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6日訊】背景：2005年7月28日，國務院研究中心承認我國目前的醫療體制改革是失敗的。長期以來，人們也存在對國有企業改革的詬病。在中國改革的攻堅時期，研究與探討「中國改革與中國經濟學家的關係」成為我們不得不面對問題，特別是在當前經濟學家普遍受到質疑的情況尤為必要。在這樣的背景下，博客網舉辦了這樣的研討會。
議題：
1、經濟學家對醫療改革失敗的責任；
2、經濟學家對國有企業改革的責任；
3、經濟學家與利益集團的關係問題；
主 辦：博客網
主持人：王俊秀 博客網總裁
時 間：2005年8月20日星期六下午2：00—5：00
地 點：友誼賓館友誼宮二層1號會議室
直播地址：
參加人員：
仲大軍：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
秦 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劉軍寧：著名憲政專家
毛壽龍：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王小東：中日問題專家
李曙光：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
楊 帆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胡 星 斗：
一會兒人們說我是社會學家，一會兒是法律學家，實際上我那些方面都不大懂。
我就是按照我的理解講一些問題。吳敬璉教授曾經說過中國要警惕權貴資本主義，我認為中國要警惕權貴市場經濟，要警惕壟斷的行政權力與壟斷的資本、壟斷的話語權三個方面的結合、三個方面的勾結。首先是壟斷的行政權力，它實際上導致了一種權力市場經濟或者就是權貴的市場經濟，權貴的市場經濟使得市場經濟無法正常地運作，存在著廣泛的政府失靈的狀況，導致嚴重的腐敗、官僚主義的現象，以及政府機構的惡性膨脹。對於政府機構的惡性膨脹，我一直比較耿耿於懷，中國這樣的五級政府，冗員龐大。當然也有的人說，中國的官員的比例並不高，但實際上中國一方面服務型的公務員非常少，就像秦暉教授所指出來的，還有一個問題，中國的官員大多都在基層，這是跟發達國家完全不一樣的，發達國家的公務員可能也比較多，但是它主要是在聯邦政府那一級，就像美國國土安全部就有16萬名公務員，但是下面基本上就沒有甚麼了，而中國的問題是，縣、鄉、基層政府大量的冗員。而經過九十年代財政體制改革以後，就像秦教授所說的，財權上收了，責任下放了，基層政府養了一大幫人，但是又沒有甚麼財政收入，那就只好去搜刮和以各種方式進行非法的掠奪，這樣就造成了中國社會在基層存在著比較嚴重的官民矛盾。
前兩天我看到一個數據，中國的行政公務的開支，占財政支出37.5％，美國是12％，北歐那些國家，實際上是10％都不到。中國行政方面的開支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將近40％！這樣龐大的行政機構實際上使得我們國家國庫空虛，入不敷出，沒有錢去搞公共服務、公共醫療，沒有精力搞這樣的事情。這是壟斷的權力造成的。 還有壟斷的資本，我想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國有的資本。國有資本也存在著壟斷的局面，國有銀行壟斷，效率非常低，不良資產非常多；還有國有股市壟斷，中國的股市上市企業大多都是國有的，即使不是國有的，很大程度也是與官員、政府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那樣的私人企業才能夠上市。所以，中國實際上基本上就是國有的股市、國有的證券公司，現在很多股市措施都是為了拯救國有證券公司。還有像國有企業的資本壟斷、行政性的壟斷，壟斷市場、壟斷資源這都造成了很多的問題。再有就是私有資本的壟斷。私有資本很多實際上都是權力資本，有的人說，中國的資本、中國的企業實際上就分成兩種企業，不能分成國有企業、私人企業，實際上就是權力企業與非權力企業，國有企業和大多數私有企業都是權力企業，都是與權力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少數的私人企業是非權力企業，像孫大午那樣的企業的確跟權力是不沾邊的，是非權力企業，但這是很少的。現在，壟斷的國有資本、私人資本、權力資本做莊、操控股市，結果把中小股民上萬億元的資產都給捲走了。
還有就是壟斷話語權的問題。我們處處聽到的是官員的聲音，還有就是為官員和權貴辯護的學者的聲音。壟斷的權力、壟斷的資本、壟斷的話語權，三個方面可以說是官、商、學形成了一個大結盟，這實際上是中國最大的問題。有人說政治精英、經濟精英、文化精英的結盟，我說是政治掮客、經濟掮客、文化掮客的一個結盟，這是中國改革出現的最大的問題。
我們必須承認中國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們在這裡，也應當更多地探討我們的改革存在著哪些方面的失誤。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導致腐敗、權力對市場的介入，形成了權力本位的經濟，我們的股市、銀行、國有企業存在著大量的問題，教育盲目地產業化或者說是畸形產業化，醫療也是一種畸形的產業化，還有三農，都陷入了比較嚴重的危機。 對於出現這樣的一個局面，我認為經濟學家、學者應當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承擔很重大的責任。因為學者、知識份子就應當有責任為國家的正確的發展出謀劃策，有責任對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進行批評，因為知識份子天生就應當是一個批評家。眾人皆濁我也應獨醒，也應當清醒，知識份子要履行他的良知的、道德的責任，當然更主要還是理性的責任。我們對國家的發展應當有一種理性的思考，要履行理性的責任和文化的責任。現在所幸的是，中國也有不少的學者非常關注中國的公平、合理，就像在座的各位，非常關注弱勢群體，關注中國的民主法制進程。
我認為，當今中國需要或者說特別需要「弱勢群體經濟學」，報紙上有窮人經濟學，我覺得中國需要弱勢群體的經濟學家，也就是說經濟學家應當更多地關注弱勢群體，關注我們的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煤礦工人的權益的問題，更多地研究我們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出現的問題，更多地探討公平、如何實行有利於弱勢群體的制度安排、保護窮人的政策，應當出台怎樣的這方面的政策。可惜的是，現在很多人都對研究這樣一些東西嗤之以鼻，認為研究農民、下崗職工、弱勢群體，不是純而純之的經濟學問，純而純之的經濟學的學問就是從西方那裏搬過來的大量的數學模型，那才是經濟學，好像關注醫療、教育，在有些人看來不是經濟學。但是我認為這個東西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它才是真正的中國需要的經濟學。
我們曾經說，企業家應當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SA8000的責任，還有企業的信用責任，ICE8000的責任。在這裡，我可以套用這些社會責任標準，我認為學者也應當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我曾經試圖思考，作為學者還有政府官員他們的社會責任，是不是也可以列出一個條條框框來，就像SA8000標準一樣，列出一條、兩條、一百條來。當然，作為政府來說，天生就應當是盡社會服務的責任的，這是政府的主要的義務，他跟企業家還不一樣，企業為社會創造了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說履行了社會責任，但政府、學者天生就應當有更多的自己的責任。
我們的學者更多地為弱勢群體說話，一方面是良心上、道德上的要求，更主要的還是理性的思考的結果，說的大一點，是為了中國的現代化，為了中國的健康的發展，為了中國能夠走向現代文明的發展之路。沒有弱勢群體地位的改善，可以說就沒有現代文明，中國就不可能建立起現代文明，不可能建立現代中國文明。而沒有現代國家制度、現代政治制度、現代社會制度、現代經濟制度的建立，也不可能有弱勢群體地位的根本的改善，這也就是我為甚麼既關注弱勢群體，又比較關注現代制度建設的原因。因為要從根本上解決弱勢群體地位的問題，實際上還仰賴於建立一套現代制度。 總之，我認為需要建立中國的「弱勢群體經濟學」，需要從關注弱勢群體和建立現代制度這兩個方面著手緩解中國改革的困境。
講得不對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謝謝大家！(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