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5日讯】于是，我去何先生家看望的时候，再次和他谈起编辑出版文集的事。何先生最初并不清楚自己患的是不治之症，医生已经判定不久于人世。他说，自己满意的文章还没写出来，写出来再考虑文集不迟。夫人陈蓓知道他的病情，表示应当抓紧给老伴印个集子。后来，何先生也意识到自己病情的严重，于是请朋友和子女参与文集的整理定稿。最初他说，不必称文集，称评论集就可以了。我说，文集就是文章的汇集，青年人都可以把自己的著作称为文集，您都80多岁了，称为文集有何不可？随着他的病情恶化，往往痛苦得不能入睡，但还是强打精神，修订文稿。他的一只眼睛早已失明，另一只眼睛也几乎看不见了，只好让女儿念稿子，由他口授修改意见。他已经意识到，来日无多，所以对文集倾注了最后的全部心血。
何先生也清楚，在目前环境下，他的文集在大陆任何一家出版社公开出版几乎无望，于是决定自费印刷，以非卖品的形式馈赠亲友。他夫人说，这不能算出版物，只能算是印刷品。我想，就算是印刷品，只要能够在他生前印出来，也算是对何先生的告慰。更重要的意义是，文稿一旦变成印刷品，哪怕只是少量印刷，分赠亲友，中国思想史这一页华章，就不会被历史的风尘埋没了！
在此过程中，一些认同何老的朋友，义务劳动，帮助何先生完成了编辑、设计等必要的工作。认同何老的知识界人士如铁流、章怡和、徐友渔、王康、李大同、卢跃刚、秦晖、吴思、崔卫平和邵燕祥等先生也表示，愿意捐资帮助何老实现最后的心愿。然而，尽管朋友和亲属不事张扬，低调做事，何先生最后的心愿，还是被警方无情地击碎了。
今年春天，发生《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之后，曾经读到叶廷芳先生在全国政协小组会议上的发言。他说：“中国是世界公认的思想大国，我们有过春秋时期思想家群星灿烂的时代，中华民族的国际声誉相当程度上是由他们为我们奠定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在科学文化的非意识形态领域都出了一些世界顶尖级的奇才，如新近去世的发明家王选、体操王子李宁、钢琴王子朗朗等，唯独在思想领域没有产生过一位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没有这样的思想家就意味着我们还缺乏跻入世界强国之林的软实力，没有这样的软实力还将导致国内民族凝聚力的缺乏和民族智慧的衰退。”我完全赞成这种看法。光有莺歌燕舞，没有目光远大、洞见古今的思想家，中国文化的复兴是不可能的。
不论是顾准，还是李慎之、何家栋，他们都是特定时空的思想沙漠里的先行者，放到当今世界思想格局之中，他们的思考不过是结合中国的情况说出了一些常识性的道理。然而，新思想要在这片土地上生长，新一代思想家要在这片土地上发育，只能从恢复常识起步。如果连表达常识的权利也被封杀，批判的武器总是遭遇武器的批判，中国重现思想大国的辉煌，将永远成为梦想。
有意思的是，审讯笔录完毕，我坐在那里等待他们的上级发话，让我回家。一位参加审讯的警员居然和我闲聊起文字狱的问题。他说不论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政权不对言论和出版有所限制，才能维护国家安全。我告诉他，何家栋的文章，不但与危害国家安全风马牛不相及，他所追求的，正是如何让中国长治久安。我毕竟是学历史出身，对历史知识还是了解一些。我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不能说文字狱搞得不厉害，但秦朝不过存在了十几年，二世而亡。我当时甚至想起了廖沫沙的名句：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但我又想，和他们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他还想教训我：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不管这些事，不能保证社会稳定。我知道支配他们意志的就是这种逻辑。我告诉他，影响社会稳定的不是我们这些想发议论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弄得民不聊生的贪官。你看如今发生的群体冲突，哪一桩哪一件不是官员贪渎的恶果？既然政府说要构建和谐社会，就不能不让人说话。和者，有口要吃饭；谐者，大家要发言。吃饭问题固然重要，光解决吃饭问题是建不成和谐社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能只是一句空话。
我一直在研究当代中国的民间思想史。遇罗克、张志新、陆兰秀、林昭、王申酉，这一桩桩血淋淋的文字狱，我都再熟悉不过。我不是勇士。早三十年，我既没有这些思想先驱的觉悟，更缺乏他们的勇气。我想做的事，不过是想在现有的格局下，让我尊敬的长者思想不致失传，让我的一些朋友多少能够享受一点公民言论出版方面的宪法权利。我并不幻想中国在短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我只希望能够有所进步，起码不要倒退。如果因为做这点事，就对我又是传唤，又是抄家，把我从民间思想的研究者变成民间思想史的当事人，我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何况我相信，现在已经不是遇罗克、张志新、陆兰秀、林昭、王申酉的时代。
谨向几天来关心我的朋友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载自《华夏电子报》第164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