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5日訊】於是，我去何先生家看望的時候，再次和他談起編輯出版文集的事。何先生最初並不清楚自己患的是不治之症，醫生已經判定不久於人世。他說，自己滿意的文章還沒寫出來，寫出來再考慮文集不遲。夫人陳蓓知道他的病情，表示應當抓緊給老伴印個集子。後來，何先生也意識到自己病情的嚴重，於是請朋友和子女參與文集的整理定稿。最初他說，不必稱文集，稱評論集就可以了。我說，文集就是文章的彙集，青年人都可以把自己的著作稱為文集，您都80多歲了，稱為文集有何不可？隨著他的病情惡化，往往痛苦得不能入睡，但還是強打精神，修訂文稿。他的一隻眼睛早已失明，另一隻眼睛也幾乎看不見了，只好讓女兒念稿子，由他口授修改意見。他已經意識到，來日無多，所以對文集傾注了最後的全部心血。
何先生也清楚，在目前環境下，他的文集在大陸任何一家出版社公開出版幾乎無望，於是決定自費印刷，以非賣品的形式饋贈親友。他夫人說，這不能算出版物，只能算是印刷品。我想，就算是印刷品，只要能夠在他生前印出來，也算是對何先生的告慰。更重要的意義是，文稿一旦變成印刷品，哪怕只是少量印刷，分贈親友，中國思想史這一頁華章，就不會被歷史的風塵埋沒了！
在此過程中，一些認同何老的朋友，義務勞動，幫助何先生完成了編輯、設計等必要的工作。認同何老的知識界人士如鐵流、章怡和、徐友漁、王康、李大同、盧躍剛、秦暉、吳思、崔衛平和邵燕祥等先生也表示，願意捐資幫助何老實現最後的心願。然而，儘管朋友和親屬不事張揚，低調做事，何先生最後的心願，還是被警方無情地擊碎了。
今年春天，發生《中國青年報》「冰點事件」之後，曾經讀到葉廷芳先生在全國政協小組會議上的發言。他說：「中國是世界公認的思想大國，我們有過春秋時期思想家群星燦爛的時代，中華民族的國際聲譽相當程度上是由他們為我們奠定的。」「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在科學文化的非意識形態領域都出了一些世界頂尖級的奇才，如新近去世的發明家王選、體操王子李寧、鋼琴王子朗朗等，唯獨在思想領域沒有產生過一位有世界影響的思想家！沒有這樣的思想家就意味著我們還缺乏躋入世界強國之林的軟實力，沒有這樣的軟實力還將導致國內民族凝聚力的缺乏和民族智慧的衰退。」我完全贊成這種看法。光有鶯歌燕舞，沒有目光遠大、洞見古今的思想家，中國文化的復興是不可能的。
不論是顧准，還是李慎之、何家棟，他們都是特定時空的思想沙漠裡的先行者，放到當今世界思想格局之中，他們的思考不過是結合中國的情況說出了一些常識性的道理。然而，新思想要在這片土地上生長，新一代思想家要在這片土地上發育，只能從恢復常識起步。如果連表達常識的權利也被封殺，批判的武器總是遭遇武器的批判，中國重現思想大國的輝煌，將永遠成為夢想。
有意思的是，審訊筆錄完畢，我坐在那裡等待他們的上級發話，讓我回家。一位參加審訊的警員居然和我閒聊起文字獄的問題。他說不論古今中外，沒有一個國家政權不對言論和出版有所限制，才能維護國家安全。我告訴他，何家棟的文章，不但與危害國家安全風馬牛不相及，他所追求的，正是如何讓中國長治久安。我畢竟是學歷史出身，對歷史知識還是瞭解一些。我說，秦始皇焚書坑儒，不能說文字獄搞得不厲害，但秦朝不過存在了十幾年，二世而亡。我當時甚至想起了廖沫沙的名句：豈有文章傾社稷，從來奸佞覆乾坤。但我又想，和他們說這些又有什麼用呢？他還想教訓我：現在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我們不管這些事，不能保證社會穩定。我知道支配他們意志的就是這種邏輯。我告訴他，影響社會穩定的不是我們這些想發議論的知識分子，而是那些弄得民不聊生的貪官。你看如今發生的群體衝突，哪一樁哪一件不是官員貪瀆的惡果？既然政府說要構建和諧社會，就不能不讓人說話。和者，有口要吃飯；諧者，大家要發言。吃飯問題固然重要，光解決吃飯問題是建不成和諧社會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能只是一句空話。
我一直在研究當代中國的民間思想史。遇羅克、張志新、陸蘭秀、林昭、王申酉，這一樁樁血淋淋的文字獄，我都再熟悉不過。我不是勇士。早三十年，我既沒有這些思想先驅的覺悟，更缺乏他們的勇氣。我想做的事，不過是想在現有的格局下，讓我尊敬的長者思想不致失傳，讓我的一些朋友多少能夠享受一點公民言論出版方面的憲法權利。我並不幻想中國在短期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我只希望能夠有所進步，起碼不要倒退。如果因為做這點事，就對我又是傳喚，又是抄家，把我從民間思想的研究者變成民間思想史的當事人，我也沒有什麼好怕的。何況我相信，現在已經不是遇羅克、張志新、陸蘭秀、林昭、王申酉的時代。
謹向幾天來關心我的朋友們表示誠摯的謝意！
－－載自《華夏電子報》第164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