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傅國湧：陳伯達從「爭自由」到自由的喪失
【大紀元9月12日訊】在毛澤東的眾多秘書中，陳伯達是在中共權力舞台上攀得最高的，他以一介文人，憑文章、小冊子而成為紅色權貴，最終卻沒有避免階下囚的命運。
考陳氏生平，最有光彩、最有朝氣的是20世紀30年代進入延安之前，那時他以中共地下黨員的身份在平、津從事文化活動，寫下一系列引起思想界、學術界關注的文章，發起「新啟蒙運動」，名聲漸起，其筆名「伯達」也從這個時候起超過了他的本名。閱讀他當年筆鋒銳利的、文采斐然的文章，可以想見這位福建才子也曾是滿腔熱血的理想主義者，他之投身烏托邦革命的陣營，初衷也是爭自由、爭平等，他曾為「自由的思想和思想的自由」大聲疾呼。
1935年12月發表的《論自由》一文傳達的就是他當時的心聲：「人類的歷史，如果我們想籠統地說，也就是爭自由的歷史。……『自由』是人類的文明之母。在那裏失掉自由的地方，那裏的文明就要遇到不可免的災難。人類的力量，聰明，活潑，創造，事實上都要以自由的存在為前提。否認自由的存在，事實上也就是否認文明的存在。……『不自由，毋寧死』——這種呼聲，如果不是身受的，是叫喊不出來的。」
然而，一旦他受到高居金字塔尖的「草頭天子」恩寵，他筆下的《竊國大盜袁世凱》、《中國四大家族》、《人民公敵蔣介石》大致上都是些政治宣傳品，不再有追求思想自由的氣息，他所做的一切、不僅與爭自由毫無關係，而且恰好相反。歷史的可悲就在這裡，許多像陳伯達這樣的理想主義者自以為獻身於無比神聖的事業，是將本民族從枷鎖下解放出來，而結果正好是一起把新的更堅固的枷鎖套在了全體國人的頭上，包括他們本人在內，誰也無法倖免。
悲劇從延安，從更早的江西農村、從陳獨秀等民族精英的一念之間就已埋下伏筆。即使儲安平已洞穿自由的「多」、「少」 與「有」、「無」， 也沒能逃脫滅頂之災。從爭自由到自由的喪失，對陳伯達而言乃是順理成章的。
其實，1949年到來不久，他就體會到了「伴君如伴虎」，哪怕處處小心，步步謹慎也無法知道那一刻獲罪。
《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中提到，那年12月，他陪同毛澤東出訪蘇聯，斯大林在酒宴上用俄語向他敬酒：「祝中國傑出的哲學家、歷史學家陳伯達同志身體健康！」他也以俄語回敬斯大林：「祝世界上最傑出的哲學家、歷史學家斯大林身體健康！」陳伯達馬上意識到毛對此的疑慮，果然第二天，毛就沒有讓他參加會談，接著又有一次會談沒讓他參加。沒事可做的陳伯達於是到中國駐蘇聯使館去和十多年不見的兒子（時在蘇聯讀書）團聚了兩天，他沒有想到就是這件事也引起了毛的不快。這是他親身的經歷。
另一件事，毛在奪取政權後對昔日幫助過他的故人章士釗恩寵有加，但當章早年的學生、一位中南海的共產黨幹部給章寫信，信中對章推崇備至，信被毛看到，竟然是「很不高興」，寫信人後來就被調出了中南海。
那時，離陳伯達倒霉的日子還遠，毛對他的寵信還沒有徹底結束，但作為一個人，他的自由、尊嚴早已喪失殆盡。不過，「不自由，毋寧死」的箴言再也不可能令他激動，「自由」對一個納入金字塔格局中的權力人物來說，無疑是一個無比奢侈的詞彙。從自由的喪失到權力舞台上的沉淪，只剩下了一步之遙。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