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4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采访报导)设在美国的对话基金会的创办人康原，星期二对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表示，在中国，“危害国家安全罪”嫌疑人的定罪率高达99％。康原还说，中共若想恢复到一年前的国际形象，首先要善待记者。
“危害国家安全罪”嫌疑人的定罪率为什么这么高？中共为什么不能善待记者？自由撰稿人、社会评论家一平和美国约克学院教授周泽浩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记者杨家岱主持了这场讨论。
记者︰根据对话基金会创办人康原他的说法，中国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受审的人的定罪率高达99％，在所有的刑事犯罪当中定罪率是最高的。为什么这个定罪率这么高？您们两位怎么看这个问题？请一平先生先讲。
一平︰一般中共处理这样的案子，都是先决定了是要逮捕你了，是要判你罪了，然后再去抓你，再定你的罪，因此它就这么高。
因为它事先决定了，是历来就是这样，并不是说一开始是嫌疑，完了按照法律就来审判，最后定罪不定罪。它不是这样一个程序，它的程序基本是颠倒的。是先有罪并且判多少年，都定好的，有些都是从最高上层定下来的，所以它这么高是很自然的。
记者︰周教授，您的看法呢？
周泽浩︰我觉得这个当然跟司法不独立有关系，它们这个法律解释的任意性很有关系。就是说它们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这个跟它们司法的程序，包括宪法的本身都有问题，就是说宪法本身里面就有所谓“四个坚持”在里面。这样的话，它想给谁定罪，那么它就可以定罪，它没有顾虑，因为它没有舆论监督。
很多抓的话，也是有个任意性在里面。比如说美籍华人文革专家宋永毅先生，前几年回国去搞“文革”研究。半夜就被流氓给抓起来了，给它随意定了说他“泄漏国家机密”，这个东西都是莫须有。
那么就是说，到后来江泽民到美国来以后，这个美国国会议员、美国政府就跟江泽民说，江泽民说：这个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有的地方它定罪的话，非常任意性，就是说我做了就做了，就抓了再说，因为它没有顾虑，也没监督。所以它这个司法的非独立性，这个任意性权力之大，很有关系的。
记者︰那么一平先生，中国的司法程序本身还有哪些弊病？如何从完善司法程序的本身来着手，来防范这个不适当的高定罪率？比如说我们了解到刑事案的审讯，有些情况下律师还不让到场。这一方面，一平先生您有什么意见？
一平︰首先，最根本的问题必须要司法的独立。司法独立之后，才能有公正可言；司法不独立，再没有社会的舆论监督，那么怎么定这个规则，都不能解决这个事情。
比如说，我们最根本的要遵从宪法，这也是所有国家法律的根本。但是你从“颠覆国家罪”当中看，很多东西本身是违反宪法的。像师涛这样的案例，实际上就是一个言论自由，写文章批判中共。它认为你“颠覆国家罪”，它就治你的罪，这本身是违反宪法的。
记者︰路透社的报导说，受中共“危害国家安全”指控的那几个人，大多数只不过是以非暴力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外界一般的人弄不懂，政治和宗教信仰怎么会危害国家安全？您们认为中共政权这些领导人，他们的自信心是比过去强了？还是弱了呢？据您们的观察。周教授。
周泽浩︰我觉得还是没有什么大进步，比如说最近几个报社的处理方法。就《新京报》的杨斌主编的处理，包括这个青年报《冰点》周刊的处理，都反应了一个一个强烈没信心的问题。
现在就是说虽然已经进入21世纪，我觉得国内的处理方法还是处于在中共早期的这种言论与监督的范围。比如说中宣部，以前焦国标先生写的《讨伐中宣部》，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击中要害的。这整个一个系统里面，它对自己没信心；没信心的话，稍微有点所谓“风吹草动”，它就以为是“草木皆兵”。
记者︰中国现在在国际舞台上，多少有些影响。用它们自己的词儿就是说“综合国力在增强”。那么为什么中共领导人这个自信心，还是上不去呢？一平先生您怎么分析？
一平︰中国它的改革，实际上它是分裂的。比如说经济上大幅度的改革，不断的资本主义化；但同时政治上又没有改革，又控制比较严。这样它内部的分裂就比较大了；分裂大，它的矛盾就越来越多吧！矛盾多了、反抗多了，它肯定执政能力相对的就要下降。
记者︰对话基金会康原说，要把中共的国际形象恢复到一年前，他说有一个好办法，就是要善待新闻记者。今后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它们会不会对记者好一些？周教授。
周泽浩︰中共对记者的这种态度，就是像对它们自己的一般民众，它没有一个尊重记者的一个文化。你看江泽民那时候骂香港记者的这个东西，大家都记忆犹新，就是说对记者不尊重。记者作为一种工具性的一个职业，而不是一个独立职业，它们这个意识还没形成。
记者︰一平先生，您同意不同意周教授讲的，就是说中国这个文化里头缺乏对记者的尊重？
一平︰当然当然！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文化传统也不一样。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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