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0日訊】當代中國有一個特殊的“民族”——“上訪一族”（他“她”們自我命名爲中國第５７個民族——“訪族”）。他（她）們來自全國各地，大多集聚在北京火車站南站周邊地帶，因這一帶在地理上距“中辦國辦”人民來訪接待室和全國人大常委會信訪局及最高人民法院人民來訪接待室較近。他（她）們中條件稍好一點的租住在簡陋的民房和小旅館裏，條件差的就在附近的工地上、橋洞下、水泥管裏風餐露宿。
劉東先生在“賤民的歌唱”一文中寫道：“毫無疑問，赤裸裸地隸屬於這樣一個階層，也就是無所遮蔽地意味著，正在爲整整一個社會墊底。在這裏，我忍痛寫下‘墊底’這兩個字，來描述某種極端弱勢和全然無助的狀態，也想來凸現一個不可或缺的最後支撐點。”（《讀書》２００５年第１２期）他描述的物件是農民工，但“訪族”的整體狀況還在農民工之下。
我因爲參加過幾次與“訪族”交流的活動，得以結識一些“訪民”，聽到不少“訪族”令人傷心動容的故事。其中一位名叫李裕芬的老太婆的上訪故事尤其令人心痛難平。
李裕芬是１９３２年生人，今年已經７４歲高齡了，來自重慶。自從１９８３年她兒子在派出所被活活打死，她就開始走上上訪之路。２０多年來她往返于重慶——成都——北京，上訪５００多次，累積行程１０萬多公里。提交的上訪材料和信件三千多封，累計達一米多高，重達二十多公斤。從一頭黑髮告到如今已是白髮蒼蒼。爲還債她賣掉了房子；爲湊路費她多次賣血。然而直到今天她的申訴也未能進入司法程式，她仍然在過著東躲西藏、顛沛流離的上訪生活，靠揀拾垃圾和熱心人的資助爲生。工人日報記者陳宗舜（筆名柳白）曾把她的事迹寫成一本報告文學，題爲《尊嚴——從黑髮到白髮》，由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欄目也曾於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９日做過一期名爲“范李之死” 的專題節目。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李裕芬老人的丈夫因被打成右派遭受迫害在兒子出生不到４歲時就去世了。李裕芬靠修鎖配鑰匙的手藝含辛茹苦將惟一的兒子范李養大。范李，１９５９年出生，生前是重慶市鋼鐵公司運輸部職工。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２３日下午４時，重慶市鋼鐵公司房管處職工吳桂斌在李裕芬家查水錶時與范李發生爭執；離開范李家時，吳桂斌向派出所報案稱范李打傷了自己，半個小時後，范李被新山村派出所民警帶走。兒子被帶走一個小時之後，李裕芬趕到了新山村派出所。李裕芬說：看見我兒子一個人被側身銬在一根長條凳上。趕緊問道：“范李你怎麽了”？范李說：“媽媽我一身痛，他們打我”。隨後范李被派出所指導員溫世發、民警鄭明孝、席惠泉等人帶進審訊室，晚上１０時左右，范李被送往重鋼醫院住院部。醫生全力搶救無效，范李在被送往重鋼醫院３個小時之後于淩晨一時停止呼吸。醫生當場宣佈死因：系由“外傷引起腦出血死亡。”而此時出現的大渡口區公安分局副局長周艾侯隨即將醫生叫到密室“協商”。之後冷冷地扔給李裕芬一句話：“你兒子死因不明！”
重鋼醫院當晚搶救范李時留下的病歷，記載著范李入院時的症狀和診斷措施，而這些症狀和診斷措施符合戴鴻家醫生的初診判斷；１０月２４日淩晨，在經過三個小時的搶救之後，醫院開出了范李死亡證明書，死亡原因是腦出血。１０月２４日上午，大渡口區公安分局在重鋼醫院組織了范李屍體的屍檢鑒定。在重慶市公安局所作的屍檢報告中，范李的死因被鑒定爲服用了一種名爲巴比妥的安眠類藥物致死。
西南政法大學葉元熙法醫鑒定的結果是：“范李屍體有１１處創傷，有１４個內臟出血點，眼角、額頭，特別是右眉弓外側這條創口是用有輪廓的東西所致，因爲它是個圓弧形，且這是眼窩的地方，很嚴重；頭部創傷多處，屬鈍器傷。據醫生診斷，瞳孔一大一小、血壓升高、腦幹、中腦損傷、腦出血、顱腦病變引起死亡，中樞神經系統病變死亡。還有腰部、肋骨、左小腿、肩胛下角第三腰椎等多處創傷有幾處是銳器所致，是受多次打擊形成的。”可以說是遍體鱗傷。
兒子死後的第二天，李裕芬來到重慶市區，找到市法院請求重新驗屍。但市法院說要證明。李裕芬只好又回到大渡口區，找到兒子生前單位重鋼運輸部，希望能給開一份屍檢證明。一個月後，在公安局的堅持下，范李的屍體在重鋼醫院火化，李裕芬甚至連兒子的屍檢報告都沒能看到。
１９８３年秋天，李裕芬關掉了自己開了好幾年的修鎖鋪，開始了她的申訴之路。
１９８４年４月，大渡口區公安分局作出了范李死因的調查報告，報告稱范李當天在審訊過程中突然昏迷倒地，導致頭部及全身其他部位出現了八處擦傷；報告中還指出，范李死亡當天，刑偵人員在李裕芬家中發現了一顆白色藥粒，這顆藥粒和范李的胃內容物化驗後均含巴比妥成分。
李裕芬說，范李活著的時候從來沒有服用過巴比妥，這個藥的名字我們都不知道。刑偵人員當年在李裕芬家中拍攝到一張藥物照片。對此，《重慶工人報》記者楊曉渝說：“按照規定如果一旦發現現場有可疑的物證，必須要當事人來看這個物證，但是沒有。”
由於對公安部門屍檢報告的結論不服，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李裕芬買回了大量法醫學專著，如《解剖學》、《人體解剖學》、《病理解剖學》、《法醫解剖學》、《精神病理學》還有《藥劑學》沒日沒夜地研讀。經過一年多時間的準備，李裕芬開始向重慶市人民檢察院再次申訴此案。１９８４年年底，重慶市人民檢察院書面通知李裕芬：范李確實是因服用巴比妥藥物中毒死亡。
１９８５年春天，在重慶申訴無望的李裕芬決定前往四川省省會成都，繼續向有關部門申訴此案。李裕芬在成都跑了十幾家單位，這些單位要麽不肯接受她的申訴理由，要麽就是維持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的結論。
由於李裕芬不斷申訴，關心范李死案的人越來越多。１９８６年，當時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著名勞動模範黃榮昌向全國人大遞交了李裕芬的申訴材料。與此同時，重慶市十幾家媒體的記者和一些知名律師寫出了情況反映，呼籲有關部門重新調查此案。１９８６年６月，由四川省政法委牽頭組織的省市聯合調查組來到了重慶。１９８６年７月，在經過了一個多月的調查之後，省市聯合調查組宣佈了調查結果，《重慶工人日報》的記者楊曉渝參加了當時的調查結果宣佈會。楊曉渝說：“他們聯合調查組沒有帶法醫專家來，他們主要就是聽取蘇一中的介紹，蘇一中就是做范李法醫鑒定的（注：蘇一中當時是重慶市公安局的法醫）。” 聯合調查組的調查結果還是堅持說范李是服用巴比妥致死。
１９８６年夏天，李裕芬前往北京，再次向全國人大遞交了申訴材料。１９８６年夏天，全國人大派出調查組前往重慶。經過一個多星期的實地調查之後，調查組寫出了調查報告。在報告中，調查組認爲本案存在著范李是否打人不能確定，范李是否患有精神病不能確定，范李是否服用了巴比妥不能確定，和不能排除刑訊逼供的可能性等四處疑點。
在全國人大的督促下，在此後的十幾年中，重慶市的有關部門前後六次調查此案，但每次的結論都和當初一樣。而數十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幾十位元記者、律師、大學教授也先後十多次向有關部門提出對范李死因的質疑。多年來的申訴，讓李裕芬欠下了親友數萬元的債務。１９９５年爲了把官司打下去，已經是滿頭白髮的李裕芬賣掉了自己和兒子住了十幾年的老屋。李裕芬說：“我兒子這個問題，我活著一天我打一天，他們這些搞假的人還是害怕，總有一天水清石頭現。”
１９９８年５月，重慶升級爲直轄市，李裕芬再次向重慶市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訴請求。重慶市人民檢察院開始了長達３年的對范李死案的重新調查。重慶市人民檢察院法紀處處長袁世偉於１９９８年開始接管此案。
２００１年２月１９日，重慶市人民檢察院向李裕芬下達了《不立案通知書》，李裕芬不服，再次提請復議。
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３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王厚德等２３位委員聯名提交了提案，籲請“儘快就李裕芬申訴案立案調查，作出負責任的處理”。王厚德委員回憶道，此案於１９８６年由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勞模黃榮昌帶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並向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轉送了李裕芬的申訴材料。隨後，人大信訪局派員到重慶實地調查，對范李自殺身亡的結論提出四點質疑。隨後，四川省有關單位的多次調查大體都維持了原結論，但又未能提出有力證據駁倒全國人大信訪局提出的質疑。王厚德委員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他認爲查清此案是有可能的，因爲當時的屍檢報告材料，以及將近２０年訪問當事人的記錄，新聞界、法律界對此案討論、報道的材料全在。
但就是這樣一個案情並不複雜的案子，上訪了二十多年，至今卻連司法程式都進入不了。李裕芬老人的悲慘經歷提醒人們，有必要認真反思與檢討我國現行的信訪制度和司法制度。
現行的信訪制度始於１９５１年６月７日政務院所頒佈的《關於處理人民來信和接見人民工作的決定》。其初衷是配合政治統治與政治運動的需要，進行大衆動員。文革結束後，特別是在胡耀邦主政時期，它一度成爲人們申訴冤情、反映歷史遺留問題的重要渠道，對大規模地平反冤假錯案起了一定積極作用。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２８日，國務院頒佈了《信訪條例》，並於１９９６年１月１日實施。該條例規定，信訪指的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採用書信、電話、走訪等形式，向各級人民政府、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所屬部門反映情況，提出意見、建議和要求，依法應當由有關行政部門處理的活動。將信訪制度的主要功能定位在化解糾紛、實現救濟。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委、人大、政府、法院、檢察院以及相關的職能部門，均設有信訪接待機構。在理論上爲公民提供了申訴、控告、檢舉的場所。但是在實際上，各級信訪機構並沒有解決問題的權力和手段，通常情況下不過是簽收批轉和公文旅行而已。據中國社科院學者于建嶸調查：實際上通過上訪得到解決的問題只有０·２%.因此，上訪制度的行政救濟功能是十分微弱的。真實功能只剩下“下情上達”這一項。就是這一功能，遭到各級地方政府層層截訪後，真正能達到最高層者恐已大打折扣。
所以有不少專家學者主張取消信訪制度，加強司法救濟。而司法救濟制度同樣弊端重重。沒有社會背景和經濟實力的普通公民很難得到有效幫助。據於建嶸的調查報告：在接受問卷調查的６３２位進京上訪的農民中，有４０１位在上訪之前就上訪的問題到法院起訴過，其中法院不予立案的占到４２·９%；認爲法院不依法辦事判決敗訴的占５４·９%.
從李裕芬老人的個案中，就可以看到一個普通公民在現行制度環境下是多麽的無助。爲了給兒子伸冤，李老太負債累累，賣掉了房子，又去醫院賣血；爲了給兒子伸冤，李老太太五百多次輾轉與重慶、成都、北京之間，其間跋山涉水，忍饑受凍，含淚忍辱奔波的路程相當於繞地球兩圈還要多；爲了給兒子伸冤，李老太的雙腳十趾全部走脫，腳骨也走變了形，如今已是百病纏身，身體極度虛弱。但時至今日，重慶市人民檢察院仍然是油鹽不進，堅持不予立案的決定。正所謂“漫漫上訪路，正義在何方？”
其實，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現行的政治制度。這種制度將政治權力全部集中在一個位於金字塔結構塔尖上的權勢集團手中，憲法由他們制訂，立法由他們決定，司法由他們掌控，行政由他們施行，政府由他們組成，稅費由他們徵收，資源由他們壟斷，官職由他們任命甚至於發售；他們的權力沒有邊界、沒有制約，可以爲所欲爲；新聞媒體變成了他們的資産、他們的喉舌；法院和檢察院也要無條件地聽從他們的指令；軍隊、武警和公安更是成爲他們手中的專政工具。這是一種強者通吃的制度，是一種極端不公正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下，普通公民的權利很難得到有效保障，財産被任意侵奪，自由被無情踐踏，生命受到野蠻威脅，正義成了最爲稀缺的價值。
近來讀到傑出的南非民權領袖曼德拉的自傳，書名叫做《漫漫自由路》。曼德拉在書中寫道：“被壓迫人民與壓迫者之間是水火不相容的。自由力量與反動力量之間的清算日爲時不會太遠，我一點都不懷疑這一天的到來。真理和正義將會取得勝利……被壓迫人民的感情已經痛苦不堪。人民的困境驅使他們與統治我們國家的強盜所採取的卑鄙政策反抗到底。推翻壓迫已經得到全人類的支援，並且也是每個自由戰士的最高理想。”（中文版第１３７頁）
曼德拉一生爲正義和自由而戰的傳奇經歷告訴我們，正義是不會自天而降的，一切權利都是爭取來的。有壓迫就有反抗，有侵權就有維權，不公正的制度與秩序必須改變。否則，人們永遠也不可能得到正義。
──轉自《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