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日訊】 自吉林藝術學院青年教師盧雪松給校黨委書記的公開信在網上公佈以來，迅速變成受到知識界和網民關注的「公共事件」。盧雪松的公開信已經先後得到艾曉明教授、傅國湧先生、張鳴先生、王曉漁先生、崔衛平教授、徐友漁先生的著文聲援，以網名發表的聲援文字更多，網絡上還出現聲援盧雪松的簽名活動。而且，除了互聯網之外，紙媒體《東方早報》和《新京報》也介入此事件的討論。
一、捍衛自由的盧雪松及其民間意識
盧雪松的遭遇及其公開信，之所以在民間輿論中迅速變成「公共事件」，首先在於她本人不屈從於政治壓力而「讓靈魂自由地站起來」的陽光姿態，在諸多聲援她的文字中，這一姿態得到了最多的欣賞。在她的陽光姿態及其聲援的背後，是已經覺醒的民間權利意識對自身權益的自覺捍衛，使反自由制度在道義上的劣勢得以凸現。
當年，在全民跪拜時代，林昭是罕見的挺立者，她不屈從於任何暴虐的迫害，直到大義凜然地倒在了槍口下。她用倒下的肉體支撐起人的精神高貴。
今天，盧雪松，一位教授傳播學的普通教師，她在課堂上放映《尋找林昭的靈魂》，既為了用林昭精神來抗拒這個時代的「虛偽、麻木和冷漠」，也為了在自己能力所及的範圍內，打破「填鴨與灌輸的教育傳統」和「迷戀整齊劃一、恐懼活潑生動的文化環境」。
然而，她先被自己的學生出賣，繼而被校黨委停課。面對被停課的壓力，她並沒有屈服，停留在對林昭靈魂的展示上，而是繼承了林昭的自由精神，向扼殺自由的體制發出公開挑戰：「出於良知與我做人的準則，在大多數人平庸地選擇了苟且時，我選擇了讓靈魂自由地站起來。」第一封公開信發出後，她沒有得到校方的答覆，民間的聲援鼓勵她又寫出了《我等待著一場愉快的談話》，進一步用事實說話和用理性討論；她在感謝輿論聲援的同時，也再次對校方表達出善意的期待：「至今沒人來找我談話，但我想，如果有，不管是校領導還是那些身著制服的其他甚麼人，我願意用真實的善意，說一說我的人生理想。陰沉沉的生活，我們都去試試，哪怕只像林昭那樣的百分之一，用自己的生命給它一線光。明亮些不好嗎？我不知道我是否很幼稚，也不知道是否只是想想容易。但我還是願意試試。我能否奉獻出也分享到一次愉快的談話呢，我等待著。」
面對如此溫和而善意的期待，難道敢於作出停課處罰的校黨委，就不敢給盧雪松一個堂堂正正的回答嗎？
二、告密及其鼓勵者在道義上的臭名昭著
盧雪松的良知被她的學生所出賣，被吉林藝術學院的官僚所封殺，直接凸現了大陸的教育體制的反自由特徵，而在沒有自由的校園裡，教師的權益得不到制度性保障。
1,在把高校視為黨權工具的體制下，校園裡非但沒有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講台上也沒有教學自由，反而充滿了壓制自由的肅殺之氣；黨權對高校的要求，首先是在教學中貫徹黨意志和灌輸黨文化，而不是提倡獨立思考和自由辯論。所以，這樣的教育體制專門打壓具有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教師和學生，而獎勵那些唯唯諾諾的考試機器和內心陰暗的小人。
2,高校的領導層，他們不是教育家而是黨棍，他們不會為保護校園自由和教師權益而挺身而出，甚至不會用巧妙的辦法與反自由的體制性力量週旋，而是為了烏紗帽而自覺充當獨裁教育體制的御用工具。
3,對說真話和陽光心態的打壓與對說謊和告密的制度性鼓勵，是學校當局「維護校園穩定」的主要手段之一，遂使謊言文化和告密文化在校園裡盛行。在這樣的校園裡，講台不是傳播知識的聖壇，而是動輒得咎的陷阱。因為，講台下佈滿了得到制度性的保護和激勵的職業的或業餘的秘密警察。他們出於自私的既得利益的計算，監視著每位教師和每個學生在思想傾向上一舉一動，許多有良知的青年和教師成為告密文化的犧牲品。
比如，被人民大學的學生密探李宇宙出賣的「新青年學會」四君子，全都被逮捕被判重刑，至今仍然在中共的監獄中；被小報告告密的著名學者劉軍寧被社科院開除公職，第一個站出來聲援盧雪松的艾曉明教授也曾遭到告密的困擾。
同學對老師的授課有意見、師生之間有爭論，實屬正常，而無意見無爭論才是反常，關鍵在於如何處理師生之間的歧義。健康的處理方式是學生的當面表達，課堂上不行，還可以私下溝通。但是，採取背地裏向校方打小報告的方式，依我看就不再是意見表達，而是乞求行政權力來打壓教師的合法權益，順便向領導表示一下「政治上積極要求進步」，是一種陰暗的權力崇拜和整人心理，本質上是「用血染紅頂子」的行為。
告密文化是中國傳統中最醜陋的部份之一，唐朝女皇武則天為了對付異己而設立專門的告密制度，毛澤東時代的告密文化發展到頂峰，告密者遍地都是，每個人都保持著高度警惕，都在瞪大眼睛尋找「敵人」。以至於，夫妻之間的床榻之語，父子之間的私下議論，朋友之間的酒後閒談，都可能在第二天早晨就變成某人的「罪證」，結果是無所不在的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已經深入到每個人的靈魂之中，不要說私下言談、私人通信和個人日記會變成「罪證」，甚至連夢中囈語也會帶來麻煩。
三、民間維權的勇氣、理性和寬容的同步增長
今天的中國畢竟不同於普遍愚昧的毛澤東時代：
1,民間覺醒的社會氛圍也激勵著校園裡的良知者，追求獨立思想和自由言說的教師和學生越來越多，敢於公開挑戰獨裁教育體制的教師也時有所聞，比如，公開抗議關閉北大ＢＢＳ的賀衛方教授，為捍衛言論自由而寫出「致北大校長萬言書」的焦國標先生，盧雪松女士作為這個名單中的新人，馬上得到艾曉明教授和崔衛平教授的聲援。
2,儘管告密文化仍然盛行於校園，也能得到高校當局的獎勵，但越來越獨立於官方評價系統的民間價值標準的逐漸形成，使告密行為及其鼓勵告密的官員在民間的評價系統中變得臭不可聞。也就是說，自覺充當黨權工具的人，他們所得到的並非全是好處，也要付出一定的個人代價：得到官權賞識及個人利益的告密者，必然在信譽上被民間所拋棄。看看網上對「盧雪松事件」的反應，對小報告及其校方的譴責佔據絕對的多數，而且，有些網民對告密者的憤怒甚至超過對校方的憤怒。這就是那些喜歡「干髒活」的小人必付的道德成本。
3,隨著社會多元化進程的擴張，每個學校的自由度也出現了差別，各高校的領導層也並非鐵板一塊，有專門從小報告中發現「敵情」的校領導，也有睜眼閉眼、儘量把小報告束之高閣的校領導；有賣力打壓校園自由的黨棍，也有在關鍵時刻保護教師和學生的校長。
遠的有中國政法大學前校長江平先生，在六四後的高校整肅運動的肅殺氣氛中，他用巧妙的辦法保護了許多教師和學生。賀衛方先生曾在《江平教授被免去校長職務》一文中，用自己的親歷來現身說法，證明在1990年1月的嚴酷氣氛中，江平先生是如何把賀衛方調入政法大學，從而成就了今天的著名法學家。
近的有中山大學領導層對艾曉明教授的保護，當一封冒充「全體同學」的小報告送交有關領導後，艾曉明並沒有遭遇到盧雪松的麻煩，她在《保衛靈魂自由的姿態》中說：在史學大師陳寅恪實踐其「獨立之精神與自由之思想」的中山大學校園裡，「我有幸與這樣的領導共事。他們處變不驚，游刃有餘地接受了投訴，系總支書記和系主任從廣州親赴珠海調查，組織學生幹部座談會，聽取種種意見，並鼓勵大家繼續批評討論，且沒有對我的教學做任何行政干預。」
在這些敢於且擅於保護教師權益的校領導面前，盧雪松所在高校的黨委書記劉某某就顯得過於齷齪。他非但不保護教師的權益，反而專幹落井下石的勾當。儘管如此，從盧雪松的公開信中可以看出，告密者和書記劉某某也不是對自己的道義劣勢全然不知，否則的話，告密者為甚麼不敢與自己的老師公開辯論，書記劉某某為甚麼只進行口頭告知，而不敢留下白紙黑字的書面處罰決定，更不敢公開回答盧雪松的挑戰。
對此，盧雪松說：「學校為證實和豐富這些內容，逐一找學生談話，蒐集了一番之後，由我們戲劇學院的書記口頭告知我：你在課堂上使用的《尋找林昭的靈魂》等，不符合中央對歷次政治運動的書面決議，不符合教育部對高校教師授課的要求，我們不認可。我當時就對此表示不能同意，並要求他出具書面形式的停課決定。但我的要求被拒絕了。我明白我真的是在被一種無形的東西傷害著，你看，沒人願意把它落在紙上。」
即便如此，盧雪松仍然以最大的善意和耐心等待著校方的公開回應，對盧雪松的聲援也充滿了清明的理性，甚至有許多人表現出對告密者的寬容。
艾曉明教授對告密者的勸說可謂苦口婆心：「我很想對那位寫匿名信的同學說幾句話，但我怕說重了，傷害了他，所以忍了又忍，沒有說出口。……你可以拒絕我講授的知識和觀點，但是，這個世界上，有多少人和你想法不同、意見不一樣？你將來如何與這樣的人相處？難道你永遠要投靠權力控制他人的思想嗎？假如你成功地讓所有人想法和你一樣，你有甚麼必要到學校追求知識、探索真理？……假如同學知道你有此惡習，你將失去朋友；假如同事知道，會對你另眼相看；假如領導明智，你可能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假如領導不明智，你的幼稚會受到鼓勵，你心生邪念而不自知。而你最大的損失可能是，再難有人生幸福之體驗。」
徐友漁先生說：「使我感到欣慰，也有些吃驚的是，人們在談論這件事時表現得相當理智和冷靜。其實，如果是群情激憤，也在情理之中，因為這個事件的性質，確實與道義相關。文革中有多少教師因為學生揭發、批判挨整（比如北京的小學生黃帥揭發、批判自己的班主任），人們還記憶猶新，這涉及整個民族敏感的神經和知識份子的傷痛記憶，出於良知的表態或譴責，完全可以理解。但大多數人是以理性和探討的態度參與討論，許多人表示，如果同學對於老師的觀點和做法有意見，是完全正常的。當然，人們也認為，最好的做法是當面表示不同意見，採取導致老師挨整的」匯報「是非常不可取的。人們還相當一致地認為，學生匯報自己的老師，能否造成嚴重後果，關鍵要看學校領導的態度。」
崔衛平教授甚至說：「需要對那位『積極份子』的學生有讓步的理解。」「我甚至不同意『告發』這種說法，更不同意有網友所說的『告密』、『猶大』這樣的說法。因為在課堂上放映或討論這部影片是一件公開的事情，即使只有班上的十幾個或幾十個同學，但無疑這是一個公開的場所，老師在這個地方所講的都是公開的，無需隱瞞的，根本談不上甚麼秘密。老師能夠當著學生的面所講的，也是能夠當著院長、校長的面而講的。如果是學術思想界比較有爭議的內容，那麼老師則需要把有關爭議的背景告訴學生，把不同的觀點介紹給學生，讓學生進行充分討論，儘量讓每一種看法能夠在討論的平台上出現。包括老師本人的看法，也只是平台上的一種意見而已。」
一面是擁有道義優勢的盧雪松及其聲援者所表現出的理智和冷靜，讓人「感到欣慰，也有些吃驚」（徐友漁語），說明了民間維權意識的成熟；另一面是打壓盧雪松的權勢者所表現出的內在虛弱。擴而言之，吉林藝術學院官僚們在盧雪松問題上所表現出的內在虛弱，絕非個別現象，而是充當打手的官員們的常態，他們知道自己在 「干髒活」，不想留下「遺臭萬年」的證據。
也就是說，在後極權時代的寡頭獨裁之下，心向自由的大陸民間和國際主流社會的綜合壓力，已經讓反自由的體制及其官員們再也無法「理直氣壯」。而「得道多助」 的底氣，既激勵著民間維權的勇氣，也涵養出民間維權的成熟智慧和寬容心態：面對只能偷偷摸摸地「干髒活」的官權，佔有道義優勢的民間，不是「得理不饒人」 或「痛打落水狗」，而是以足夠的善意和耐心來等待對手的答覆。
參與有風險的維權事業，必須具有公開化的坦然，但又不訴諸狹隘的仇恨情緒和轉瞬即逝的激進，而訴諸於堅韌長久的寬容與漸進；不追求人為的宏大綱領和一夜巨變，不求立竿見影的即時效果，而致力於自發經驗的積累凝聚和制度改造的點滴進步，著眼於長治久安的民間社會的發育；不搞無原則的機會主義權謀，而堅守普世道義的底線原則；不仰視政權自上而下的恩典，也不在政改停滯的現實面前徒然悲歎，而是相信自下而上的民間推動，對民間力量的自發擴張抱有樂觀信心。這說明，民間維權的資源，既是活在真實中的道義擔當——「無權者的權力」，也是依法維權的理性和寬容對手的胸襟。
2005年8月1日於北京家中（首發《民主中國》05-08—01）◇(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