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6日訊】中國正處在一個嚴峻的轉型期。由於市場經濟的發展引起社會結構的變化，社會矛盾更加尖銳起來，弱勢群體遭受欺凌的現象更為普遍。長期以來，專制者對人們在精神和物質上進行雙重的剝奪，使人民在個人權利被侵犯時往往只能認命，只求活命，不知如何抗爭，因而在權利問題上，出現了整體性失語的現象。
近年來，一些知識份子走出書齋，重建「救世濟民」的責任感，介入當下現實，參與民間維權運動，體現出強烈的人道關懷。在這中間，出現了艾曉明、郭艷和曾金燕等一批傑出的女性，她們以女性特質為人的基本權利奮力抗爭，創造了令人迴腸蕩氣的維權事跡，同時也提升了中國「女性主義」的精神層次，為女性話語增添了社會關懷的廣度和深度，也為啟蒙的歷史貫注了活力和動力。
◎從關注女性身體介入維權
自九十年代起，中國女性作家學習西方女性主義，出現了一種「畫虎不成反類犬」的現象，即一味抒寫女性的肉體慾望，卻拋棄西方女性主義者關注現實的傳統，故意割去了女性話語中的社會參與維度。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山大學婦女性別研究中心副主任艾曉明，是一位研究婦女問題的專家，曾去美國研修性別教育理論。不少中國學者在研究舶來理論時，只是以知識來裝潢自己的門面，他們按圖索驥、食洋不化，並不准備把理論應用於現實之中，而艾曉明卻試圖在這個男權中心的社會裏，讓更多的人受到性別教育，以提高中國女性的地位。她還以知識份子的公共姿態，為那些發不出聲音的人發出聲音。
2003年2月，湖南湘潭21歲的音樂教師黃靜死於宿舍中，死時全身赤裸，存在多處傷痕。官方調查結果是黃靜屬於自然死亡。黃靜的母親對此表示懷疑，多次要求再調查，找出女兒死亡的真相。
曾經帶領女學生演出了頗具爭議的話劇《陰道獨白》，艾曉明呼籲保護女性的人身權利。在黃靜一案中，艾曉明首先注意的，是那傷痕纍纍的死者遺體，那受害女性的恐懼、痛苦和無助，在遺體的照片上表現無遺，令艾曉明產生憤怒和被侮辱的感覺。這個案例對婦女的歧視是很明顯的。
黃靜那被人強暴至死的遺體不能說話，艾曉明用筆為之代言，向全社會發出呼籲，她說：「黃靜案一天不破，這聲音一天不會平息。我不是法醫、不是律師、不是記者、不是政府官員，我的聲音很小，報紙也經常拒絕發表我的文章，但是我不會放棄呼喊；而且我還相信，所有人發出聲音，世界就會改變。」
2004年「三八」婦女節時，艾曉明在她所在的學校舉行活動，號召男同學系上白絲帶，表示他們絕不對女性施加暴力，絕不對暴力保持沉默。
◎以母親、妻子的角色介入維權
女性常常被視為柔弱，但母親卻意味著呵護、溫情和犧牲。為了保護兒女，母親往往在必要時變得非常勇敢和堅強。
丹麥哲學家基爾凱郭爾說：「一個人存在得越徹底、越實際，他就能於紛亂之中找回人格的知覺並承擔起自己應盡的責任。」作為母親和妻子的女性，就是這種存在得徹底而實際的人，是捍衛人性尊嚴並承擔責任的人。
在介入孫志剛維權事件時，艾曉明自白道：「因為我有一個像孫志剛那樣的兒子，我是一個母親。」孫志剛事件是2003年3月發生在廣州的一個維權案件。年輕的孫志剛在被無理拘禁期間，被收容所員工毆打身亡，此案引起廣大中國公民的關注，引發了一場針對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討論，最後迫使中國政府頒發新法規，廢除了弊端叢生的收容遣送制度。
這個維權案例獲得成功，其中有艾曉明教授參與呼籲的一份功勞。艾曉明以同是天下母親的心，不懈地在其公開發表的文章中追問：「為甚麼在執法機關會有虐待狂？是甚麼樣的體制一直在縱容這些虐待狂？如果法律的權力落在虐待狂手裡，誰最容易遭受飛來橫禍？」“如此光天化日下的兇殺，無責任、無追究，我們社會的公理何在？正義何在？我們有甚麼臉說我們生活在保障公民人權的社會？」
提及一些人權人士的妻子，例如楊子立的夫人路坤、何德普的夫人賈建英，陳光誠的妻子袁偉靜及胡佳的夫人曾金燕，令我們想起俄國十二月黨人的妻子。這是一群品格高尚、超凡脫俗的女性，她們在丈夫遭受當局迫害時，和十二月黨人的妻子一樣，堅貞不屈、義無反顧地支持丈夫，選擇了和丈夫共患難的艱難道路。
在這些妻子們中間，最年輕的是才二十出頭的曾金燕。近年來，曾金燕和胡佳從志同道合的戀人成為夫妻，他們一起為愛滋病患者忘我地工作。曾金燕曾經自認為是一個「非常滿足現狀、弱小溫和、堅持漸進的女人」，但命運卻讓她承擔不是一般女性所能承受的重擔。
被人視為「聖徒」的胡佳，因為忠於自己的理念，一次又一次地參與維權，一次又一次被監禁、被毆打、被侮辱、甚至被迫失蹤。作為妻子，曾金燕只能一次又一次含著眼淚尋找丈夫，一次又一次為丈夫竭力呼籲。多少次，我在網上讀到金燕博客上尋夫的真摯文字，為她所受的精神煎熬而心酸不已。
◎展開更廣闊的社會關懷
由自己遭受的厄運，曾金燕接近了其他很多為丈夫、兒子和兄弟奔波的女性，她獲知許多妻子因為丈夫的政治問題砸了飯碗，在貧困交加的生存線上掙扎。金燕因此鼓勵妻子們一起堅持，她說：「這些妻子，在愛，在守護家人。聲音被消滅了，自由被限制了，她們甚麼事情也做不了了。可是只要她們活著，就是勝利的象徵。」
她們的丈夫為維護他人權利遭受苦難，她們戰勝自己的怯懦，勇敢地發出聲音，維護丈夫的權利。曾金燕認識到：「沉默，某種程度上就是失蹤事件的幫兇。」她從自己的遭遇出發，走向更廣闊的人道關懷。
2005年9月15日，艾曉明寫了一封公開信：《溫家寶總理，請救救太石村的村民！》這位自黃靜、孫志剛等個案開始對社會問題發言的教授，這一次關注的是大眾權利的保護。
太石村案，最初是村幹部在沒有徵得村民同意的情況下，擅自出租或出賣可耕地，憤怒的村民提出罷免村委會主任的動議案。此案被認為對中國具有普遍意義，因此引起國內外廣泛的關注。但有關當局使出黑社會的惡劣手段，來對付協助村民維權的律師和知識份子。艾曉明就曾經在維權活動中遭到暴徒毆打。
為甚麼研究女性問題的艾曉明，要冒著風險去關注村民的權利呢？其時艾曉明剛從陝西貧困縣丹鳳考察回來，她從網上看到了關於廣州番禺太石村村民罷免村長事件的報導，其中有婦女到區裡餓著肚子表達不滿的情況。艾曉明認為：「婦女參與決策是男女平等的一個指標，對於一個社區的和諧發展很重要，因此我們特別關注。」
在展開更廣闊的社會關懷之時，艾曉明也深化了她對女性問題的認識：如果婦女研究只是關心婦女，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艾曉明說：「女性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不僅僅取決於她的性別，也取決於她的階級、種族和性取向。」“保障婦女權利，不能不致力於社會改造。」
◎以專業知識介入維權
在方興未艾的中國維權事業中，有一個公共性和專業化的關係問題。對公共知識份子參與維權的做法，有一種批評意見是：你們不是學法律專業或管理專業的，憑甚麼對自己專業範圍之外的問題發表言論？
曾寫過《知識份子論》的薩義德認為，知識份子是社會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個人，他們公共角色是「局外人、業餘者、攪局者」。薩義德主張：「要維持知識份子的相對獨立，就態度而言，業餘者比專業人士更好。」這就是說，知識份子不應該局限到專業之一隅，而應該以最基本的學術素質，對公共事務進行業餘性言說，擴展自己的精神領域和生命力。
針對那種批評，艾曉明強調自己作為一個人，一個公民，去進行社會介入。她說「我和『孫志剛案』的關係，與其說是專業關係，不如說我們都是人，我們的生命息息相關，我們都需要生活在生命權得到保障的世界。」艾曉明的所作所為，體現了知識份子為民喉舌的道德力量，在成為公理正義及受迫害者的代言人之中，她也再現了自己的人格、學識與見地。
當然，如果能夠將公共性問題專業化，由專業人士參與維權，那是再好不過的事情。近年來，一批法律背景的學者、律師成為民間維權運動的重要力量，他們以專業、理性的法治話語，將人權理想訴之於行動。在他們中間，有一位優秀的女性律師郭艷。
郭艷原是廣州珠江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因為擔任太石村村民的律師，她曾遭到暴徒鐵管襲擊受傷，還出現過連續高燒、傷痛伴隨血尿不止的症狀。前不久，郭艷被她所屬的律師事務所無故解聘。雖然丟了飯碗，但她贏得了所有關心維權事業的人們的尊敬。
在承諾做太石村村民的律師時，郭艷心裏很清楚風險所在：「在中國內地，律師涉足這類敏感性案件，輕者被暗算投訴，遭勒令停業，重則鋃鐺入獄，清出律師隊伍。」明明知道這個案子不會有多少經濟效益，反而會給自己帶來災禍，但郭艷仍然接受委託，她把為底層人群提供法律服務視為「積德」。
在為太石村村民工作時，郭艷始終冷靜理智，只用法律語言說話，依法幫助其委託人維護合法權益。同時，郭艷還以女性特有的理解能力，多次和一個叫「M副書記」的女幹部溝通，試圖在政府和村民之間進行調解。
但郭艷終究還是失敗了，因為太石村的問題涉及中國深層的制度問題，沒有民主制度保障的法治，帶有很大的任意性和欺騙性，不管維權律師的法律專業水平如何高，其解決社會矛盾的用心如何良苦，也無濟於事。但無論結局如何，郭艷和其他維權律師所做的努力，以及他們付出的犧牲，將會被人民和歷史所銘記。
◎注視女性改變現實的足跡
羅伯特.F.肯尼迪曾經說過：「很少有人能偉大到使歷史折腰；但是我們每一個人卻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事件的一小部份，這些行為的全部將譜寫我們當代的歷史。」
在遙遠的北歐，我懷著欽佩的心情，注視著國內這些試圖改變現實的女性的足跡。我知道，在這樣一個物慾橫流的時代，中國人越發的冷漠和自私，大都成為庸俗實用主義的信徒，當年知識份子的那種把自我理想與社會夢想交織的責任感，已經蕩然無存。在很多男性都喪失社會責任感之時，這些被《聖經》說成是「男人身上的一條肋骨」的女人，勇敢而磊落地站立起來，承擔起社會脊樑的角色。
原載《民主中國》2006年5月(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