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6日訊】夏榆：看到你在說，一切都在轉型，人們在嘗試尋找自己的聲音，報紙也不例外。在波蘭，媒體的生存容易嗎？
米奇尼克：我認為，並不容易。因為，這是一場每天都在發生的戰鬥，爭奪讀者的戰鬥。在這場鬥爭中勝負的取得取決於兩個條件：第一，你的報紙內容的可讀性、吸引力，報紙必須有意思，才能吸引讀者去買；第二，我們給出的信息的可靠性、準確性，揭露事件真相的勇敢，不管是涉及政府、公眾、教會還是某個社會團體的內容。從這一層面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在民主制國家每四年政治家們面臨一次選舉，而我們的報紙則每天都要面臨「選舉」，因為，每天讀者都會在眾多的相競爭的報紙中選擇，是選擇我們的報紙還是其他報紙。
夏榆：作為主編，你為《選舉報》賦予的使命是：尋找一種新的語言，來討論和評估我們周圍的世界。你說的新的語言是什麼樣的語言？你怎麼尋找？
米奇尼克：我認為，很多年以來對一種語言我們已經習慣了，這就是虛假的、宣傳性的語言，口號式的語言，但這種語言並不描寫真實，而是創造虛假現實、禁錮真實。簡單說，尋找新語言，就是尋找能夠對讀者真誠、真實的語言，讀者能夠理解、適應新的社會現實的語言。我們要找的語言是能夠反映當今的矛盾衝突、信仰、爭論等。
夏榆：你試圖通過你主辦的報紙影響國家的公共生活嗎？
米奇尼克：當然，這是我為何要寫作、出版報紙的根源。我們想以這種方式告訴公眾和讀者，追求真實是我們這份報紙的唯一目標，讓讀者們在讀完我們的報紙之後，變得更聰明、更優秀，而不是更愚蠢、更惡劣。
夏榆：《選舉報》能夠承載你的社會理想而不受經營的影響嗎？
米奇尼克：當然。如果不能這樣做就違反了我們的原則。但是，我們的報紙是民主的，我們也經常出版與我們觀點相左的文章。但是，那些簽了我名字的文章和第一版、第二版的文章，我們的記者、編輯、出版者做的評論文章，都是反映了我們出版者的立場。
夏榆：讀者的需求和趣味與您的社會理想和思想見解，您認為哪個更為重要？
米奇尼克：這的確是個很大的問題，因為必須找到一個中間點，又要讓讀者感興趣，又同時能承載我們渴望向讀者傳達的思想。但是我反對那種本著完全迎合讀者的哲學理念辦報紙的做法，也就是讀者想聽什麼，他們就說什麼。不，我們不這樣。我們必須說，我們看重、追求的是真理、準確性和誠實，而並不是取悅讀者。比如說，如果波蘭隊輸了足球賽，我們不會寫他們輸了是由於黑哨，而是寫：因為他們踢得不好。
夏榆：一份以思想力見長的報紙有生存的問題嗎？你怎麼能保證你的報紙不會因為生存的問題而改變自己的價值標準和思想立場？
米奇尼克：當然有，每天都有這種危險。面臨著小報、電視、電台等的競爭，所以我們的報紙裡必須有區別於其他新聞來源的內容，才能使我們在這種情況下，仍能讓讀者每天花2或1.5茲羅提買我們的報紙。這依賴於那種妥協，我每天都在做出妥協。我很不願意接受。因為，這是在破壞我們的產品。作為主編，我必須有兩個原則：第一，報紙是一種商品，我給讀者提供了一種交易，讀者付我1.5茲羅提，我給他們最高質量的商品。如果採取降低標準的妥協，我就降低了商品的質量，破壞了產品。這就像往牛奶裡兌水一樣。
說實話與保護自由
夏榆：你辭去議會工作，與政治保持距離，是因為你對知識分子使命的理解，還是你有不能適應政治生活的障礙？
米奇尼克：我從來都不想成為政治家。我致力於政治，是在專政時期，因為我無法接受這種現實：我活在一個將我視為垃圾一樣的國家裡，因此我涉足政治，然而我從來都不曾想過當一位政治家。
夏榆：在你看來，知識分子對於社會的責任是什麼？
米奇尼克：說實話和保護自由。
夏榆：一位英國學者弗蘭克-富裡迪寫了一本充滿疑問的書，他的書名是《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質疑知識分子在當代生活中的無力感。
米奇尼克：有點道理，但也不全對。這裡沒有規則可言。知識分子階層在和平時期要比動盪時期的力量相對小很多，因為，知識分子是那些闡述思想的人群。
夏榆：平庸崇拜好像是現代社會的一種風尚，你認為獨立思想以及對獨立思想的扞衛現在還是重要的嗎？
米奇尼克：我不能對全世界範圍的事發表看法，但對我是重要的。
夏榆：在您看來歐洲和亞洲的知識分子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米奇尼克：我不是關於中國的專家。中國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片大陸，所以我在闡述對她的影響、評價時是非常小心的。但我認為，世界上的所有人都熱愛自由。如果有人說自由對於英國人是很好的，而對中國人是不好的，那我不相信。很久以來就有個說法：在整個中國文化中沒有民主的傳統，而只有皇帝、等級、官僚的傳統。的確是這樣的——在中國大陸、香港、台灣過去都沒有民主。而現在呢？在台灣已經有了民主，香港有著某種民主，而在中國大陸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渴望民主。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我既不相信文化衝突、也不信新加坡總理曾提出的「亞洲的價值觀」與歐洲的不同。在歐洲的價值觀裡有自由的位置，而亞洲的就沒有，這我不相信。我認為，那裡都可以有自由。獨裁不會是永久的，它總會結束。我也曾經認為在有的國家，像波蘭不會有自由，但是現在我們有了，不管這自由是好、是壞，但是我們有了。
夏榆：1989年巨變之後的波蘭在社會經濟、政治上發生了什麼變化，知識分子是否對這種改變感到滿意？
米奇尼克：有的人滿意，有的人不滿意。波蘭是個多元的國家，人們的想法各不相同。我認為好，可有許多人認為是災難。
夏榆：波蘭有了民主和自由之後是不是又有其他問題？
米奇尼克：某些事情的確向它不該有的方向發展了。我想這裡主要是關於那些被排擠的部分人群，尤其是國家農業經濟瓦解之後的農村地區的農民。他們無法在新的現實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國家並沒有幫助他們。我認為，這一點走的不好。第二件事，就是涉及老人、退休者們的事情，對於他們巨變帶來的是沉重的打擊，他們也無法適應這一變化。並沒有人為他們做一種提前的考慮。
夏榆：最後想問一下您私人的問題，您能告訴我您的家庭情況嗎？
米奇尼克：我一個人住。有個兒子，19歲。
夏榆：說句玩笑話，你的這種生活方式是您能徹底獨立的原因嗎？
米奇尼克：我只是沒有成功的婚姻。
夏榆：你說你去過中國，去過哪些地方，對中國有什麼印象。
米奇尼克：我去過北京，到過長城，廣州、上海、西安、深圳。非常有意思、迷人的國家，我非常喜歡。
（本文采訪由波蘭外交部安娜-多米尼克承擔翻譯，由北京外國語學院歐語系茅銀輝博士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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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議報》第275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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