完全正确的話，那么在政治戰場上几乎是完全正确的。兩軍相爭哀者胜，而非勇者胜；因為政治戰是爭奪人心之戰。如果學生在适當的時机下為顧全大局，愿意做一些讓步，（例如有條件地撤出廣場等），就能更得人心，當局不接受學生的談判就會暴露出自己要動武的真相，陷入很大的被動，其鎮壓即使進行。也要付出大的多的政治代价，冒大得多的政治風險。如果把大局當作政府的事，以為要亂一點才能制造更大的壓力，那么就等於默認政府代表了全民的利益，會逐步喪失主動權。
二。在經濟立國時代的中國，鼓動罷工等事都不宜多行，這常常對政府造不成什么真正的壓力，反而遭致民眾頗多怨言，因為人民還是較多關心經濟利益的。
我認為必須對“五四模式”的說法作一反思。所謂五四模式即“學生運動發展到工人運動，幫工、罷市取得胜利”等。這些僅僅是大陸科教書上的說法，其歷史真實性很值得怀疑。我看當年上海的罷工罷市是由英美背景的資產階級而非工人階級發動的。何況當年是有容易取得全民一致的民族目標，而要求也不高，只是不簽字、罷几個外交官，并未提出推翻政府，所以才取得成功。本次學生攔交通，主要是在“五四模式”指導下，希望攔住交通后能使工人罷工，從而取得胜利等等，這個想法是幼稚的。
今后也應重新反思罷工的可能性問題。就是罷課也有個節制性的問題。因為學知識也是學生自己的事。曠久的罷課，常常使一些學生雖然同情民主，但自己仍要去課堂學習，這些人就等於脫离了指揮，如果在某個時机決定一邊複課一邊斗爭的話，就能防止人心渙散，保持住學生之間的團結。
三。學生民運領袖們自身的民主化問題。本次學潮中，一直也有不少冷靜思考著，提出各類冷靜的方案，但皆未能獲上風，他們被人誤為軟弱、膽怯。而一些領袖為了免遭嘲罵，也只得採取強硬手段，無法以柔克剛。這些都表明學生本身的民主素質尚成問題，一遇分歧就易爭吵不休，甚至互套帽子，這是個有普遍性的，難度較大的問題，常常給學運帶來致命的危險。我無意對學生加以指責，他們畢竟只是二十多歲上下的人，我對他們的英勇斗爭精神只有敬意，但是民主素質問題不解決，畢竟是重大隱患，我只能在此提出此問題，而難於看出解決的辦法。
最后再談一點，這次國內的學潮時，海內外的震動是很大的，有許多埋頭書齋不問政治的人都卷入進來了，民運的基礎大大的擴大了，這是一個很有利的形勢，但因此也增加了一個如何團結一致的問題。因為表面上一致支援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人，思想背景、立場觀點都有很大差异，如果不能小心地求同存异，都唯我獨民，那么也可能不久就吵得不可開交，勢成水火，力量相互抵消。但愿現在就能注意防止這种可能，把民主力量團結起來，長久堅持下去，中國就一定有希望。
(出 處 :北京之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