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船去火車站赴佛羅倫斯，途經水邊一座教堂，它的美妙的名字叫“桑塔露琪婭”。這個名字也是義大利一首同名歌曲的名字，秋瀟雨蘭特喜歡唱它。後來去那不勒斯，我們果然見到了美麗的桑塔露琪婭出生、成長和長眠的地方。
馬克、雨蘭和我三個人穿著“行走的詩歌”衣衫在威尼斯火車站前合了影，以行為表演的方式組成威尼斯臨時的“詩歌藝術團”，背景是一幅巨型現代繪畫“蒙娜麗莎”。馬克明天也要去佛羅倫斯，同我們一起參加在那兒舉行的世界詩歌大會。同馬克分手時，竟有點依依不捨，仿佛告別了威尼斯，也就告別了馬克，雖然我們次日就要見面。火車很快就進站，只一會，就駛出了水城威尼斯的地域。又見陸地、甚至工廠的煙囪和廠房。火車中途上來一個義大利美女，形貌與蒙娜麗莎酷似。蒙娜麗莎今年五百歲。我指給雨蘭看義大利的小蒙娜麗莎和新蒙娜麗莎。
書法表演散場後，記者當夜回去太晚，結果第二天來不及發稿。我們離開威尼斯的次日晚上，馬克就給我們帶來了一份義大利威尼斯IA NUOVA報。馬克說，這是布魯斯買的，他一共買了好幾份。沿途都是在翻修的什麼。這世界太古老，必須重建：新的秩序和新的居所。告別威尼斯大學，告別義大利的青春、義大利的熱情，仿佛生命和生活中失去了什麼。出現大片的田地和荒地。田地正在翻耕，什麼也不見，不知種的什麼？義大利是個農業國家，七十年代還進口大米到中國。臉貼著窗玻璃，望著窗外的田地和林木。大地總是同人與樹聯繫在一起。如果只有人而沒有樹會怎樣？有人無樹不可，有樹無人無所謂。冒著濃煙的工廠的煙囪、乾涸的大河床與水流飽滿的河流並列滄桑。又見鴿子，孤零零地飛，想起水城和鴿城威尼斯。威尼斯太多的鴿子，許多人看去都似鴿臉，包括白人和黑人。前面旅程還遠，遠在佛羅倫斯之外。感覺終於抵達龐貝廢墟，我已經走不動了，倒下去就再也爬不起來。看來，人活著，痛苦使人沉重，幸福也使人疲累，似另一種痛苦。或許痛苦也是另一種“幸福”，兩者本質同一，一起填充並抵達至深的虛無。時見人家的衣服被褥晾在陽臺上，這是在美國看不見的，這裏人似乎都不用烘乾機。路上都是平原，出現山的地方也是大小丘陵。偶爾有極短的隧道。閉上眼睛沉沉入睡，做了一個夢，看見米開朗基羅的畫和達•芬奇的雕塑。維娜斯光裸的腹部潛伏著一張臉。人體上人臉無處不在。醒來，睜開迷蒙的雙眼，山越來越深。
佛羅倫斯的象徵是花，稱為花都。世界詩歌大會為我們預定的旅館是幢大樓，比威尼斯敞亮、透氣、潔淨，一打開樓上室內的長玻璃門，就是水色灰綠的阿爾諾（ARNO）河。城市遠景模糊，腳下河邊水草中卻看得見魚，黑色、很大的兩三條。出現野鴨，三兩隻水獺。天氣陰沉、潤濕，下著雨。美麗都城的荒涼，都城荒涼中有美。對面小山上的房屋看去就是不一樣，象古堡。樹木陰沉沉地墨綠成整塊，失去清晰的線條。放好行李，下樓淮備上街吃飯剛出電梯，大門外進來一個人。黃翔嗎？他問我，原來是從英國來的四川詩人胡冬。感覺面熟，似乎早年在中國大陸見過面。他說去過貴州，貴州人也去過四川，但未見過我。八十年代就聽說過我，一直希望一見。大家一起逛街，街面上的大石頭水淋淋地油滑。細雨迷蒙，穿著防雨衣滿街亂竄，有一種特別的興致和情趣。找到一家中餐館，在佛羅倫斯吃上中國飯，有幾份驚訝。胡冬爭著付錢，回來還特意送我一瓶英國帶來的開胃酒。他說從大會主席那兒知道邀請有黃翔，肯定是他早想一會的黃翔。胡冬小我二十多歲，一見面就成了忘年交。雨中路邊大河夜色很美，水面上有黑影晃動，是大魚。
一清早，打開樓房面對大河的門，發現對岸許多人撐了大傘釣魚。人與魚、水中與陸地，各過各的日子，就你人貪婪而嘴饞。人與人不安靜，也同萬物不相安。天開始轉晴，有微風，但不冷。又見胡冬，出門從來不帶表；無時間觀念，陰晴也從來不打傘，從小就光著頭曬太陽或淋雨。長髮、青色中長雙層風衣，背影風度翩翩，臉貌卻是個莽漢。習慣於放鬆，所以手錶讓他焦慮，乃至打開手機也讓他緊張。不需要文明裝飾，也不需要符號制約，生活在城市的“荒原”上。不認同黃河文明，而強調長江文明。一個龍，一個虎，互不相容。以為人若是靈長類、是猴子，那麼猴子最怕的是蛇。北方的龍即蛇；南方的虎即貓。中國即是大米和小米、龍和虎、善和惡文化博鬥的混雜。胡冬說，我是湖南人、即楚人；他是四川人、即蜀人。南方人眼中沒有皇宮和城牆。與燕、趙人相異，“南蠻”從思想到行為、從靈魂到肉體都天然不受閹割、他們的語言、文字符號中決不發出“閹”聲。乾澀的心靈和筆頭，決定於環境、歷史和文化生態。北京旁邊沒有大河，只有發臭和易於乾涸的人工開掘的護城河，產生不了“大河文化”，也孕育不了“大山和瀑布”的山魂和水魂。所以，生活在“京都”或“皇城”的陰影中，生命擺脫不了的“圍困”和“失落”。這樣的環境，遠離大自然的遼闊和空曠，古往今來往往易於存活的是宦官和閹人，承傳和延續精神意義上的“宦”文化和“閹”文化。人的精神生命中少有本真、天然的清韻；人群中也註定產生不了“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的人。相反，人們容易變得有城府、善鑽營、老滑世故，精神上對權勢處於依附狀態，離人的真性情和真氣質相去甚遠！其中，變數和異數極少、極罕見、極孤立而少呼應，極易受限於環境而缺少精神抵達的深度！
我這裏指的是從歷史角度看文化現象，在新的二十一世紀這種情況已有變化，即思想和行為獨立的“中國精神”北移、從南方潛移北方。從北中國當下新出現的一些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事件中，可以見出這種“靈肉自由”的精神“變化”的跡象。這是一個可喜的訊號或徵兆，這個問題觸及“精神文化”現象，是一個大的專題，容日後進一步深化探索。
胡冬是學歷史的，他曾反復讀《離騷》，自視長期生活在千年前的蜀人和楚魂之中。他不認同大一統的專制的“中國”，而尊崇“華夏”的天然自存的血緣。大一統的中國是中國人的“假身份”，中國人應該是華夏子孫而不是專制極權統制的子民。世人長期誤讀華夏文明和歷史，至今無人解開它的真實密碼。“中國”和“華夏”對胡冬而言，是同一的地理空間，卻是不同的文化概念。他認為“中國”是個死結，他所要做的卻是“拆解”中國。而拆解的前提就是對“國家”的質疑。“國”太抽象甚至空泛，它只是權力的象徵而不是“家園”。國就是國。家就是家。人在“家”中有歸宿；人在“國”中唯有漂泊。必須擁有精神的“放大鏡”和“望遠鏡”才能鑒別出兩者內質的判然有別。胡冬也不認同“全球一體化”。在他眼中，這是個假東西，純屬烏托邦。在這個意義上看美國，他認為這個合眾國太年青、也太大了，應該把它解體，變成另一個歐洲。中國也一樣，太大了就容易孕育暴政，產生極權制度。佛羅倫斯對他來說，就是“佛羅倫斯共和國”，一個小國，就象羅馬梵蒂岡，就是獨立的存在、獨立的象徵。小的東西易於獨立，如個體、如個人寫作。胡冬離開中國已經十五年，一直沒有回去。他說他之所以沒有回到那片土地上去，就是為了精神“突圍”。八十年代的中國屬於“集體突圍”；而今天的中國人必須強調“個人突圍”。而詩人首先必須從“詩”中突圍。“詩”不是文學，而是別的東西。中國大陸太多的文學青年，其中許多人是才子寫作，但不是詩人。中國還有許多假才子，他們的存在使詩歌變得可疑，並成為一種恥辱！
人生就是“漂泊”。寫作就是“流亡”，如但丁。“流亡”是個聖詞，是神聖體驗。詩人註定流亡，註定永遠的放逐！但丁就是被佛羅倫斯放逐的，永遠未回佛羅倫斯。當年只要但丁懺悔、認錯，就可以讓他回去並免於一死。但是但丁不，他的回答是“拒絕”，他在佛羅倫斯周遭城市漫遊，一直未回佛羅倫斯。不僅如此，這個世界給他以迫害，他卻給這個世界以“回報”。他的“回報”就是一部偉大的《神曲》。中國罕見真正的詩人，也少有真正的被放逐者。石雕可以觸摸，而良知卻不可模仿。這是一個人在佛羅倫斯的感覺。你們這些附庸風雅的人，當你們宣稱自己是中國的“流亡詩人”、“流亡作家”的時候，你們相信自己的話嗎？！胡冬問。
但丁曾任佛羅倫斯行政長官，為維護佛羅倫斯共和國的利益，他反對貴族階級把持政權，因此被封建勢力陷害，被佛羅倫斯法庭判處終身流放。一紙判決使他度過了生命中二十年的流亡生活。他的放逐是法律判決，是帶強制性質的，並非自我放逐。在曾為“體制內”的“異己”這個意義上來說，前《人民日報》資深記者劉賓雁與但丁的背景有類似的一面，至使晚年流落異國它鄉。為此，我對劉賓雁先生表示應有的尊重。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衡量，劉賓雁及其與他類似的共產黨內分化出來的人，他們不乏良知和對中國社會現狀的關注，但他們對社會的體制性的關切和剖視不帶根本性、只具改良性，至今仍僅僅停留在社會層面的具體問題的層次上，遠未上升到人類總體生存的精神的高度。如果說，但丁為人類奉獻出了一部永恆的《神曲》，中國的“異議作家”、“異議詩人”所能“奉獻”的是什麼呢？他們的精神創造的“自由抵達”在什麼程度上可以視為具有“普世價值”並能為人類普遍接受呢？這是需要我們有自知之明和自審能力的，特別是那些面目含混不清、精神來歷不明的人。
從史學的視角，胡冬對徐冰的《天書》提出質疑，認為它源于西夏文，說得嚴重點，是抄襲，決非徐冰的獨創。徐冰的作品是個重要的作品，但胡冬卻是從反面來看待它，指它只是西夏文明的發掘和複製。他曾當面問過徐冰，徐冰承認“天書”是對西夏文和契丹文的參照。而胡冬認為，早晚西方會發現這是一個國際玩笑。最後明白過來，會倒吸一口冷氣、倒退三尺，明白自己原來䧟入一場巨大的騙局，面對的只是自欺欺人的精神幻象。胡冬言說的率性由此可見一斑。他見我欣賞他的“尼克森”式的雙層中長風衣，就表示馬上送給我，說著就往下脫。他同我們在佛羅倫斯結伴漫遊。一處地方鴿子站滿了一座雕象，身上、手臂、頭頂甚至他正準備瞄準射擊的手槍槍桿上，全是鴿子。胡冬說，倫敦有一處中國人稱為“鴿子廣場”的地方，有成千上萬只鴿子，而市長不喜歡鴿子。他是鴿子的敵人和暴君，下令把鴿子全部趕跑了。胡冬懷疑這位市長，頭頂上是否曾落下過鴿糞？所以對鴿子充滿了莫名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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