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6日訊】 20世紀末，所謂新儒家由津津樂道仁義道德到王道政治，形成講儒學談王道的中華大陸文化時尚，知行合一的君子儒罕有，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小人儒甚多。
從1989年中共鎮壓“六四”學生，到1999年中共鎮壓法輪功學員，都難見“新儒家”的萍蹤俠影，中共國裏小人儒坐視求自由民主的個人責任風險由黎民百姓和良家婦女擔當。者鄭家棟被控販妻，顯示新世紀小人儒的浮躁，販學問不能致富也取不義之財。儒學聯合論壇版務委員會正式聲明，說鄭家棟是自由主義者，凸現新世紀小人儒懼中共暴政而明哲保身的猥瑣人格。梁瀨溟之後，大陸儒者蝸居學府“寧做太平犬”，連高貴的沉默品格都沒了。嗚呼哀哉，大陸哪有新儒家？
21世紀，大陸儒者惟有走出大學、學院，到民間社會去吸取生命能源，拋棄“坐儒”、“腐儒”、“小人儒”的醜陋像，塑造公民;君子;聖人新人像。
一、撤除“上智下愚”的精神籬笆，新儒家須先於庶民做公民
讀儒家經典和聽儒家論道，總能聽到很多感人並美麗的文字，諸如“貧窮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等等。但總讀多、聽多卻見少。
儒家“知行分離”，主觀上就在於有一道“上智下愚”的精神籬笆，把國人分成君子或小人兩大類——“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不同而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知為主，小人行為主。君子與小人的甄別政治化和社會化，隱藏著君子善和小人惡的道德鬥爭。名分等級制在中華千古不易，君子享有特權為天經，小人被治服從為地義。儒教以君主為核心的仁者專政在中華近代史上失敗，才有馬列以中共為核心的暴者專政勝利。
日本也學孔孟儒學，卻有教授上班，一路拾垃圾丟入垃圾筒的故事；還有野田聖子（今日的郵政大臣）做過酒店清潔工，抹洗馬桶光潔如新後生喝馬桶水檢測的故事。教授儒天天拾垃圾，小女子洗廁所也能成大臣，這就是履行遵守社會公德和職業道德的公民義務。日本撤除名分等級後，就這樣日趨進步文明。
今天回過頭來看中國，中華民國初年，由袁世凱、段祺瑞、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等國民，或在獨裁上努力，或在革命上努力，就是沒在做公民榜樣上費功夫。當時儒生首先要學的是做公民，他們卻不屑於學而去做了革命者，讓共和國飽受不停地戰亂折騰，最後折騰得阿Q 似的城鄉流氓也成革命者，跟掌握了馬列主義邪說的毛澤東、周恩來之類的半拉子儒生勾肩搭背。哪里不需要公民，哪里就需要共產黨，中共就這樣在大陸竊國成功。儒家不做公民，因小失大。
中華民國初年，儒家士大夫袁世凱成為第一任總統，整個儒家獲得了一個在民間復興儒家和儒教的機會。只要袁世凱從不坐轎子、不住深宅大院開始，與民握手同樂、訂立社區公約和公民法律，由儒生身體力行帶領全體國民奉公守法並維權服務，仁義道德的民主中國便天長地久。由於退黨潮，中共很快就要行將就木了。沒有中共的新中國裏，率先做公民是新儒的第一要務。
二、做公民儒，新儒家須復興寬恕、自強之君子精神，在各行各業
像日本和韓國那樣，公民日增，小人儒就將日減。公民基台和民主善政確立，兩三代人之後中華就將去小人儒。此後，始有真新儒家出現。他們讀儒書不圖做官，只求不為名利地行仁義道德，做現代社會需要的高潔君子。公民＋君子= 新儒家。如此新儒家復興於中華民間，法治中國才有既“為政以德，星共北辰”又“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的錦繡仁政出現，主體是民而非君。惟有公民式君子，也即公民儒出現並合法地自由結社開展活動時，中華大陸才有真新儒家。
現在的所謂新儒家都是假的。中共國學府、學會裏諸如鄭家棟、蔣慶、康曉光等少許儒學研究者，以儒經為師做學問，做中共奴才領薪水，既非公民也非君子，言行不一、人格分裂的生活，徒勞地等待中共行王道，一天天地為舊儒學送終。
公民儒品格修養不由《孝經》開始，而由《易經》開始，側重落實“坤”道之“厚德載物”和“乾”道之“自強不息”的君子精神。“厚德載物”之寬容異己的修養，從培養見微知著的預測力開始，到培養正邪交戰不避風險的勇氣告終。“自強不息”之人格完善的修養，從培養忍讓待機的耐性開始，到培養居高思危自我節制的自省力告終。胡錦濤如果有此兩君子精神，就敢見法輪功，就有退黨壯舉。
公民儒把“寬恕”和“自強”的君子精神從古代老師和官員兩個職業推廣到現代社會的各行各業，而且由男士擴展到女士，如上述日本兩個故事中的教授清潔工，只要自覺自願且不折不扣地履行公民義務——遵守社會公德和職業道德，將仁義德行廣施社會成員和服務對象，且文質彬彬、理智思考、信守承諾，皆正大君子，皆有光明的生活或事業前景。名分等級制度下的職業和人格的歧視都沒了。
成為公民儒並非要精研道德學問，只要奉公守法和修身養性，就會有好道德操守。公民儒研究儒學，文章和生活中都會正直一貫，不會“走私人口”犯刑事罪。公民儒做官員，是公務員而非“父母官”，有職權無特權，不可能成為臺上講廉政台下受賄賂的胡長清、成克傑（沒人聽也少人送）。公民儒同事之間，出事會有合法的仁義支援，不會因為某個政黨或單位壓力而對同事落井下石。
三、創建神聖信仰和神民政道，新儒家須修煉公民和君子成聖人
中華三千年的立身行道傳統是“天、地、君、親、師”，君道為核心。幽靈毛澤東因此而至今揮之不去。君道的地基是家之親道。儒家的孝道傳統支持著當代人對毛澤東愚忠、對共產黨屈從。君道的傳媒是師道：毛澤東像慈父。唐子小時候就是通過自己尊敬的老師的教導崇拜這個魔頭的。儒家用天道要求君王“為民”，在共和國講民權和學科學講啟蒙的現代社會，儒家須升級孝道，才有新天地。
儒家在清朝末年就需要路德式的改革——讓人自讀儒經，確立自悟的天道（上帝或上蒼等）使孝父忠君升級為由仁（而非由禮）、由己（而非由師）由神（而非由自然）——立心式孝道及其（包容家卻不為家囚禁的大仁大義的）仁教出現。在今天，人們更加可以通過在行動中運用文化遺傳中智、仁、勇等原則悟道通神。
神創造人的生命就是要人學聖成聖的。沒有如此的神聖信仰，對自己的生命沒有如此自尊，僅僅執著於生命本身的情理責任、公心公道，是不能支持儒者學聖、顯聖的。鄭家棟老婆、兒子在美國一年要20萬費用，單就養家責任依儒家之“入世以情”的說法，似乎可以支持一年只有幾萬元工薪的鄭子去走私女人掙那20萬。共和國的新儒想成家，從古儒的天道、天理中開出一個人格神不可避免。惟有虔敬一個創造人的生命的神，所謂“聖人以情”、“出世精神”等才有依託，“學聖私心”、“名節藩籬”才得以超越、跨越。如果鄭子研儒求聖是基於信神，像一個法輪功學員研佛求德基於信神一樣，那麼為走私一女得20萬來折損之無價之德、寶貴之道，打死他也不會幹，即使妻子要離婚兒子要自殺他也不會幹。
儒家之仁義道德是由伏羲、女媧、炎黃的神話傳說中引出來的。用一神論來看，他們是遠古時代神州大地中華居民親見的神使（伏羲、女媧）、神子（炎帝、黃帝），黃龍是黃河流域的特派天使，播撒下和諧教化的種子。學聖講仁是神旨。
中華共和體制在中華存在已近百年，可大陸儒者還在侈談王道政治，走不出“天地君親師”的仁政迷宮，因為神遠腳虛，到民貴君輕就挪不動了。如果孟子敬神且近神，即可早於盧梭兩千年，由民貴君輕和推翻暴君的仁者專政思想升級到民選仁者做君王的仁政思想——中華式神本民權政道。如果實行神民政道，儒家的使命將成為推廣仁義家庭和社區，教育庶民做善民、公民。
結語
新儒家不是自吹自擂的，更不是成天研讀儒經或者講經論道就是了。依唐子的看法，儒學聯合會、孔子學會、孟子研究所什麼的，充其量就是儒者，讀著儒書為舊儒學送終。真正新儒家，太石村民、法輪功學員離其距離更近。
當前，在大陸想成為新儒家的人是要付出代價的，最起碼的就是不拿邪教組織的工資，不講王道政治。新儒家不是“坐儒”、“腐儒”、“小人儒”，而是實實在在做公民（過路走人行道），簡簡樸朴做君子（智、仁、勇），遵從神旨做聖人（孔夫子般的以傳播仁教——仁德教化——為天賦使命）。
法輪功的神佛信仰，給虔誠的法輪功學員不懼中共強權迫害也要修煉“真善忍”宇宙本性的莫大神力。如果新儒家有神聖信仰，那麼虔誠的新儒將不懼中共暴政也能守住“智仁勇”，從而參政議政做積極公民，生命活力超越家、村之私心，為公、為仁做君子，為終極真理獻身做聖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