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去中國化毀中華精神 黨成心魔人成奴

——讀《沒有了國哪還會有家》

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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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5日訊】“我現在生活在英國的倫敦,一塊大海中的島上,在他媽的英語社會用華語寫著中國的人和事……作為國際旅客混吃混喝,看著這無聲無息的社會,但參與不了這船上的任何事……而輪船正在大海中開往一個我不知道的方向。

……以華僑的角色返回中國時,我如一隻孤燈,照著自己桌上的計算機手寫板,那一個個通過液晶顯示的中國字,送走倫敦糟糕透頂的一天又一天……我雖在英國,但有權決定著生命的長短。在中國我便做不到了,因為我是中國人……活在一個殘缺的時代,我的人生也只能是悄悄地消失了。”

以上文字摘自移民英國的華人作家馬建《沒有了國哪還會有家》。讀完此文,長嘆一聲後,我泛起的第一個念頭是:

一.中共去中國化很成功。

《九評共產黨》之六《評中國共產黨破壞民族文化》對此有精當的述評:“從中共1949年竊據政權開始,就傾國家之力開始了對我們民族文化的破壞,這絕不是它出於工業化的狂熱、或希望靠攏西方文明而干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識形態上與民族的傳統文化勢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壞就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的,並且是以國家暴力作為後盾的。從建黨到現在,中共對中國文化的“革命”從來都沒有停過,也確實企圖徹底“革”中國文化的‘命’。”這段文字馬建應該看過,於是就演繹出如下文字:“當三大宗教全在共產黨手裡斷了根以後,其實也就斷了傳統……哪裡還有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要叫也只能稱共產黨文化……”

唐子看中共沒有馬建溫和,我以為:中共統治中華大地近五十六年,壞事做絕,從毛澤東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到胡錦濤的“創建和諧社會”,中共可以說沒有一樣是兌現的。但中共惟有一件事是做到了,那就是去中國化成功。

(一)中共去儒很成功。坑儒、批儒無反抗﹔偽儒卻大得響應。

臺港和海外不少人把儒教和儒學在中國的沒落歸結為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認知既非理性更非靈性。中國皇朝交替時期,儒家正統地位都會受到挑戰,但其“以仁換禮”和“忍小惡謀大善”的專制傳統總會沿襲下來。這在中華民國也不例外。蔣介石如果有“善惡不兩立”和“除惡務必盡”的思想,就不會在長征中放走紅軍,更不會跟共產黨搞第二次合作,也就不會有大陸丟給中共的內戰之敗了。

唐子看得很明白,儒家由孔子而來的“遠神近君、近親、近師”傳統一直蘊藏著一個天大的弱點:即君王、父母、老師道德一敗壞,國、家、校之政治、倫理、文化三個領域便全面腐敗並不可救藥。這一“弱儒現象”從清朝末年一直傳到民國,所以才有馬列“流氓斗爭”和“強盜專政”的邪說對儒家“仁政”和“忍道”思想的全面勝利。國民黨尊孔行善沒有帶來和平和對洋人的威武,共產黨以暴力和謊言卻表面上做到了,所以中共打敗國民黨後得到了國民愚昧的歡迎。

中共建政後通過鎮反、肅反大開殺戒殺了幾百萬民國儒生,再通過反右陽謀引蛇出洞、指鹿為馬地逼幾千萬教授、老師、學生出賣了良心和良知,更在文革通過“批林批孔”徹底地使粗俗上天、斯文掃地,儒教和儒學就這樣在中華大陸被去除了。即使鄧小平、江澤民時代重提“讀書尊孔”口號,也不過借“仁義禮智”之名偷梁換柱地復興了“宮廷斗爭、權謀詭計、溫情獨裁”之傳統。當胡錦濤暗地裡指示學朝鮮打壓異己分子明地裡唱和諧社會歌,人們竟然認為很不錯了。

(二)中共去道也很成功。反會道門如掃落葉,取締道家氣功很順利。

像《林海雪原》小說裡一個團參謀長隨便就端了一個道觀一樣,各地道觀的道士都差不多都被中共以特務、反革命分子、會道門等栽贓的罪名監禁、勞改乃至處死。1957年中國道教協會成立,明確表示要接受“人民政府領導”,“修真養善”的道教宗旨從此放棄。此後30年裡道教只能以傳播氣功和武功方式苟延殘喘。直到胡耀邦、趙紫陽的“開恩”,才有了張洪堡以麒麟文化之名推廣中華養生益智功(中功)“文化貿易”的一時興盛,不過十年,江澤民一跺腳就又沒了。

(三)中共去佛更成功。和尚尼姑結婚,佛寺成為商地。

由於儒家入世文化的影響,在中共產生之前禪宗便有豬八戒、魯智深之類的弟子酒肉穿腸過卻主持照當、使者照做。因此,棄佛從共的中國佛教協會早於道教五年就成立了,許多教徒主張去除佛戒,更有人主張僧娶尼嫁和飲酒食肉都應當自由。112歲的虛雲大師挺身抗辯卻遭軍警拘禁、毒打。文革之中更把和尚和尼姑掃出寺廟。如此折騰四十年,佛寺藏污納垢盛產假和尚、假尼姑。文革之後盡管寺廟香火恢復,但此寺廟早非佛門淨地了,而成為山野裡出租鋪位的商廈了。

二、毀滅中華精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了偽中華、假中國、真中共國。

去中國化成功,道之真誠、佛之慈善、儒之堅忍等人性中最為珍貴的品格,由於中共軍警的打壓,被貶被抑被滅,長江長城、黃河、黃山之遼闊地域裡,假、惡、暴的罪行便借革命名義、以人民名義恣意妄為、無所顧忌地毀滅中華精神。

去儒、去道、去佛而去中華,對大眾最為明顯的表現,就是做人再也沒了古人那種以具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忠誠之心為好、為貴的珍視,嘲弄為迂腐、理想主義,代之以打壓和防範,在中共官場尤甚。去儒、去道、去佛而去中華,對文人、作家的影響,要麼是一種心智背叛,把自己在書本、在學校認可的東西在現實裡埋葬和淘汰﹔要麼是一種心靈流浪,馬建似地雖留戀故土卻不得不為了捍衛心靈裡殘存的那點真善美的精神追求而離開已非中華的中國故地。他們在異國他鄉以中文寫作,艱難地堅守文字裡殘存的一點傳統。

“我開始從中文語言的源泉尋找自己的方向了。閃在眼前的就是:從‘盤古開天地’、‘女媧造人’、‘倉頡造字’初始,到孔子四處趕著牛車流亡在路上,試圖把他的‘仁義禮智信’傳播開來,最後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成績接上了原神文化。其實還有修身養性的道和佛都滲入了我的生命細胞。不然我怎會被倫敦的賊搶走錢包,閃出的念頭卻是‘破財消災’呢。

“但做中國人太累了。我每天從書本中感受著傳承了五千年的精神文化,每天的筆尖又面對著當代中國的“共產物質文化”造成的心痛。“己之不欲,強施於人”,早己是中國的國策……”

“天人合一”的中國宇宙觀,在江河無生靈,山川無完膚的中華大地“哪裡能安身”?

“善惡有報”的中國常識,在中共建政史上一直都是“善有惡報”的記錄。在異國他鄉以文字堅守和傳播中華傳統的悲愴情懷在馬建的筆下顯露無遺:

“當下的中國人早就不知道‘忠孝節義’是人生於世的標准,‘大義滅親’是公共道德,父親揭發兒子,兒子賣掉母親等事多得沒人再聽了。‘仁義’這個詞只要在趙紫陽的頭腦裡閃出,他的政治生命就走向了失敗……當廣西的學生把老師烤著吃光以後,‘禮’在中國就完全消失了。而中國人的‘智’慧近半個世紀都用在了對中國文化的‘革命’上。在現代生活裡……自造的假貨早把‘信’字丟進歷史。當社會把‘仁義禮智信’都拋棄了的話,那中國人也不存在了。

“我們紅旗下長大的一代身上浸滿了共產教育,甚至無歌可唱。在英國城堡裡的婚禮上,中國人只能合唱著:‘為什麼大地美如畫,英雄的鮮血染紅了它。’”

自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期起,中華精神被摧殘得便支離破碎不成東西了。從那時起,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便空有“中華”、“中國”之名,讓海內外華人沒了中國,只有中共國。唐子直言:除臺灣之外,華人亡國差不多五十年了。

三、去中國化很成功導致:中共已成人的心魔。

心理學上有所謂認知分裂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被綁架者在綁匪的恩威並施之下,活人質把強盜當作救命恩人感激不盡,痛罵來搭救自己的警察。這便是一種顛倒正義和邪惡的心魔。中共在中華大陸建政,就通過去儒、去佛、去道,成功地憑借馬列邪說和軍事武力把中華民國國民及其後代綁架55年,讓他們荒謬地認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卻不以為荒謬,把中共強盜當恩人。《九評》把這種現象稱之為黨文化對人的精神奴役,唐子以為這就是我們心中的黨魔。

這黨魔看起來是突如其來的,實際上是兩千多年儒家遠神近魔的弱善思想在馬列無神論的批判下敗北的必然結果。以道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和斯多噶、康德、黑格爾等哲學對儒家思想批判時,還可以看作是靈界神在敲擊人的靈腦,以東西方神佛和上帝信仰,以西方理性學說逼儒家超越遠神近魔的孔孟之道,由信仰聖人升級為信仰神聖。但當李大釗和中共用馬列邪說批判儒家思想時,那就是魔(即墮落的大紅龍撒但)企圖附體中華文人、學者的副意識並封閉其元神。去儒、去佛、去道而去中國化成功,使中國人視西來馬列邪說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時,就是中共附體絕大多數華人的副意識和封閉其元神的成功。

從1957年反右大獲全勝起中共就幾乎成了全體中華士大夫的心魔,從文革時期斗爭哲學傳播和批林批孔進鄉村起中共又幾乎成了全體中華老百姓的心魔。

大陸人常說“黨在我心中”,其實就是黨是我心魔的另一種表述。中共為人心魔有許多認知標記:主要有“吃飽肚子要緊,人權即生存權”、“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共產黨永遠偉光正”、“中共等於中國,愛黨即愛國”、“我們黨真不錯,你看深圳、上海、北京變化這麼短的時間變化都快趕上香港了”、“民主無政府,臺灣一團亂”、“對敵人仁慈,就是對人民殘忍”、“恨黨之所恨,就是愛中國、愛中華”,“只要愛黨,殺人、騙人、姦淫都可以”,等等。

中共成為人心魔導致大陸華人至今為中共奴卻還不願意承認,不知或不敢面對國家的真實境況。對此著名民運人士陳破空先生指出:只要他認定中共國什麼都好,即便有人舉出不好的方面,他都能馬上找出諸如“人口多啦”、“慢慢來啦”等理由來為之辯護﹔只要他認定美國什麼都不好,即便有人舉出美國好的方面,他也能立即找出“起步早啦”、“靠軍事啦”等理由來反駁。當你拿出無可辯駁的事實根據給他時,他就捂耳朵不聽。這樣的人唐子天天都見到。在QQ、MSN和雅虎通上,我至少跟一百個自稱尋求真誠的人聊過天,一聊政治,對方就這樣了。

不僅是一般的百姓或學生是這樣,甚至在英國己經五年的博士留學生,也依然心中惟有中共國。馬建在《沒有了國哪還會有家》錄下了這位女人的中共心魔現象:

“她批評英國傳媒只報導中國的陰暗面,依然只看國內的新浪網站,她最崇拜的男人是周恩來,以區別那些崇拜歌星王菲的青年。她愛好文學,從王安憶讀到瀋從文……但談到其它政治社會話題,她完全認為那都是負面宣傳,是給中國人抹黑,都是美國在背後給錢,怕中國強大起來,那是決不能認同的。”

當馬建以中共“今天還在抓法輪功修煉者”這一鐵的事例來啟發她時,她惱了,說:“馬建呀,如果你當領導你也會抓。國家不穩定怎麼發展經濟。共產黨又要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又要頂著國際上敵對勢力的破壞,也夠不容易的了。你們這些反動作家就不能愛點國呀,太自私了吧。”

在當代中共國,不僅現在的青年人大都按照黨的要求給塑造出來了,而且像朱镕基、唐子父母那代老年人也大都被塑造得是黨需要的樣子——看報主要看黨報,看新聞也非中央臺的不看。除臺灣人之外,如今的中國人只有黃皮膚、黑頭發的生理特征跟古人一樣,王道仁政和仁義道德上要麼全無關系,要麼就是挂羊頭賣狗肉。馬建說得對:“中國人”這三個字,今天幾乎就是共產黨的“名牌產品”。

誠然,文革之後中共在傳統宗教香火供奉上,在節日傳統“腰鼓、秧歌、舞龍、打鼓”等形式上,在古代諸子百家的典籍注釋或白話文翻譯上,在儒學的中共監管下研討和儒教廟、墳的修繕上有很多復活活動。但價值傳統全無復興。

這心魔掌控著全體華人,包括海外反共的民運人士。直到法輪功以現代傳統價值觀挑戰中共,這種精神中國或文化中國被中共滅亡的現象才有了復興的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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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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