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2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安培採訪報導)新年剛過，北京市順義區前進村小朋友張楠的媽媽再次向社會發出呼籲，希望有人能收養10歲的張楠。新年裡，張楠的媽媽在繼續上訪的同時，也對中國建立「小康」及「和諧社會」的理念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張家是怎樣陷入困境的？使張家擺脫困境的希望又在哪裡？
從此之後的二十多年裡，構建「小康社會」成了中國政府常喊的口號，建立「小康之家」也成了普通中國人的夢想。所謂的「小康」，通俗的理解可以說是解決溫飽問題、吃穿不愁，更多的家庭支出用於其它方面的消費，日子過得更加富足。
2001年時，張楠在北京市順義區仁和城小上學，父親張德利蹬三輪，年收入大約為1萬5千元人民幣，遠遠高於中國農村只有大約兩千元的人均年收入。懷著邁向小康的夢想，張德利每天辛苦外出工作的同時，還蹬三輪送張楠上下學，三口之家的日子過得溫馨平靜。
但是，2001年12月20號，張楠上學遲到後，發生了一件讓張家不能接受的事情。張楠在近日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採訪時回憶說：「因為我上學遲到了，王秋菊(諧音)老師打我，擰我的臉，臉腫得都不能吃東西。」
張楠被老師擰嘴吧子的事件在中國可以被稱為一種體罰事件。中國的中小學雖然不允許老師體罰學生，但體罰事件還是頻繁發生，有的案例甚至還令人髮指。一些社會學者不僅呼籲「救救孩子」，也呼籲「救救老師」。
張楠的母親，今年42歲的張淑鳳說，張楠的爸爸當天到學校找老師理論時，與體罰張楠的老師王秋菊的同事嚴沛雄（諧音）發生爭執：「我愛人張德利去學校，王秋菊倒是也承認打了，說就沒使勁，輕輕的碰。
在她辦公室裡的一個二年紀老師說：誰打你家孩子了？去，滾蛋，臭蹬三輪的！因為我愛人是蹬三輪的。過來一個叫嚴沛雄的男老師說：臭蹬三輪的，你站住，我打你！就踢我孩子他爸兩腳，然後我孩子他爸就跟他爭吵起來了。」
張淑鳳說，當晚，她和張德利到學校接孩子，比孩子遭受體罰更可怕的一幕發生了：「我們剛走到學校門口，嚴沛雄就手持鐵棍，還有三個流氓，就撲上來了，把我愛人按倒在地就打。他正騎著三輪，北京的那種三輪前面有大梁，就跟自行車似的，我愛人從三輪車還沒有下來，嚴沛雄跑過來一拽脖領子，我愛人腦瓜朝下，就來一個跟頭。我趕緊跑學校小賣部去打110，回來那三流氓還沒走，還打呢！我愛人都暈過去，都吐了。」
據張淑鳳的介紹，她兩次撥打110向警方求救後，兩位警察趕到現場，打人者逃之夭夭。後來，順義縣醫院為張德利做出的診斷證明是：急性閉合性顱骨損傷，腦外傷後神經性反映，頭皮下血腫，四肢、胸背部等處多發軟骨組織損傷。張淑鳳說，由於他們交不起醫療費，張德利並沒有得到什麼有效醫治，就被醫院轟了出來。從此，張德利再也不能蹬三輪車送孩子上下學，也不能出去攬活了。
儘管張淑鳳認為，張德利的傷勢十分嚴重，但順義縣公安機關法醫鑒定的結果卻是輕微傷。張淑鳳說：「這怎麼叫輕微傷呢？人都要死了，怎麼能叫輕微傷呢？就因為那次打得他的腿是木的，一條腿輕，一條腿重，顱腦損傷，腦子總是顛三倒四的，說話都說不利落，有隻手也是使不上勁。」
張淑鳳對順義公安分局做的法醫鑒定心存疑慮，但是，她卻不敢訴諸於法律。這是為什麼呢？張淑鳳說：「嚴沛雄，就是打我愛人的老師的哥哥是順義公安分局副局長。現在都官官相護，他在這裡一手遮天，因為他們為掩蓋犯罪事實，包庇犯罪分子，拉關係走後門，給我愛人做了一個假鑒定，而且這個法醫鑒定就沒有給我，這是我自己出的錢，花的五百塊錢。公檢法是很黑的，而且我們順義縣是有名的黑暗。」
這樣的司法鑒定，對張淑鳳一家來說意味著什麼呢？北京著名法律專家，曾經試圖參選北京市海澱區人大代表的張星水先生，最近聽到記者介紹張淑鳳所說的案情後分析說：「法醫鑒定就是將來是否被告構成犯罪的重要依據。
輕微傷按法律規定是不屬於公訴案件，不構成刑事犯罪。如果要是把被害人打成輕傷，就構成刑事犯罪的立案標準了。法醫一般都隸屬於公安系統，可能法醫給他鑒定成輕微傷了，作為被害人如果對鑒定結果不服，可以向有關部門申請重新鑒定。」
那麼，輕微傷和輕傷，法醫鑒定的區別在哪裡呢？張星水先生分析說：「輕微傷對於腦部一般是表皮傷，要是說給腦顱骨或大腦的其它部位造成的傷害導致他已經有後遺症產生了，得要雙拐走路，平衡、正常肢體、語言、神經中樞都受到一定影響的話，甚至智力都由於外力的打擊導致致殘，或者輕度致殘，有健忘症，要是他有這些綜合的腦部反應，至少在輕傷以上。從我的經驗判斷，他很有可能鑒定的程度偏輕了。」
張淑鳳說，打人老師所在的學校告訴她，張德利被打事件發生在校園門外，與學校無關。欲告無門，張淑鳳就開始到順義區教育局等政府部門上訪，希望它們能為她主持公道，使打人者受到懲罰，使她臥床不起的丈夫得到救治，並解決她家失去經濟來源的問題。
但是，很快她就明白了，她面對的是一張龐大的關係網，不僅毆打她丈夫的老師嚴沛雄在當地公安機關有親戚，體罰她女兒的老師王秋菊也有親屬在當地教育局工作。
張淑鳳說：「順義縣教育局局長莧長久（諧音）說：你告吧！你走到哪，我們關係網拉到哪。我們教育局有的是錢，而且他也做到了。我去市教委舉牌子，我說順義縣老師打學生，老師勾結流氓毆打家長致殘，順義縣教育局不管，庇護學校，我現在請市教委給做主。我舉了有兩天啊，就跪著在市教委那兒。最後市教委一個叫崔超（諧音）的說：你這事我們知道，你就是告到天邊，你還要回到你們地方，除非你離開順義縣。」
張淑鳳認為，在這張關係網的作用下，本來打算免費為張家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師抽回了援助之手，甚至連一些記者迫於壓力也不能如實全面報導案情。
張淑鳳表示：「一個律師事務所主任好像是法律援助我似的，到順義縣間接地去採訪教育局和學校。後來他說，你這事牽扯人太多，牽扯到市教委，又牽扯到你們順義縣公安局，我們管不了啊！最後，他就撤了。我們找廣播電台記者，說是能給我們報，過了一個新年，又報不了了。這個記者說：你沒有靠山，人家有關係網，人家的關係網已經拉到市裡來了。」
記者近日打電話到順義區教育局，那裡的值班幹部表示，沒有聽說過張楠受體罰及她父親被毆打事件：「我不清楚這事，國家教委都是不許體罰，咱們都是一樣的要求，根本就不許體罰和變相體罰，這都有文件。」
在龐大關係網的陰影下，張淑鳳絕望了。2002年4月的一天，她來到北京市復興門地鐵站，企圖走上輕生之路。她哭著回憶說：「我覺得我真是走投無路，上告無門，2002年4月18號，我去跳地鐵，就是在北京的復興門。地鐵有治安的，他們就去舉小旗子，喊讓地鐵停。地鐵都快到我眼前了，就算是到我眼前了才停的。」
這時，張德利已經被打半年左右，由於一直沒有得到有效救治，他的病情加重。張淑鳳於2002年5月將丈夫送到北京市友誼醫院急救，但很快又被轟了出來。張淑鳳說：「我愛人的腦子疼得難受，夜裡一點多，後來到北京友誼醫院，他腦子顱骨損傷，有一個鐵絲的影子。因為流氓棍子上有釘子，釘子折在他腦子裡了。
後來說做手術要我們兩萬塊押金，我們沒有那麼多錢，醫院也不讓我們在那住了，轟我們出去。我覺得真是走頭無路，這怎麼辦啊！」
女兒在學校受辱，丈夫遭到毒打，無論是尋求醫療救治，還是上訪討公道，不是受到威脅就是碰壁。在張淑鳳的眼裡，歸根到底就是因為他們是蹬三輪的，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張德利身體狀況惡化以後，張淑鳳要求為丈夫做第二次法醫鑒定，但沒有成功。
張淑鳳說：「我們自己又到北京市法醫鑒定，他說你得拿以前的法醫鑒定來，而且還要派出所給開證明，他才能給我們鑒定呢！我們以前的法醫鑒定現在派出所不給我們，派出所就不讓重新法醫鑒定，給我們拖了一年多呢！後來我又要求法醫鑒定，順義算答應了。
由順義學校校長，順義法醫小張，教育局還去了兩個人，還有我們仁和派出所的周福濤（諧音）帶著我們去北京清河那個法醫醫院，法醫鑒定中心。鑒定中心杜主任是我們順義法醫小張的老師，他掰掰眼睛、弄弄胳膊就說沒毛病，鑒定也是輕微傷，跟順義一樣，是缺乏營養，喝點牛奶，喝點排骨湯就好了。他也沒給鑒定，就這麼說。」
張淑鳳意識到，無法為丈夫重新做法醫鑒定，也是關係網作用的結果。這張無形的關係網，讓張家痛恨，也讓張家無奈。曾經為民工等弱勢群體提供幫助的深圳維權人士鄒濤先生，對關係網在中國的作用深有感觸。
他在聽說了張家的遭遇後表示：「我相信會存在一些這樣的狀況。如果要去打官司的話，她是沒有這個錢來打官司的。而且，她要是去打官司的話，可能又會受到某些權勢階層的干擾，最後法院的判決可能也不會很公平。比如說，法院的主管的法官又會因為對方是公安局的副局長跟他打招呼，可能又會偏向於他，這種關係網又會牽扯到他。」
這位維權人士呼籲中國維護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我們一直在喊了很多年的問題。對個別的權勢階層的人來說，他只會顧自己的利益，不會想到老百姓的死活的。他只會想到保護自己的朋友呀、親戚呀，不會管別人的。這是非常可恨的一點，這種現象的消除還是要靠司法制度的完善。」
張淑鳳何嘗不希望中國能完善司法制度，使像他們這樣的受害人的利益得到保護。但是，此刻擺在張家眼前的迫切問題，顯然已不再是女兒被體罰的委屈、打人老師是否仍然逍遙於法外，而是如何為病重的張德利籌集手術費用，這一問題讓張家一籌莫展。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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