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6日訊】中共的統治方式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比較毛時代，我甚至願意用’中興’一詞來表達現在的進步。中共因此儼然以’中華民族復興’運動的領導者自居。但中華民族在現代文明意義上實現振興的必要前提是結束極權政治。
中共統冶的極權性質在如下核心特徵上沒有改變：
1．黨凌駕於國家權力之上，使該政權具有強烈的’政教合一’色彩；
2．以政治選擇為標準控制人的生存權和發展權；
3．控制一切社會團體與群眾組織；
4．控制一切與意識形態相關的領域，如文化、教育、媒體和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等的主體。
然而中共在與社會相接觸的邊界理論方面作了重大調整，其中主要有：
1．確立了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的方針；
2．在堅持政治原則的前提下改革開放，廣泛學習西方管理社會的成功經驗，擴大國際交往領域。因此民眾對世界的瞭解與聯繫超過了以往任何時候；
3．重估了知識分子的作用，把過去從尊嚴和心理上摧毀他們獨立人格的方法改變為功利誘惑。知識分子群成為新政策的受益者；
4．放棄了意識形態純潔化要求，使民間非政治性的輿論與文化的環境變得自由與豐富起來。
這種調整形成了中國目前兩種政治狀態基本平衡的格局：
一種是民眾對極權政治的漠視狀態。中共深刻瞭解這有助於緩解政治關注的壓力。儘管有遠較‘六四’時期眾多的民眾認識到政權的極權性質；民間輿論中充斥著對中共的不滿、不信與不敬，但‘六四’的明火熄滅了。人們更願意規避政治高壓線，在變革風險與人性追求(如生存、功利或自由等)之間選擇後者。人們在對變革前景迷茫的思考中似乎更傾向於’開明的極權’。
另一種狀態是中共政權蛻變成各層次既得利益集團的共同體。首先是因為中共各權力層成為了新理論的最早與最大的受益者。其次作為政治宗教的’教義’已缺失。原來以’剩餘價值、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主義理想’為核心的教義已經自滅。新的教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現實中對承擔改革成本的工人農民來說，既空泛又虛偽。所以中共雖仍堅持’政教合一’形式，但已極少有皈依的’教眾’了。它的存在只是為了既得利益集團而’鞏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這種平衡非但不能引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並且在以下幾方面嚴重損害著民族的文明迸步：
一，嚴重侮辱了中國人民的人格尊嚴
中共對待人民的態度隨政治需要而變化，曾經十分殘酷，也有像現在所謂的’親民’政策。但有一點是始終不變的，那就是把自己標榜成人民的’恩人、導師與英明領袖’。他們正是用這種腐朽思想與政權暴力相結合的方法維繫其執政權力，並扼殺人民的選擇與監督的權利。曾有一個中共領導人評價(表揚)知識分子說：「中國的知識分子像家雞，轟走後會飛回來的。」從這個例子可看出他們距離人權觀點有多遠。中共實質上是把民眾視作由他們掌控的動物(少數為’寵物’)，他們自己則是’牧民者’。
二，嚴重損害了中國人民的素質
這可能是中共給民族帶來最大的隱存傷害。至少有一種中國民眾傳統的素質缺陷不完全是由貧窮造成的。那就是不遵守公共規則。這是一個長期在極權統治下的民族既不知自己的權利也不懂尊重他人權利的自然表現。中共的極權持續並強化了這個缺陷。正如民間在評論日益惡化的社會風氣時所說：「都是共產黨教壞的」。
中國民眾又有一些新的素質缺陷凸現起來，它們都帶有鮮明的中共執政行為的烙印。其中突出的表現有：自私冷漠、功利浮燥、誠信缺失、虛偽多面等(可怕得連少兒都沾染上了)。當中共把道德政治化，在歷次運動中使人性惡的一面得到張揚；當中共以’教義’灌輸取代人文社會科學的文明成果；當中共權力層的腐敗日益彰顯以致不可收拾；當中共掌控宗教為政治工具時，都不可避免的嚴重摧殘了民眾的素質，因為民眾必須適應環境以獲生存和功利。因此，社會的市場經濟秩序混亂、犯罪現象與暴力傾向嚴重起來。
三，極權是滋生腐敗的沃上，中國的建設是高成本的
腐敗與犯罪作為人性中醜惡面的表現可能在任何社會與時代中存在。但無疑民主化國家控制得遠較極權國家要好。中共統治下所滋生的腐敗是體制性的，並且已發展成社會整體性的。可簡述其如下基本特徵：
1．各層次權力層及相關圈的人士已經完成或正在進行原始資本積累。凡改革或建設都是他們’免費午餐’的機會。官商勾結、官黑勾結顯現；
2．腐販已不是政府的’專利’。它已發展成社會各個領域的普遍現象，包括像教育、醫藥、學術等被視為理應更純潔的領域；
3．腐敗也不再是’領導幹部’的’專利’。似乎存在一種可怕的社會意識：把服務和職責視作’權力’，作為謀利的工具；
4．除侵吞國有資產和搜刮民財外，官方與民間還瀰散著社會性的腐敗風氣。例如瀆職作秀、敷衍瞞假；唯上媚富、冷漠疾苦；篾視權利、踐踏尊嚴；謀求特權、奢糜浪費等都是比比可見的現象。
腐敗造成社會貧富差距急劇擴大；灰色與黑色收入以每年數千億元之巨流向國外。再加上腐敗風氣造成的大量破壞(環境)浪費、低效或無果，使中國的建設是高成本的。
正如民間之傳言：「不反腐敗要亡國，真反腐敗要亡黨。」中共的確處於兩難境地：一個蛻變了的黨又要極權。它只能在’鞏固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的目標下不斷平衡了。
四．極大地扭曲了中國民眾的思維
中共的’教義’是多變的，曾經有’階級鬥爭’的殘酷，也有現在’和諧社會’的溫柔。但有一點是始終不變的：不遺餘力地作’教義’灌輸。每個人從小到老都’認真學習，深刻領會’並頌揚’教義’，以謀取生存和功利。儘管其理論內部以及理論與現實之間充滿著矛盾，但表達異議是最大的風險。中共繼承了傳統的等級制度，權力與真理相當。連孩子都知道’服從領導’，人們都懂得’一把手’的權威。當最高權威提出一種’教義’新提法時，便會引起一片回聲。在這個社會裡’規範的語言’比’浯言的規範’更重要。為了適應政治需要、人事關係和利益分配，各領域或單位內部已形成各種’潛規則’。背離這些’潛規則’往往是徒勞無益的。可以想像在在這種群體思維氛圍中成長(被教育)起來的人，其個人思維怎麼會不被扭曲呢？
五，極權體制總醢釀著全民族性的危機
毛時代帝皇式的極權至今仍有人懷念其輝煌。但毛在做了許多醜事、壞事與惡事之後，終釀成了中共也自稱為’使國家達到崩潰邊緣的’文化大革命。全世界為之震驚。極權統治者可以調整政策緩解危機，正如鄧小平和其繼任者所做的那樣。但是我們仍然看到腐敗、環境、資源、’三農’等諸多已造成嚴重後果的危機。這是因為存在體制性的局限。
首先極權體制的決策往往是非理性或機會主義的，因為體制本身具有’原錯’：擅權的少數決策者或因觀點和知識局限，或為維繫統治或為爭權奪利來作決策。
其次極權體制有擴大決策錯誤後果的效應。該體制的權力分配機制決定了’唯上’是獲取更大權力的最有效手段；該體制慣於採用蠱惑人心’運動’式推進工作的方法，因此’狂熱’往往是災難的信號；該體制善於’報喜諱憂’、’歌功頌德’的宣傳手法，因此當出現一個新口號時，往往表明該領域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問題。
綜上所述，中共既沒有使民族傳統文化的優秀部分發揚光大，又沒有解放民眾成為社會公民享有現代文明。受惠於新政策而富裕起來的人們也沒有改變’子民’的命運，人格尊嚴並沒有得到提升。只要看看中國知識分子的現狀就能明白。他們本應成為社會理性的主要來源，但現在仍然是熱衷功利、麻木不仁，缺乏獨立人格。所以，極權統治下是不可能實現現代文明意義上的民族振興的；反而，可能把大陸中國再次引向崩潰的邊緣。
(3/4/20061:54)
來源：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