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5日訊】新年好！狗年大順！
近來接到二三個朋友談到理論問題，過激問題、以及與中共“什麼都能談”等對談互動問題。有朋友認為，胡錦濤提出“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都能談，也不看你以前做了什麼”的理念，不僅是針對國親聯盟，你們異議人士也在內。
但我的看法，中共從來只講實力。他們的“什麼都能談”的方針，只是針對臺灣。因為臺灣占了一塊土地，有軍隊，有國際支援。“什麼都能談”從來不是對民運的。尤其不是對我這樣的人的，對我這樣的人，中共只有嚴密封殺和打壓，沒有互動、交流以及“談”的餘地。其打壓、封殺、造謠攻擊之厲害，一般人很難想像。而且他們不是搞有水平的人來與你辯論，而是搞下三爛的無賴攪屎棍與你糾纏，手段卑鄙之極。
我們當然願意談，決不會過分偏激，但沒有這個可能。
實際上，及到今天，能夠預見未來的，並且如果給我們機會，能夠引導中國避免巨大動亂及災禍的，只有我們的新人本主義理論以及一系列策略，和持有這種理論和策略的頭腦。而且只有從現在起，讓我們儘快取得主導地位，才有可能。但是，目前的主動權在中共手中，對我們尤其是我本人一直是特別嚴厲地打壓封殺。而且中共從來不見棺材不落淚，不會給我們任何一點爭取主動地位的可能。所以我完全是無能為力。即使今後大災難來臨，中共回過頭來找我們，到那時，我們也已經無能為力了。
當你明明知道今後中國應該怎麼做，才能避免民族的巨大衝突和損失，但你卻眼睜睜看作它走向危險，無能為力，眼看我們的民族一步步走向災難性的高代價道路，這種痛苦的心情，一般人大約也是很難想像的。我也只有學佛教，破我執及一切執，對我無能為力的事情，只好不執著，隨它去，才能減輕思想上的苦惱和惋惜，減輕心理上的傷感。
這三十多年來，我一再對中共的做法和改革提出預先警告，例如從民主牆時期開始，我就一再警告，實行四個堅持，必然導致大規模動亂，一再警告必須批判經濟決定論，用政治改革為先導，帶動其他改革，如果不是用政治改革為先導，帶動其他改革，而是先搞經濟改革，後搞政治改革，一定使改革成為官僚太子党對社會財產的掠奪和侵吞，使改革走上邪路，等等等等，但人輕言微，被壓制，被關進監獄，發不出什麼聲音，至多只由海外電臺等廣播一點摘要，幾乎一點用處也沒有，官方，以及整個理論界，包括那些走火入魔，成為官僚太子党搶劫掠奪穩定統治吹鼓手的“新自由主義”者，根本對你的意見不屑一顧。現在改革走了彎路，人為製造了一個官僚太子党腐敗阻力集團，政治改革不是越來越近，而是越來越遠，改革走上絕路，當權者和偽自由主義者都騎虎難下，再重新回顧我過去一再對這些事情提出的事先警告，除了講講教訓以外，也已經沒有多大用處了。
即使僅僅從理論上說，中共迄今為止，也不知道我們新人本主義理論、策略和預見的極端重要性。甚至整個理論界，也沒有幾個人重視或有正確的認識。這三十多年來，我是一直感到非常孤獨。當你的思想超前於整個時代整代人的認識，沒有人，包括那些最優秀的理論家和知識精英，也沒有幾個人能夠有基本認識的時候，這種特別的孤獨的感覺，也是一般人很難想像的。
一個搞理論的人，特別重要的就是需要兩個或者兩類人，首先需要的一個，或者一類，是理論水平旗鼓相當的論敵；另一個，或者另一類，是理論水平旗鼓相當可以經常切磋的朋友。我在大學時代和大學畢業後，曾經有兩個這兩方面的朋友，所以那幾年，理論水平的提高，突飛猛進。但後來，經常充當我論敵的同學和朋友，被迫害生了精神病，另一個與我經常切磋的同學和朋友，漸漸落到後面。以致後來我十多年監獄出來，他拿他準備的研究生畢業論文請我修改的時候，我不得不幫他重寫。並且教他一個訣竅，就是把我的思想稍微拿一點過去，作為去引起教授們震動的學術見解，但絕不能多，多了就被認為異類；然後寫很多老生常談的官話，來銜接糊弄平庸的理論界和教授，讓他們接受，不感到太過離經叛道。
自從我1973年投入民運起，既沒有碰到理論上旗鼓相當的對手，也沒有旗鼓相當的可以切磋的朋友。絕大部分論敵，尤其是官方的理論家和理論權威，幾乎都不堪一擊。相反，我出獄後，南京理論水平最高的南大教師和負責人，卻告訴我，在江蘇省委組織對我的大批判時，南大藉口不理解，沒有水平批徐水良，成為南京沒有參與對我批判的僅有的個別高校。但當人們都說讀不懂你的自以為盡可能寫得通俗的理論時，理論上的孤獨感也就會相當強烈。
目前海外的理論界，在我所從事的這些基礎理論和策略領域，還不如國內理論界。我思考的大量的理論和策略問題，對絕大多數人，包括一些名氣很大的學者，都談不起來。能夠交談的，只有嚴家其等最優秀的二三個人。前一些時間有國內學者出來，我告訴他海外理論界在基礎理論等方面，沒有花頭，遠不如國內。國內學者開始很不相信，但在海外待了一些時間，接觸了一些在國內名氣很大的海外學者，才發覺我講的確實是真話。所以這裏海外的學者們往往分辨不出理論水平的高低，當然更不瞭解新人本主義等理論的重要性，這一點不如國內學者。所以我非常希望與國內理論界最優秀的人物切磋，但是中共的封殺和攔阻，卻非常厲害。
而更重要的是，我得把許多精力放到克服中共打壓、封殺、造謠攻擊中去，把更大量的精力放到苦苦掙扎謀生糊口中去。我不存幻想，不抱希望。不抱中共突然醒悟，重視我們及我們的東西，與我們“談”的幻想。即使中共領導前幾年不得不接受我十六七年長期宣傳的、人類社會以人為本，以人和人的發展為中心的思想，也是在當時薩斯病威脅下，不得不接受的權宜做法，其實他們本質上、本能上是非常反對這些思想的，是被迫接受，並非出於本意，是假的。
這個世界的很多變化，我們無能為力。歷史如果一定要走過災難，我們也無能為力。我只能破我執和一切執，不執著。這個世界少了我和我的東西，照樣前進。雖然不是以我們希望的好的道路前進，而是以很差的道路和方式前進，以很大的代價來取得較小的進步。但是，處在我們這樣被打壓，變得非常弱小的和人輕言微的狀況下，又有什麼辦法呢？
有空來信，多聯繫！
徐水良
2006-1-29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