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的色彩 （上）
作者簡介
北明，生於北京，長在山西。八九年以前，先後是山西作家協會《批評家》雜誌編輯和山西省社科院文學所研究人員。八九年以後入獄、逃亡。1993年流亡美國後，曾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大路》雜誌做助理編輯並任「新聞自由導報」專欄作家。現在是「自由亞洲電台」“華盛頓手記」專題節目主持人。自由撰稿人。主要著述作有藝術人類學專著《史前意識的回聲》和記實文學《告別陽光》。
三百多年前，美國東海岸維基尼亞切薩皮克（Chesapeake）海灣森林中一個黃昏。印第安阿爾岡琴（Algonquin）族群首領波瓦坦 （Powhatan）的千金，美麗公主瑪托阿卡（Matoaka ，或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在一株千年老樹前，發現自己墜入情網。這位少女的白馬王子不只一個，全是前來探險經商的英國人。有感於他們的現實主義，她不只一次、一個接一個地問那些來自倫敦的情人：你能否跟著山的聲音一起唱歌？會不會用風的顏色作畫？聽沒聽過狼對著藍色月亮哭喊？嚐沒嚐過林中野果而不洗去塵土？在聚斂身邊的一切擁有時，有沒有過哪怕一次，不計算市場價值？三百年後，我難得工餘有暇，突然如饑似渴。想攬回心中久違的清氣：在新聞描述的血污泥濘的大陸現實中踱步年長月久，不由地滿腦門子官司，開口不是想罵大街就是想咒祖宗，人都變成紅臉關公黃臉婆了。再不給自己鬆鬆綁，就只有一條道跟著「我國」走到黑了。於是抽出書架案頭的一摞老書，拂去塵埃，裝進上下班的書包。突然問自己，每天都路過久負國際盛名的「肯尼迪藝術中心」，能不能不計金額，給自己買張最好的票，聽一次來自柏林的愛樂樂團的現場演奏？守著多明戈和他領銜的華盛頓歌劇院，他的演唱曾經震倒了當年我大學聲樂 專業的多少才子，浪費了多少女生的感情！能不能不揣冒昧給他打個電話約一次採訪，請他把自己的故事通過我主持的專題廣播，講給大學時期的聲樂老師和同學們？擁有很多國家免簽的證件，能不能不計時間不牽掛，給自己放一次假，去非洲、歐洲和南美漫遊？住在瑪托阿卡公主的故鄉附近，總是從她的「藍色月亮」裡看見她飄來的長髮，能不能哪怕只一次，穿過住區的老松林，對那一片野鹿出沒、大雁凌空的丘陵闊野，「浪費」一下時間，閒看落日遠去，打開鎖，靜候心裏密佈的秋聲？
可是不行。
不行得很具體。一上班，讀見了這樣一則報導：瀋陽一個流浪漢被人從肛門插進一根鋼筋棍。下端露出很長，幾乎觸及地面，如同他的尾巴。尾巴觸地很痛，他無法正常走路。到河邊汲水自飲，陡坡地帶尾巴必然觸地，為避免觸地，他只能面朝後方背向河流，倒著挪動。十米的路，他要五分鐘才能挪到。他一隻眼睛失明，本來就是殘疾人。他是被一名過路記者報警後送到醫院的。他對救他的記者沒有信任，對任何問詢始終不答話。直到抬上擔架，他嚼出一個字：「疼!」
深入腹部的鋼筋是帶鉤的，進入40公分，鉤住了軟組織。醫生伸進手去，用了15分鐘，鋼筋最後拔出來時，濃水血湯糞便頓時湧出。生銹的鋼筋上還纏著破布塑料。醫生說，這人再晚來一步就沒命了！奄奄一息的流浪人此時終於開口又說了一句話：害他的是三個陌生人！
他插著鋼筋在過往行人注視下，忍受了四天！
記者的文章介紹說這人三十多歲。新聞圖片上看這三十多歲的人，頭髮已經花白。
那天讀這則新聞我心裏頓時長滿憤怒的荊棘。現在寫下這些字我要忍住眼裡的淚水。醫生沒有把拔出來的鐵鉤放在備用的器皿裡，而是摔在地上，罵了一句，「真是混蛋！」
只有醫生的憤怒還有記者的救助能夠稍微化解我的憤怒。
可是類似事情在大陸比比皆是：廣東公車上眾目睽睽之下，流氓竟將少女輪姦致死，連少女的男朋友、家人都不敢吭聲！陝西溺水人在圍觀中死去；重慶，一個孩子不慎落水，瀕死掙扎，不會水的母親在岸邊喊價獎賞救人，價位出到幾千元，才有人下水。四川眾人圍觀車禍受傷者，唯一的救助者卻是位美國女性。而她被認為與傷者必有親朋關係。還有沒報導的：一位漢學家的妻子告訴我，她的德國友人在泰山旅遊區嚴重摔傷，倒地不起，過往圍觀者甚眾，自始至終沒人出面救助，哪怕扶一下，抬下山！這位德國遊客沒見過這等觀瞻的熱烈和人情的冷漠，傷感地說，從此決不再到中國。人們已經對此類事情習以為常。連中央電視台也要拿俄羅斯遭恐怖襲擊的死亡人質數字讓觀眾猜謎獲獎！此舉雖遭斥責，但它的發生本身已經不可思議。肇事者能夠從自己的念頭中嗅出哪怕一星半點的血腥氣嗎？
這種現實瞭解多了，心裏還能長出甚麼來？
每當不小心變成了怒目金剛，我就咬牙切齒給自己悲涼的荒原澆灌文明雨露，播種青草。放下一些經典，拿起另一些經典。心裏不免上下求索：
桑梓祖地數千年來無數流亡者，大都窮愁之極而立言。可是他們很少有人讓現實把自己勒死。大半還能隱逸在精神的桃花源，忘情於山水。遠的不說，就說近處的顧炎武，流亡途中，四匹騾子兩匹馬，馱的全是他的書。走遍華北、江南半壁河山，一去二十多年，直至客死他鄉，沒回頭。這麼硬的骨頭，他也沒在誓不與之妥協的大清國裡，把自己丟失在憤怒的荒野。在後半生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歲月裡，他邊走邊讀邊寫，出手的三十二卷的《日知錄》，弄的是百科全書式的 純學問。死裡逃生的邊關要塞、黃土森林、道旁驛站、鄉間茅店，留下的都是他超然事外的足跡。
還有與印第安少女瑪托阿卡同一時期的李贄，花甲之後別婦拋雛，削髮為僧。他遁入空門雖然是為了擺脫現實官僚政治，更是為了逃避日常的繁文縟節之累，給自己卸載鬆綁。他雖然讀書寫字積習不改，寫的卻是「焚書」、「藏書」一類文字，不希罕給當世人看的。更多的時候，他則「琴書猶未整，獨坐送殘霞」，把人生這回事給參透了。
即便是十多年前，頭上高懸官方追捕令的那些的日子，我也沒有像今天這樣不堪負重。八九之後，獄中歸來，在內地逃亡途中，與兩位陌生的澳大利亞醫生相遇。夫婦倆決定立即中斷在中國旅行，分頭返回香港，為我們秘密帶出三本剛剛完成的書稿。夕陽的金色透染土崗。柏樹下，我聽他們用簡短的語言表達一種崇高的使命感，同時看見激動寫滿他們的面龐，緊張攥滿他們手心。藏好微縮膠卷，踏上危途之前，他們望著我輕鬆的笑容，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他們的問題讓我發現，自己原本是條「好漢」，危難中雖然時刻心有掛礙，但遇事往往照舊超然。
那個問題是：「你為甚麼身處逆境，竟然如此從容？」
現在我為甚麼身處自由世界，卻不再能從容？
遠志明曾為所有八九流亡的中國知識人說過一句名言：「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初到美國新澤西，窗外綠蔭喧嘩，門裡家徒四壁。對照之下，我對此深感認同。可是十年之後，驗收自己交出的答卷，驚覺答案已經天翻地覆：
回歸的是大地，遠離的是天空。這確是自我檢點一番之後必須交出的答卷。這導致我心中再無風的色彩，再無山的和聲。
家國之地的政府跟美國民選政府的風格全然不同。不過生長在它的權威看護之下，從來沒有懷疑過。它用鐵蒺藜遮蓋我們腳下的大地，說它就是家園，它就是富饒，它就是仁慈就是強盛，就是史無前例，我沒有疑義。它像創世紀裡的上帝一樣，說它就是道路，也行。「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是對是錯，吾愛吾國。)」
一開始，我就把政府混同於祖國了。
跟許多「階級敵人」相比，我的免疫能力先天不足。即便跟父母下放農村從地裡刨食吃，年齡也太小，感受的還只是門前棗樹院中井，百里阡陌無紅燈的田園野趣，沒來得及用農民生活顛覆教科書裡的大好形勢，就到軍隊的「大熔爐」裡當兵去了。文藝兵，年齡限制從寬。
父輩曾經有過與真實大地的聯繫，也許可以洞察那些美麗的謊言。但這聯繫早 在我出生前就被割斷了：盧溝橋事變那年，父親家鄉河北深州他家門口，路過一支隊伍去抗日，保家衛國，氣壯山河的。父親的兄長跟著隊伍走了。不久又路過一支隊伍，也是抗日去，也是保家衛國氣壯山河的。父親跟著隊伍走了。後來知道先路過的隊伍是國軍，後路過的隊伍是共軍。祖上書香門第從此斷了香火：爺爺的大兒子成為國軍裡的抗日將領，後來在長春被共產黨暗殺了。他的次子，我的父親當的是偵察兵，挨過日本人槍子，卻沒有誰來暗殺。一生性情率直又不會裝假，一輩子官沒做大不過資格挺老。父親當年的理想主義和後來對共產黨的追隨，使我一出生，就落個「根紅苗正」。
大伯在家族舞台上過早消失，他沒能浸染我的紅色出身，也沒能由此給我一個進入真實現實的機會。我這共軍後代，生長一路順風。是在後來閱讀抗戰史的蛛絲馬跡中，才對共軍英勇抗日的神話發生懷疑，才悟出為甚麼父親回憶當年，總是笑著說，他槍傷是在背後而不是胸前。
82年大學畢業，偶然從北京一個叔伯口中得知這段家史，我已經拿不準自己的心情：該慶幸大伯早死，沒有造成我父母49年以後更多的麻煩？還是該惋惜他的消失，帶走了我認識真實的眼睛？
這個政府劫持了我的家園。它的綁架行徑，每一天都在大量來自中國的消息中獲得證實。那些消息信手拈來條條觸目驚心：
黃河在前幾年先成季節河、後成內陸河，今年黃河源頭已經開始乾涸；渤海已成死海，近年喧聲四起的拯救措施為時已晚，要想恢復它的生命，200年以後見了。聯合國公佈的 不適宜人類居住的20個城市中，有16個在中國；世界十大污染城市全部在中國；農民收入持續下降，農村經濟基本破產；美國海關的數據顯示，2003年美國 口岸被查獲的假冒產品中，66%來自中國大陸；百姓含冤上訪已經成為「違法」行為；河南農民王幸福秘密調查230起農村暴力事件顯示，農民不僅稅收負擔超 負荷，而且政府以「徵稅」為名，以打、砸、搶、關押等非法手段，奪取農民手中的私有財產。
唐人感慨他們的農民生活疾苦，說是「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宋人慨歎他們的農民生活疾苦，說是「而今風物那堪畫」；清人也感慨他們農民疾 苦的生活，說是「農家翻厭說豐年」。但現在中國農民情況何止於他們筆下的「千村萬落如寒食」，「一畝官租三畝谷」，「縣吏催錢夜打門」！新的圈地運動導致 各地鄉村抗議浪潮連年洶湧，暴力衝突事件空前劇烈而頻繁。一個北京城裡人寫的「今天給我家裝空調的民工哭了」一文背後的信息是，農民苦難已經俯拾皆是，甚至滲透到「十指不沾泥，鱗鱗居大廈」的城裡人家。
可是為農民苦厄發出聲音的《中國農民調查》的作者卻被告上了法庭！
東南沿海那幾個城市作為中國櫥窗，吸引了眾多的外國眼睛。但是在中國出門不是飛機就是「打的」，總是腳不沾地，如何可以瞭解中國現狀？「八九六四」十五週年之際，我問讚揚中國進步的前美國駐北京大使助理赫斯金（James Huskey） 和他的夫人，你們在中國是否乘坐過老百姓乘坐的長途公共汽車？他們說沒有。
中國老百姓都坐。從北京往外開，三個小時後，窗外已經是另一個世界：風沙中，除了荒山禿嶺破路敗相一如二十年前，有兩景最是觸目驚心：一是風 中掛拽於路旁灌木枯枝、遍及磚頭瓦礫上的廢棄的塑料袋。它們旗子一樣地飄動，兜風鼓氣，嘩嘩作響，點綴出一派蕭索氣象；另是沿路牆上接連不斷的黑色粗體手 寫號碼。那是定購假證件的電話號碼，它們一路逢牆上牆，遇水跨橋，見屋登簷，穿越城市鄉鎮郊區，從北京長途汽車站到外地沿途上百公里綿延不絕。有些公然就寫在當地政府甚或公安門前的牌子旁。偽造各類證件，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內容，說來做來，跟到商場買油鹽醬醋一樣簡單，用不著秘而不宣，跟京城裡某些大型建築門外，在真的枯枝上拴假花兒一樣，不需避人耳目。
還有些令人難忘的消息：今年五月，成都35家藥店裡上萬把供市民在雨天免費借用的雨傘，大部份在晴天已經丟失。雨天全部被「借走」，雨後，無一歸還。上萬人中，竟沒有一個人歸還一把傘！西方記者採訪愛滋村，希望把當時政府見死不救、秘而不宣的消息公之於國際社會。結果被採訪的愛滋病人合夥跟記者訛錢，說是不給錢，不能走；不給錢，就告發你們，叫你們消息發不成！
每天上班，頭一個程序是看新聞，尤其是中國新聞。人在媒體工作，這是職業要求。這裡沒有新聞封鎖、網絡控制。一流電子設備，24小時跟世界四通八達，地球確實變小，中國距離很近。可是每天從世界各大通訊社，各媒體看見聽見的中國消息，十有八成令人心情荒蕪。
除了雨傘一類民間軼聞，上述消息十有九成由於國內禁止報導，老百姓無從獲悉。王蒙先生訪問日本時，被問及如何看待一位中國流亡作家對中國生態環境現狀急劇惡化的描述，他的回答大意是：作家在外多年，不瞭解中國情況。對此，有一個反證。—-多年前德國漢學家瓦格納告訴我一件真實的事情：他學中文的德國學生到中國去實習語言。一年後回來，發現自己的中文語言能力確實大見長進，不過另一項感慨是，他們發現「自己留在德國的同學，對中國現狀的瞭解和知識，比他們高得多！」
這位海德堡（Heidelberg）大學的教授八九年學潮期間依次在南京、上海駐足。他在南京要想瞭解北京的情況，唯一辦法是聽BBC或美國之音。而到了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已被取締，他看見上海社科院的「大馬路上的一個小馬路」，在早先張貼「導報」的報欄上，貼著小小的紙片，上面是手寫的來自北京的消息。那是被剝奪報導權力的前「導報」同仁打破新聞封鎖、公開真相的唯一選擇。「上海，很大的一個城市，唯一可以瞭解北京情況的渠道，是在那個地方！那小小的手寫的紙片！」那裏通常數百人頭攢動，人流擁擠。如今，這與民眾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事件已經退為歷史了，可是除了政府，除了北京自己，中國百姓至今仍然無法獲悉真實情況。就像中國許多退為歷史的重大事件，全世界都知道，唯獨中國不知道一樣。多年後，瓦格納教授回顧中國沒有資訊、不識廬山真面目的情況，還是激動，他在電話裡不斷重複一句話：「中國社會對自己的知識基本沒有！公民不知道自己的國家內部的情況是甚麼樣！這是一個很危險的現象！」
眼見耳聞、口口相傳的傳統信息傳播方式，確實可以瞭解身邊發生事情，甚至可以依據街談巷議揣測局部的情況。但是新聞自由加上電子技術，人們用指尖輕輕一點，就可以「行萬里路」，知天下事，察大格局。
我至今還記得初到香港，看見滿攤「反動」報章、雜誌，聽見四處「反革命言論」時的緊張。不過扶桑之地的家邦，以她全面的真實，集中地、舖天蓋地向我轟炸，是在我徹底遠離她，來到到大洋這邊之後。
河南愛滋村的存在、性病的普遍程度、薩斯、長江大洪水、礦井坍塌、大慶示威、網民被抓、農民自殺自焚、天安門萬名上訪人遊行 未遂、各地下崗工人工潮、各地農民暴動、各地民眾上訪及「截訪」、愛滋病迅速蔓延起因及其嚴重程度、三峽工程海內外所有批評言論、全國銀行數額巨大的呆帳 壞帳、大量高干卷款潛逃及雙規後自殺事件、太子黨從政從商詳情、地方基層政府黑社會化現象、黑金政治、打壓法輪功、中功、再現《1984》預言的龐大網絡 監控工程「金盾工程」內幕……。西藏獨立呼籲及流亡政府活動、台灣走向、香港選舉、新疆流血事件、北韓農業崩潰政府印製偽鈔走私軍火、強制墮胎及嚴重後果、政府控制下的死囚人體器官買賣、致死20餘萬人的河南板橋水庫群崩潰事件、歷年江淮流域炸堤分洪災難、嚴重生態浩劫……等等。
除了現狀，還有歷史：上溯鴉片戰爭、太平洋戰爭、義和拳屠城，八國聯軍進兵、庚子賠款、抗戰、下至「沉崇事件」騙局，韓戰、越戰，再及當代歷 次政治災難、所有外交路線、以及民間對日索賠；各類歷史翻案真相話題如「西藏平叛」、鎮壓蒙古「內人黨」真相、炮轟沙甸事件、大躍進高徵購造成的史所未見的大饑荒……。
稍微長大一點，我就毫不猶豫地把報紙上的金口玉言永久性地扔進了垃圾。就像文革後中國大多數知識份子那樣，以為自己對謊言早就免疫了。但是當這些駭人的真相從涓涓細水漸漸匯成河流，最後從現實各領域角度、歷史各層面洪水般決蕩而至的時候，我發現我不得不一次次問自己：面對自以為瞭解的中國，你真正瞭解的還剩些甚麼？
版圖上那一唱雄雞天下白的中國形象，現在變成了一隻因缺氧而掙扎不休的鱷魚！
無論你免疫意識多麼強，這時候才有可能發現，關於謊言，關於欺騙，關於宣傳，關於歪曲和誤導，你只不過具有抽像的認識，所以你的免疫也不過是理論上的免疫。
我做過中國新聞禁區的粗略統計調查，最終發現那裏的非禁區寥寥無幾：「三個代表」、人民生活改善提高、黨政工作成績、經濟改革成效、科研進步成果、政府官員公開活動。無論你對這些非禁區多麼具有免疫力，你最終無法知道你不知道的究竟是甚麼。即便是對這種不知道的狀態，你也難以察覺。我調查新聞禁區時採訪過十數位出色的中國新聞界同道及資深前輩，願意開口說話者，多數情況下無法具體指認官方新聞沒有報導的是甚麼。最後我只能採取職業新聞採訪最忌諱的「是否問答」方式：我指出禁止報導的各項內容，他們根據對媒體的閱讀經驗，以肯定或否定的方式進行回答，以確證那些內容是否報導了。
就像中國櫥窗展示的不是大陸一般狀況一樣，茶餘飯後私下聊天的自由，也不能代表資訊自由。傳媒還是政治黑板，新聞並沒有自由。所有重要話題仍舊不能進入傳媒領域。如果不是陳桂棣、春桃夫婦歷經多年在安徽境內的實地考察，如果他們的文字不是藉助文學刊物、電子技術公開傳播、擴散，持續多年的農民苦難除了農民自己，有誰真正瞭解？我總是毫不驚訝地發現，這類中國真實情況所引起的震動，往往來自國內讀者而不是海外關心中國命運的人。
謊言不能勝過智慧。但是資訊的空白導致理解力偏失，被掩蓋的事實和事實本身一樣，可以控制人們的大腦。孔子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而我們在謊言加宣傳中的狀態卻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知之，不知不知亦為知之，是不知」。普林斯頓大學出身的美國老派人物，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做過一首詩叫「未知」（「The Unknown」），大意是說：「有些東西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有些東西我們知道我們不知道，但是還有些東西，我們根本不知道我們不知道。而對於我們無知這 一狀況，我們有時候也不知道。」據我的體會，對自身的無知狀態保持如此清醒的頭腦，不是智慧的能力，它是，而且只能是人在資訊發達環境中的正常反應。
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人托馬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對這種反應描述得更加深刻：「人們的見解和信仰並不取決於他們的意志，而是無意識地順應別人向他們提供的證據。」
我把這句外國人兩百多年前說的話，從路邊一次次撿回來，翻譯了，擱在中文世界，是因為我看見這是中國半個世紀絕症的起因。
我羨慕那些面對故國苦難可以側頭轉目，一心不亂、感受自我的作家，羨慕那些逃離苦難之後，能夠眼不見為淨，心不察則寧的詩人。他們讚美生命的美麗，卻對個體被欺騙而喪失的尊嚴忽略不計，對幾千萬死於非命的生靈不生悲憫之情，對延續至今的謊言習以為常，對這個罪惡的制度不敢公開抗議，不屑於公開表示哪怕一點義憤。但是每當上午我打開電腦，點擊各地彙集而來的有關中國的消息，哪怕只是標題，都會隱隱感到腳下沉重，心中悲涼。
藉助異鄉的現代媒體和新聞自由，我發現如今是結結實實站在那鐵鉛般沉重的大地上了。
帕烏斯托夫斯基描寫過他和友人費定在加拉格海邊寫作的日子。那裏沒有家園的狗， 總是到他們的涼台上過夜，而且只要有機會，就偷偷溜進他們各自的房間，上床酣睡。小屋的窗外，是一個伸出海面的涼台。人們總是把怕淋濕的籐椅摞到窗下。每 逢海面湧起風暴，籐椅上總是蹲著一群無家可歸的狗。狗們總是居高臨下，透過窗戶望著桌前奮筆疾書的費定。它們總是低吠著，表示要到他燈光明亮而溫暖的房間 來。費定只消片刻休息，抬頭望窗思索，「就會看到幾十雙狗眼正義憤填膺地緊緊盯著他」，就無法繼續安心寫作，感到於心有愧。「因為他住在暖烘烘的房間裡， 卻只是搖搖筆桿，作著顯然沒有任何意義的事情。」
我在媒體工作的感受，類似於費定抬頭望窗的感受。
費定後來終於習以為常，可以在眾狗目睽睽之下繼續寫作了。我卻沒這麼容易。古代東方講究「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古代希臘欣賞「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我醉心於此，可是新聞與這二者無關，還必須哇啦哇啦整天「放言」。初以新聞為職業，為的是餬口養家，看不起這行當也放不下人文學術。覺得這行當，有點像一個職業長舌婦，整天的作為，就是把所有地方發生的所有事兒，告訴所有人。我曾經對友人抱怨說，「做新聞，人越做越膚淺。」
不料一語成讖：
那些眼睛是我同胞的眼睛，它們在每天早晨我點擊鼠標的時候出現。有時候我帶它們去播音室、錄音棚，把它們變成話語，通過電波送回中國，滿足那裏資訊飢渴 的耳朵。久了，它們構成大片烏雲，籠罩我的空間。除了這些眼睛，還有那些低吠。它們組成一種堅硬的文字（或圖像）：《狂飆時代》、《上海生與死》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紅色紀念碑》、《餓鬼》（「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一滴淚》、《林昭》、《尋找家園》、《證詞》、《野草》、《我的反動自述》、《誰是新中國》、《中國之毀滅》……，滲透我的生活。還 有百年前石印的中國史料和美國對華外交檔案卷宗，它們有些已經紙頁脆黃，開始殘破，帶著被遺忘的淒哀和被扭曲的憤怒，冰河鐵馬般滾滾而來。我從中看見的， 是大海那邊荒謬至深、苦難迭湧的世紀末的景象，是面臨冰山毫無知察、載歌載舞歡慶遠航的「泰坦尼克號」。
這樣無情的歲月裡，音樂，若不是「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不能進入我心。文學，若不是斷在濃墨處，只能是一種奢侈。風的色彩，山的和聲，若不是故國滄桑深處的禱告和懺悔，就太淡、太輕、太傷人！
這樣的膚淺，陷人太深！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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