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7日訊】（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記者紫荊報導）美國斯坦福大學和在紐約的亞洲協會一月二十三號合辦了一場討論會，主題是《變化中的亞洲是威脅還是機會？》。討論會上，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院長中國問題專家何漢禮，介紹了中國在發展經濟二十多年之後面臨的問題。
哈丁說中國的變化快，但是不平衡。經濟在發展，對資源的利用卻非常沒有效率。尤其對能源的利用沒有效率。
外交上，中國在進入國際社會，但使用的方式不是所有中國人都同意的。環境問題嚴重，全國性的長期空氣污染、土壤、水污染；今年發生在東北的苯污染，使一個人口三百萬的大城市，沒有預警就停水好幾天，污染水流經兩個省分，進入俄國。
他說，中共領導人談建立和諧社會，說明中國的社會收入和分配非常不平等。不僅是不同階層之間的差距，不同地區，城市和鄉村差別都很大；社會保障體系嚴重不足；農村公共衛生、養老金、教育，醫療保險都是缺口。
中共領導人希望中國不只是技術和資金的進口國，而能成為出口國。但是在以上各種問題中絕口不談政治問題和政治改革，只講科學發展。寧可由科技官僚掌權，也不要民主和多元的機制。
哈丁認為，中共沒有時間了。去年中國的抗議事件比前兩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抗議更趨向暴力，當局也採取更暴力的方式鎮壓。不僅是把人打一頓，而是打死。中共現在的領導人就是面對這些問題。能否解決？人們還在觀望；不解決的話，中國社會就面臨解體的危險。
研討會上還討論到民族主義問題。哈丁說，中共在1910年和1920年期間，就是利用民族主義，所以深知它的力量。當時的北洋政府無力應對而倒台。毛澤東之後，中共發現其意識型態對人民已經沒有吸引力，就又開始鼓動民族主義，作為其統治合法性的來源；它知道把經濟發展作為統治合法性的基礎太薄弱，需要保持每年的高增長、低失業率、低通漲。年景好的時候還可以，不好的時候就需要尋求其它途徑。
所以就從意識型態轉到民族主義。而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要求中共領導人為中國的面子、地位，以及在國際事務中的權利說話。於是日本、美國和台灣就成為中國使用民族主義的目標。出現危機時，例如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爆發，發生攻擊外商商店和投資人的事件，使中共政權處於尷尬境地。
所以在讓人民發洩之後，還需要把民族主義的精靈收回到瓶子裡。暴力衝突出人命的事件在增加，不僅在鄉村，而且發生在城市。前一陣子，成都工人擔心工廠倒閉之後，前途沒著落，想拿自己的退休金把工廠買下來，但不被允許；於是發生一千五百多名警察和五千工人的暴力衝突。
哈丁說：「中共政權希望外界認為這都是地方上的問題、地方上的錯誤，會在當地解決。實際上，土地使用糾紛、環境問題、無法付工資、養老金和腐敗現象，都是有系統、有規律出現的。」
說到有沒有轉型的可能？哈丁說，斯坦福校友會的校友曾寫書說，中國是沒有律師的法律系統。現在出現新一波的政治活動家，包括敢於狀告政府行為的律師；記者也更加敢於思考，出現了對體制的批評。
哈丁說，十年後就有在海外留過學的人處於領導地位，二十五歲左右的年輕人，是毛澤東時代之後出生的，沒有對文革和六四的記憶。通過互聯網和外界的接觸更多，生長在消費者文化中，有自己選擇的概念，日常社會生活中也的確有更多選擇。不知他們是否會要求更多政治生活上的自由度？
（據自由亞洲電台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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