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強:天安門事件我見我聞和我思

李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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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6日訊】198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凡是從那年走過的成年人在內心深處都會有段刻骨銘心的記憶。如同多數身在北京外的中國百姓一樣,我當時只是個遠離風暴中心的「局外人」,沒有什麽驚心動魄的經歷,但這年的遭遇,以及所見所聞和所思也許永遠都不會從我的腦海裏消失。

自83年從醫學院畢業後,我一直在故鄉武漢一家醫院從事臨床工作,應該說還是挺順利的。1989年,在我酬躇滿志地完成住院醫五年訓練之時,一個意外災難降臨到了身上。4月初,我突然出現全身軟弱無力、噁心嘔吐、不能進食。到內科檢查,醫生疑爲「重症肝炎」,要求立即住院隔離治療。因嘔吐劇烈,入院便告病危。那段時間我躺在病床上,不停地接受輸全血、血漿、白蛋白、液體、電解質和抗病毒藥物,以及專科檢查,真正體會到了身體的脆弱。好在採取各項措施以後,情況開始得到控制。

然而一條新聞震驚了我:中共前領導人胡耀邦因病逝世!胡因在文革後撥亂反正的政績在人民心中建立了很高的威望。有句俗語叫「功高震主」,其實很早就有人對他的未來「捏著一把汗」。果然在87年一次非例行性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胡因學生遊行,以「支援和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被迫辭職。不過他的下臺更增添了百姓的同情。

聽到胡逝世的消息,我爲國家失去這位傑出的開明領導人而痛惜。胡那年73歲,在領導人中年齡不大。追悼會後,北京學生要求與國家領導人對話,主題涉及敏感的政治問題,如胡離職程式是否合法等,但未得到回應,於是開始遊行。我在病房關注著形勢的發展,從收音機中聆聽了幾乎所有有關的新聞。

4月26日,《人民日報》綜合鄧小平指示發表社論,用了「動亂」、「反黨、反社會主義」等措辭,按照學生說法「第二次文革又來了」。次日,北京上街人數過百萬,遊行愈演愈烈。很多社會名流呼籲領導人出面,反響不大,我感到了困惑;5月初,趙紫陽從朝鮮訪問歸來,主張深化政治體制改革,運用「民主和法治」來解決學潮問題。對於他在5月4日的講話,我是有所共鳴的。不過我仍不理解爲什麽領導人不能出面與學生對話。後來方知因最高領導人鄧反對對話,主張「不要怕流血」的強硬手段,達到穩定。

我仍在住院治療,在能進食以後,父母每餐送來了可口的飯菜和湯,幫助我的身體恢復,直到情況穩定、檢查各項指標接近正常,醫生才同意我回家休息。這時恰逢蘇共領導人戈巴契夫訪問中國,北京學生沒有離開天安門廣場,而是進行絕食。趙與戈氏會談中「透露」了一個事實,即中央重大決定由鄧拍板,以致出現「垂簾聽政」之說。

按照後來中共文件所說,趙把矛頭轉向鄧,激化矛盾。

回家以後,家人把電視機放到了我的臥房,極大方便了我對當時新聞的觀看。這時的學運早已波及到家鄉。哥哥在學校工作,從他那裏我得知了最新一些情況。因配合北京學生,故鄉大專院校的學生們也舉行了請願活動,與省市領導對話。同學們的遊行完全自願,很多時候大家都是忍饑挨餓,口幹舌燥,但毫無怨言。他們的愛國舉措,受到地方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援,以及老百姓的高度讚賞。當然首都北京始終還是全國關注的中心。

國家領導人終於出現在了學生面前,但正如李鵬所說「不是來對話的」。那天電視轉播的確讓人看不到任何對話的迹象;不過趙去廣場含淚對學生停止絕食的感性勸說,還是挺感人。遺憾的是,趙的個人政治生涯已經從此結束,他未出席電視轉播的北京黨政軍大會說明了一切。在這次大會上中央宣佈了新的決定,即在首都出動軍隊實施戒嚴!第二天站在家裏陽臺上,我看到一組鏡頭,在解放大道的遊行隊伍中,出現了一群用管弦樂奏著哀樂的大學學生。新聞報導則稱連接兩岸的武漢長江大橋已被學生所阻斷……

在北京,軍隊戒嚴似乎並未奏效,他們遭到學生和市民拼命攔截,當時新聞渠道很多,象美國之音、BBC等提供了許多資訊。最後的攤牌不可避免地來到了,6月4日淩晨,30萬野戰軍在坦克車掩護下沖進天安門「平息暴亂」,將學生驅趕出廣場,一些學生、平民和解放軍戰士失去了生命。「6.4」當日,政府對運動組織者開始進行通輯、判刑。這天白天,我看到一群群情激憤的學生在展覽館外廣告牌上刷寫標語,其中一幅寫著「小平,你好恨!」(不禁讓人想起84年天安門遊行時,學生自發打出的「小平,您好」橫幅)過激處甚至對時任領導用了「絞死」;新聞報導則稱,家鄉鐵路線被學生堵截。還有一些領導人的小道傳言,如XXX死亡、XXX重傷等。當天晚上,央視廣播員杜憲和薛飛身著黑裝、語速緩慢報道新聞。當播到廣東發生災害時,杜聲音哽咽,掉下淚來。此後不久,兩人便從主播台消失。

6月9日,中央召開會議,許多傳言中的當事人出席了會議。在這次大會上,趙因「分裂」自己領導的黨,被撤銷一切職務,隔離審查,並受到批判。原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接替其工作。鄧總結時則指出:這場風波遲早要來……現在來比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們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們是支援對暴亂採取堅決行動的。同時強調今後對類似事件「要消滅在萌芽中」。

這時我在家人精心調養下,身體完全恢復,經檢查各項指標完全正常,醫生同意複職上班。回到科室,主任安排我擔任了總住院醫師,不管床,不值夜班,直接協助他做管理工作。同時我也趕上了全國性的中央文件政治學習,統一認識,並由我記錄同事們的發言。大家公開講話大都支援中央決定,私下則有不同議論。有位同事始終不發言,但規定每人必須談,他最後說道:「我想提個問題,‘平暴(當時輿論用詞‘平息反革命暴亂’的簡稱)’是先有‘暴’再有‘平’,還是先有‘平’而有‘暴’?」

在醫院,我也得知了其他一些相關資訊。有位同事小孩剛好那時出生,孩子被取名爲「紫陽」;在我科實習的同濟醫大學生中,有位班長去過天安門廣場聲援;另一位才華橫溢的黨員學生,擅長寫詩。事件發生後,他在大學校園貼出聲明,宣佈退出共產黨。據說全國醫學大專院校有兩名學生退黨,他是其中之一。不過後來學校保了他,未將其開除學籍;我院婦産科一位醫生是我大學同學,6月5日她去美國使館辦理簽證,見證了首都的歷史鏡頭。她看到許多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戰士平舉武器,守衛著交通要道。當天使館關閉,她未簽成;6月9日使館開放後,她再去時得到簽證……

「6.4」以後,按照鄧的指示,中央確立新的領導核心。文革流行語「緊密團結在XXX爲首的黨中央周圍」回到了輿論宣傳中,唯一的變化是「首」字被「核心」所替代。歌曲《社會主義好》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成爲了所有活動的主旋律。

我非政客,但天安門事件使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不得不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什麽是中國發展的重中之重?其實中央號召所唱的兩支歌並非新作:前一首最初流行於反右尾聲,歌詞是:「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江山人民保。人民江山坐得勞,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其語調和表達方式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極爲相似,只是內容不同罷了;後首歌由一位19歲作者1943年創作,歌中「新」字是原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後來加上的。觀察不難發現,歌詞除頌詞之外,「實行了民主好處多」這句顯然包含了共產黨自身的獲益。

歷史告訴我們,中共當年正是通過爭民主受到百姓擁戴,從而奪取了政權。在後來的歲月裏,也是在擁有它時才使得事業得以推進。而每當背離該原則時,就會遭受挫折、失敗,甚至付出血的代價!反胡風(1955年,中央發動批判文人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反右(1957年,中央發起運動,給大批人確定「右派」身分)、三面紅旗(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加上「大躍進」和把合作社合併「人民公社」,統稱「三面紅旗」。均爲脫離經濟規律的建設方針)、批彭德懷(1959年,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批判彭德懷等人「右傾」錯誤)、批三自一包(1962年,爲扭轉經濟惡化局勢,劉少奇主張實施「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和「包産到戶」,被指責爲資本主義,並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受到批判)、四清(1963年,中央制定「前十條」和「後十條」,開始階級鬥爭爲綱的「清工分,清帳目,清倉庫、清財物」及後期「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批彭羅陸楊(1966年,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被定爲「反黨集團」)、批二月逆流(1967年,中央部分領導人在碰頭會及軍委會上,批評文革。隨後中央開會,定其爲「二月逆流」,進行批判)、打倒劉少奇(1968年,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劉被定爲叛徒、內奸、工賊)、批林批孔批周公(1974年,央發文批判林彪和孔子,暗批周恩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1976年,中央印發《毛主席指示》,批判對文革「翻案」和批鄧)、抓綱治國(1977年,中央十一大提出高舉毛旗幟,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批胡耀邦(1987年,胡因所謂支援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受到中央批判)……莫不如此。

鄧這位「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在76歲時有番話語,十分耐人回味。那時他剛經歷文革打擊不久,應該也屬肺腑之言:「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解放後,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特權現象有時受到限制、批評和打擊,有時又重新滋長。克服特權現象,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制度問題。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黨員在黨章和黨紀面前人人平等。……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象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爲什麽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0年)這段話表明,他當時已認識到中國問題的關鍵所在。然而制度比人強,即使是偉人也難免步入歷史的怪圈。「6.4」事件清楚地表明,有著數千年封建專制歷史的中國最需要解決的是民主的政體!

如果這一問題真能得到解決,那將是中華民族之大幸也!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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