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1日訊】據《新華網》10月9日頭條要聞《中央嚴厲「問責」重拳整治地方政府違法行爲》。近年來，一些地方經濟建設中的違法違規問題日趨嚴重。更爲惡劣的是，在大多數違法違規事件中，一些本該負起監管責任的地方政府卻成了違法主體。某些地方政府欺上瞞下、花樣翻新的違法行爲，讓中央的宏觀調控遭遇重重阻礙。
針對這種不良現象和苗頭，中共中央出臺了一系列嚴而又嚴的規定。然而，仍有一些地方政府我行我素，置若罔聞。最近，中央對內蒙古新豐電廠專案違規建設、河南鄭州市違法批准徵收佔用土地建設龍子湖高校園區問題進行了嚴肅處理，彰顯了中央維護宏觀調控的權威性、確保政令暢通的堅定決心。同時，也給那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地方官員敲響了警鐘。
8月16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對內蒙古新豐電廠專案違規建設和發生的重大施工事故作出嚴肅處理。時隔一個多月，9月27日，溫家寶總理再次就土地違法問題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嚴肅處理鄭州市違法批准徵收佔用土地建設龍子湖高校園區問題。9月4日，國務院召開全國電視電話會議，部署加快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和管理創新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作重要講話。內容也是關於地方政府的管理問題。中共這樣密集的召開會議無非是爲了收回中央的權力，但同時遭到地方政府的抵制和消極執行，這些權力之爭要引起大家的關注。
中央和地方的權力之爭，自古以來就是專制國家不可避免矛盾。就我國而言，西周時即以「家天下」模式「封邦建國」，導致東周列國紛爭，鄭伯率先一步違王命，而後「五霸」、「七雄」等諸侯架空「天子」，地方權力空前絕後盛極一時，造成中國歷史上戰亂最爲頻繁的時期。其後，漢帝平定「七國」、「八王」之亂，「削藩」成功，方始在中國建立起真正的中央集權國家。中央集權自此至清朝立國後，直至康熙時期仍在上演「平定三藩」。兩千多年來，中央和地方關係一直在矛盾與相互牽制中發展，貫穿有確切歷史記載的社會發展全程。史學家關注的「君權」與「相權」之爭，其本質就是中央和地方之爭。在沒有民主、民權的國家，權力來自誰，誰就是立法者，誰就是主子。因此，爭取「馭民權」，是專制國家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核心。
最近以滬、京、津等三市爲焦點的地方官場地震，表面上看是派系之爭，其實質是中央和地方爭權的一出大戲。這就是集權與分權的問題，是專制國家長期以來一直被看作是幾乎不可解決的重大難題。中央通過大企工委控制上百家特大型工業企業，同時又控制礦山、能源、交通、電力、煙草、通訊、海關等國計民生的重要部門，掌控全國的經濟命脈，這些都是經過中央的垂直管理，直接甩開地方政府的約束，而地方政府要求擁有更多的區域自主權，可以說這是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但如此一來與中央的矛盾必生；中央要求集權是爲了更好地維護党的寡頭統治，從宏觀上爲整個統治階級獲得最大的統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中央和地方分權之爭，是一切專制國家和不民主社會，所不可避免的矛盾。中央採用種種手段，尤其是操縱輿論媒體，把人民對整個政黨、政府的不滿都轉嫁給對地方政府甚至是地方政府官員及其親屬的不滿，中央甚至把因體制造成的特殊利益集團在社會上引發的負面作用，也轉嫁給地方政府或地方政府官員及其親屬。當人民對政府的不滿情緒激化時，中央趁機出面，把唱對頭戲的地方要員以「懲貪官」、「反腐敗」的名義「法辦」，爲進一步拉籠民心，還承諾，中央不允許「特殊利益集團」存在，並幹打雷不下雨地出臺些中看不中用的諸如「抑房價」「不許領導親屬經商」之類的政策，過一陣子又改政策了，目的是爲了糊弄老百姓，收盡漁翁之利。由於中共中央和党的寡頭統治才是淩駕於全國人民頭上的最大的特殊利益集團，所以才導致貪官越殺越多、房價越抑越高，社會矛盾越來越激化。
現在的社保基金，都是地方政府控制，數目龐大，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和可支配資金，社保基金出問題越來越多，主要是被挪用，炒股、投資等爲官員及其利害人牟利，也能體現自己的權威，沒錢調用，就不會有權威，現在中央對地方政府的社保基金虎視眈眈，想方設法收回社保基金的控制權，結果造成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矛盾會進一步激化，大家都知道上海社保案就是中央要收回社保基金控制權的前奏。表面上看是解決上海幫的問題，即是黨內派系矛盾，實質上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
在現實生活中，絕大多數地方政府都在違規使用、挪用社保基金，絕大多數有權力的官員都在腐敗。中央早就眼紅社保基金這塊肥肉。選擇在上海下手，大概是因爲上海非但是經濟實力最強的市，更恰好是江河日下的江系人馬。同時以反腐爲藉口，通過中央操控的輿論機器，使廣大人民瞭解上海的腐敗，把地方和中央的矛盾轉化成地方政府和人民的矛盾，通過這個被轉化的矛盾，向人民表現出一副黨在堅定反貪腐的假面孔。老百姓獲取資訊不暢，但懲治貪腐，無不拍手稱快，於是堅定地與中央一上一下遙相呼應。地方大員兩頭受夾，進退維穀。胡錦濤這一招，可謂一劍三雕。
中國受地方政府管理的職能部門，比垂直管理的部門要多。但凡有錢的、有權的、壟斷的部門及行業，卻幾乎都是垂直管理，並且相當多的部門和行業直接受「太子黨」掌控。這些權力和壟斷部門是中共統治階級的重要利益來源，也是滋生腐敗的重要溫床。由於在這些部門利益中分贓不均，地方政府對中央怨言頗多。
國家權力是支配人、統治人的主要力量。權力的形式可區分爲集權和分權；集權形式的內容是專制的統治力量，分權形式的內容是民主的統治力量。越來越多的迹象表明，胡錦濤的治國理念是中央集權加道德治國，一方面加強集權，另一方面又宣傳道德倫理，如黨的先進性教育和「八恥八榮」教育，但這個並不新鮮，鄧小平搞過，如抓好精神文明建設等；江澤民也搞過，以德治國和以法治國什麽的，這是專制統治的必要手段。集權統治的顛峰就是極權，中國在本質上就是極權統治國家，儘管現在也下放一些權力，如實行一部分市場經濟等，放權給地方上的嫡系人馬等，地方政府於是變成黑社會老大，讓自己管轄的地方經濟好點，自己也可以收多點保護費而已。但真正核心的東西中央是不會放的，做到核心利益的極權，地方政府想分一杯羹，要看中央的心情好不好，不好的時候當然會收回，如上海多次頂撞中央，沒有很好的執行國務院的宏觀調控，就引起中央的不滿，收回權力是必然的，陳良宇沒有認清其中的利害，最終被摁倒在地。
中國實行的是黨─國極權體制，是兩個系統的雙料集權，社會的公共權力集中於政府，政府權力集中於共產黨，共產黨的權力又集中於黨中央（政治局），最後，黨中央的權力集中於「黨核心」，「黨核心」集中了黨、政、軍的一切權力。極權體制是一種不穩定結構，中國領導人每天都在擔心不穩定，尤其是權力交接的時候非常容易出事，這就是結構病。不穩定來自極權體制的結構，又用加強極權體制來維護穩定，只能是愈陷愈深。中央集權下的分權只不過是「一統就死，一放就亂，一亂就收」的周期迴圈。真正的穩定，說來也不難，那就是分散權力，分散風險。如聯邦主義分權制度，在憲法中規定中央和地方的各自權力，但中共不會去做的，現在都好，權力和利益都能輕易獲得。眼下的集權和分權主要依靠臨時法律或權力鬥爭去調整地方權力，甚至依靠反腐敗去調整權力。
中共十七大就要召開了，胡錦濤將完全掌握政權，同時人事安排在快速進行，年輕一代的團派正式走上權力的高層，李克強、劉延東、周強等出身團派的高官將走向權力的核心，而更大一批團派已經、正在或者將要接管地方大員。因爲江時代的人馬占地爲王，經常消極對抗中央，權力之爭非常嚴重，胡錦濤要施政（其實也沒什麽政好施的，目的是掌權而已），必須要幹掉江澤民時代的中央和地方要員。一朝天子一朝臣，成者王侯敗者賊，這在專制統治的國家裏，是永恒不變的主題。我們可以看到團派的人，不論能力，只要聽話，跟對隊伍，認清方向就行。這些人很多都是搞政治思想工作出身的，就是專搞「整人」的，學歷很高（在職博士很多，其實就是買的文憑），施政實戰經驗不足，這些團派的人上臺，根本不需要經過人民的同意，只要他們的主子的任命就行了，爲不爲老百姓做好事做實事，一點都不重要。但這些地方大員上臺時間一久，要權的欲望還會相應加強，地方與中央的權力之爭在暫時平息後又暗流潛伏，所以集權和分權的矛盾永遠是中共統治的難治的病根。
（2006-10-10廣東）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