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4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楊家岱採訪報導)設在美國的對話基金會的創辦人康原，星期二對香港外國記者俱樂部表示，在中國，「危害國家安全罪」嫌疑人的定罪率高達99％。康原還說，中共若想恢復到一年前的國際形象，首先要善待記者。
「危害國家安全罪」嫌疑人的定罪率為什麼這麼高？中共為什麼不能善待記者？自由撰稿人、社會評論家一平和美國約克學院教授周澤浩就這些問題展開討論。記者楊家岱主持了這場討論。
記者︰根據對話基金會創辦人康原他的說法，中國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受審的人的定罪率高達99％，在所有的刑事犯罪當中定罪率是最高的。為什麼這個定罪率這麼高？您們兩位怎麼看這個問題？請一平先生先講。
一平︰一般中共處理這樣的案子，都是先決定了是要逮捕你了，是要判你罪了，然後再去抓你，再定你的罪，因此它就這麼高。
因為它事先決定了，是歷來就是這樣，並不是說一開始是嫌疑，完了按照法律就來審判，最後定罪不定罪。它不是這樣一個程序，它的程序基本是顛倒的。是先有罪並且判多少年，都定好的，有些都是從最高上層定下來的，所以它這麼高是很自然的。
記者︰周教授，您的看法呢？
周澤浩︰我覺得這個當然跟司法不獨立有關係，它們這個法律解釋的任意性很有關係。就是說它們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這個跟它們司法的程序，包括憲法的本身都有問題，就是說憲法本身裡面就有所謂「四個堅持」在裡面。這樣的話，它想給誰定罪，那麼它就可以定罪，它沒有顧慮，因為它沒有輿論監督。
很多抓的話，也是有個任意性在裡面。比如說美籍華人文革專家宋永毅先生，前幾年回國去搞「文革」研究。半夜就被流氓給抓起來了，給它隨意定了說他「洩漏國家機密」，這個東西都是莫須有。
那麼就是說，到後來江澤民到美國來以後，這個美國國會議員、美國政府就跟江澤民說，江澤民說：這個事情我們都不知道！所以有的地方它定罪的話，非常任意性，就是說我做了就做了，就抓了再說，因為它沒有顧慮，也沒監督。所以它這個司法的非獨立性，這個任意性權力之大，很有關係的。
記者︰那麼一平先生，中國的司法程序本身還有哪些弊病？如何從完善司法程序的本身來著手，來防範這個不適當的高定罪率？比如說我們了解到刑事案的審訊，有些情況下律師還不讓到場。這一方面，一平先生您有什麼意見？
一平︰首先，最根本的問題必須要司法的獨立。司法獨立之後，才能有公正可言；司法不獨立，再沒有社會的輿論監督，那麼怎麼定這個規則，都不能解決這個事情。
比如說，我們最根本的要遵從憲法，這也是所有國家法律的根本。但是你從「顛覆國家罪」當中看，很多東西本身是違反憲法的。像師濤這樣的案例，實際上就是一個言論自由，寫文章批判中共。它認為你「顛覆國家罪」，它就治你的罪，這本身是違反憲法的。
記者︰路透社的報導說，受中共「危害國家安全」指控的那幾個人，大多數只不過是以非暴力方式，表達了他們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外界一般的人弄不懂，政治和宗教信仰怎麼會危害國家安全？您們認為中共政權這些領導人，他們的自信心是比過去強了？還是弱了呢？據您們的觀察。周教授。
周澤浩︰我覺得還是沒有什麼大進步，比如說最近幾個報社的處理方法。就《新京報》的楊斌主編的處理，包括這個青年報《冰點》週刊的處理，都反應了一個一個強烈沒信心的問題。
現在就是說雖然已經進入21世紀，我覺得國內的處理方法還是處於在中共早期的這種言論與監督的範圍。比如說中宣部，以前焦國標先生寫的《討伐中宣部》，這個我覺得是非常非常擊中要害的。這整個一個系統裡面，它對自己沒信心；沒信心的話，稍微有點所謂「風吹草動」，它就以為是「草木皆兵」。
記者︰中國現在在國際舞台上，多少有些影響。用它們自己的詞兒就是說「綜合國力在增強」。那麼為什麼中共領導人這個自信心，還是上不去呢？一平先生您怎麼分析？
一平︰中國它的改革，實際上它是分裂的。比如說經濟上大幅度的改革，不斷的資本主義化；但同時政治上又沒有改革，又控制比較嚴。這樣它內部的分裂就比較大了；分裂大，它的矛盾就越來越多吧！矛盾多了、反抗多了，它肯定執政能力相對的就要下降。
記者︰對話基金會康原說，要把中共的國際形象恢復到一年前，他說有一個好辦法，就是要善待新聞記者。今後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它們會不會對記者好一些？周教授。
周澤浩︰中共對記者的這種態度，就是像對它們自己的一般民眾，它沒有一個尊重記者的一個文化。你看江澤民那時候罵香港記者的這個東西，大家都記憶猶新，就是說對記者不尊重。記者作為一種工具性的一個職業，而不是一個獨立職業，它們這個意識還沒形成。
記者︰一平先生，您同意不同意周教授講的，就是說中國這個文化裏頭缺乏對記者的尊重？
一平︰當然當然！中國本身就是一個專制國家，它的文化傳統也不一樣。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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