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4日訊】談個人自由寫作，不能不聯繫到地下秘密寫作狀況，那是一度在中國大陸、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一種特異文化現象。這種現象不僅出現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而是從 1949年以後就一直存在著，它與官方文化一隱一顯地同時並存。這是兩種性質截然相異的文化現象，但毫無疑問，較之極權社會體制下的官方文學，作為地下隱秘狀態的 「自由寫作」或「地下文學」所體現的是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真實的人文命脈和精神景觀。
官方文學與來自民間的地下文學，一個是明流、一個是地下河；一個仰仗於權力意志、一個尋求的是自由表達；一個備受人為推崇、一個遭受高壓、充滿危險甚至潛伏著殺身之禍。時至今日，中國大陸地下文學已出現多種名稱的命名，如「潛流文學」、 「隱態寫作」、「潛在寫作」，但其「地下」的實質不變。包括現在中國大陸的「網絡文學」，雖然已有相對自由的表達空間，但仍然時時受到網警的嚴格檢查、控制、騷擾和追蹤，並未真正享有完全的公開化、地面化和合法化的表達權利，寫作者仍然處於另一種意義上的「地下」的不安全狀態。
地下文學之為「地下」，不決定於這種非官方寫作的時間有多早、持續的時間有多長，而決定於其自由精神特徵及其表達。這裡的「自由」，是針對思想文化領域的「專制」而言。因為從事這種地下狀態的秘密寫作者，表達的不僅是個人的文字意趣，而是對「寫作的自由」的追求，為此，他必須承受風險和可能的致命打擊，個人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同時，這種「自由」是指精神創造的自由，它必須具有超越意識，其創作成果與同時代的一般水平，不是處於同一層次上，而具有超前的精神價值。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它無可迴避地必然承擔起對人權的關注和維護，並且注定對極權社會體制構成挑戰！
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地下文學創作時間的早晚和持續時間的長短，並不必然地具有地下文學本身的人文精神的歷史和現實的飽滿含量。
自由寫作或地下文學，主要是而且首先是以個體的形式而非以群體的形式出現。「群體」或有「組織」性的「自由寫作」在極權主義社會制度下前所未聞、並且注定覆滅。從某種角度來看，公開寫作之外的隱蔽寫作本質上是一種無奈，它純屬與他人無涉的個人行為。但個人作為「個體」的存在，必然經由精神而波及和影響到更多的人，這樣也就有可能形成某種鬆散性的自由組合。如文化大革命時期，貴州出現的持續十年之久的地下文學現象，就是這樣一種「組合」而非「組織」，它的主要表現形式就是「地下沙龍聚會」、「地下詩歌朗誦」和自印油印詩集，直至最後發展到率先公開在北京和貴陽兩地發行民刊，影響所及包括海內外。
這就是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自由寫作」或「地下文學」的歷史真像！
這種文化現象的出現和存在，決定於多種因素：首先，是寫作者個人的勇氣和對理念與良知的堅守；其次，必須具有生長和傳播「異端思想」的一方精神土壤，而遠離皇城、地處邊遠的貴州卻正是這樣的荒蠻之地；第三是作品本身所具備的生命力，經得起時間的淘汰而免於自生自滅。「自由寫作」或「地下文學」是一個時代的歷史見證；而作為見證的作品其真實性及其產生的年代也必須經由同時代人見證和認證。相信這樣的作品的產生儘管是一種個別現象卻不是絕對孤立的現象，它必然直接和間接同周圍的人和環境發生這樣那樣的關聯。但在專制社會條件下，這類秘密寫作卻不帶普遍性、也不可能普遍存在，它只能是個別的、甚至孤絕的。能夠以「群落」形式普遍存在的文化現象已失去了真正意義上的「地下」性，也不再具有某種可能的傷害和危險性；其成員一般不會由此而承受壓力、遭受迫害並失去自由。
並不是所有的秘密寫作和地下文學都具有免於時間沖淘的生命力的。能逃避時間和歷史的沉湮而倖存的真正的地下文學作品，其倖存於世決非得益於夾縫中求存、巧妙週旋或與權勢者互為默契、變相同謀。也就是說，它的「倖存」不是一種謀略或策略性的操作的結果，也不是精神羸弱和疲軟者的幸運，而是並且只能是面對暴虐的個人的精神堅守、是作品的精神品質及其自身的內在生命力，和作品中巍然獨存的反叛和抗爭的那份磨不去的自覺。心性萎縮和舉陽不起者，其精神生命形態永遠拱不破覆蓋的土層。他們不僅承受不了外力對自身的摧毀，也難逃「自身湮滅自身」的厄運！一般來說在強權和暴力下，自由寫作注定難逃精神湮滅的悲劇；而特殊情況下，其中終能避免湮滅而得以倖存的地下文學作品，其精神生命形體將日趨顯露、其內在飽和的能量將持續釋放。並且它必然由邊緣化走向自身的確立而最終完成自己。這樣的特例之所以成為可能，唯一的依據就是別無選擇的「精神堅守」和絕不放棄精神抗爭！在「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禁錮下，除非統治者出於策略考慮而網開一面，不存在給任何人以任何「漏網」的僥倖和可能的機會。
我是1958年開始發表作品的，1959年為追求生命自由和寫作自由被第一次投入監獄。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的作品被禁止發表；而也正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我在獄中開始了我的處於絕密狀態的地下寫作。這種寫作長期是孤獨的、絕密的、不能同人公開交流的。1962年獲釋後我開始流浪，並在流浪途中繼續寫詩。1963年我流落到一個遙遠山區的茶場，那時候曾與一群喜歡文學和寫作的文學青年交往，他們是來自貴州遵義的熊慶棠、朱炎、蘇小乙等人，我們常有流動性的文學小沙龍式的聚會，為此， 「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被工作組秘密打成「現行反革命集團」。直到十年後的1968年，我回到貴州省的省城貴陽市與詩人啞默等人結識，以「北斗七星 」為主體的一群人，才開始在他家的「資產階級」庭園中集群聚會，秘密朗誦我的詩歌《白骨》、《野獸》、《火炬之歌》、《我看見一場戰爭》、《倒下的偶像》、《詩人的家居》等作品，貴州地下文學也由此以鬆散的群體形式出現，這就是中國當代民間自發的「民主牆運動」發生前，貴州著名的地下文學沙龍「野鴨沙龍」。那時候大家開始抄寫或油印一些詩在聚會時傳閱，有時甚至匯聚成冊，這就是最早以手抄或油印形式刊發的詩集，我的有詩歌《野獸的沉思》、詩論《留在星球上的札記》，啞默的有詩歌《苦行者》和隨筆《檬子樹下的筆記》，但這些文字都不能公開見諸於人的。真正公開的自由民刊的出現是1978年 10月11日，以大字報專刊和油印民刊出現在北京的《啟蒙》，那是民主牆運動的第一份自由民刊，也是極權體制下的中國第一份在北京和貴陽兩地公開傳播和散發的民間自發刊物。在同一時期出現的民刊還有《中國人權同盟》、《探索》、《四五論壇》、《北京之春》、《沃土》、《今天》等，這些民刊在當代中國歷史上至今湮滅無聞，唯有「純文學」刊物《今天》受到「有選擇」的容納。其他民刊不僅全部被封殺，而且主要成員全部被捕。同期有過一定影響的還有從《啟蒙》分裂出去的《解凍》，和出現在貴州境內的《使命》、《百花》、《野草》、《大烏蒙》、《詩魂》、《狀態》、面向全國的大學生民刊《崛起的一代》、大型詩報《中國詩歌天體星團》和至今活躍在北京的詩歌民刊《大騷動》。值得一提的還有為推動「中國文藝復興運動」 而一度出現在中國大西南貴州的「詩歌講座」和「文學沙龍」，和歷時久遠（從197 9年延續至今）卻未受到社會足夠注意的四川民間詩刊《野草》，其主要人物有陳墨、蔡楚、鄧墾、白水等人。我這裡強調的是
文學的非官方立場，也即它的自始至終的民間性。這樣的民間詩歌群落有早已發掘並廣為人知的「白洋澱詩群」，而貴州的《啟蒙》、《崛起的一代》、《天體星團》和同處大西南四川的《野草》至今未受到專制者容忍。
我的藉貫是湖南人，但長期生活在遠離北京中心的外省貴州。那兒山高皇帝遠，沒有城牆和皇宮，只有巍峨起伏的崇山峻嶺和洶湧呼嘯的瀑布和河流，賦予這裡人一種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獨立生命意志和自由精神。「自由寫作」和「地下文學」的存在，不僅僅決定於寫作者的超前的獨立思考、個人的才華和氣質，在那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首先決定於一個人的勇氣，包括文字書寫和綜合肢體語言與行為方式的立體書寫的勇氣。這是躲在書齋裡不敢面對「大街、廣場和人群」的儒生和懦夫不可理喻的。而這種特殊意義的寫作和文學現象之所以在高壓下避免了全軍覆沒，不僅決定於作品的精神含量及其歷史和現實的雙重價值，更決定於寫作者一次又一次 「不甘湮滅」的自我拯救和勇敢衝擊，並使其「精神形體」終於「浮出水面」或「冒出土層」。就我個人而言，一生創作從未得以在大陸出版、並且一次又一次被抄搜，倖存尚有數百萬字。一生六次為寫作被投入監獄，失去自由先後長達十二年，每次都無不與追求生命自由與寫作自由相聯繫。那個年代類似我這樣出身「反動家庭」卻公開堅持精神反叛者還為數不多，而時代發展到現在，勇於面對公眾自由表達的獨立作家和詩人已經成批成批地出現，這樣的名字可以列舉出一長串，其中不少人不僅具有超人的勇氣，而且才華橫溢、充滿藝術氣質並且碩果纍纍。在此，我要為年青一代「自由寫作」的堅守者和維護者大聲歡呼！我滿懷期望地堅信，這些人必是中國當代文學史、思想史和社會史的重新書寫者、也是它們的改寫者，他們的名字將因各自卓越的成就而進入中國未來真正的社會、思想和文學史冊！！！
（註：此文應2005年10月在美國匹茲堡大學召開的「第34屆中太平洋地區亞洲研究協會年會」的「黃翔專題小組研討會」（英文）之邀而寫。）
2005年7月6日於匹茲堡「詩人之家—夢巢」
转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