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9日訊】編者按：本文重點介紹了三月間一個官方的內部座談會上的幾則發言。這些發言多少接觸到鄧小平式改革（堅持一黨專政，搞有限的市場經濟）已經走進死胡同的問題。連這些學者兼官員（或官員兼學者）都感到此路不通了，但又不敢直講出一黨專政非改不可，所以只能拐彎抹角，但畢竟表現了一點新的動向。
一個官方的內部座談會
三月四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邀請部分學者和官員舉行了一次「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副會長遲福林、秘書長石小敏、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副部長葛延風、國務院振興東北辦副主任宋曉梧及各方面學者賀衛方、李曙光、張曙光、孫立平、張維迎、張春霖、李羅力、張曉山、謝平、楊啓先、陸學藝、李雨時、王曉魯、王德培、張路雄、楊東平等參加了座談會。由於這是一次「內部會議」，這些學者和官員比較大膽地談了一些中國的實際問題，主要有：跛足改革、老百姓權力貧困、國家權力架構的混亂、改革的領導者的盲點、多黨制和軍隊國家化、民主憲政和新聞自由、農民土地與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以及醫療改革、教育改革等。
座談會的參加者都有雙重身份，即學者官員一身二任，所不同的是有的官員身份重於學者，有的則學者身份重於官員，在當今中國政壇上，他們扮演著幕僚的角色。這些所謂的主流學者大多來自官方研究機構、學術團體、名牌大學，也有少數來自民間研究機構和地方政府。與會者大多是經濟學者，也有少數社會學者和法學學者，但沒有政治學者和歷史學者。從思想傾向看，官員和經濟學者基本上都談經濟問題，即使偶爾談到政治問題，也只是以打擦邊球的方式蜻蜓點水似地點一下，並且不觸及實質問題，這也顯示了中國經濟學者一貫膽小怕事的作風。這以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經濟學教授張維迎一句話最為典型。他說：「我發現今天講話容易出問題，好在我們是在一個安全的地方，沒有記者。」社會學者和法學學者談到了政治改革問題，尤其是北京大學法學院賀衛方教授的講話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給這次會議帶來了值得一提的價值。遺憾的是，會議主持人沒能讓賀先生多講。儘管如此，在中國目前萬馬齊喑的政治氛圍中，也算是一團死水中的微瀾。
海外一些網站把這次座談會稱為《學者官員密會，倡多黨制》，這是抬高了這次會議，因為共產黨的御用學者還沒有大膽到這種程度。「多黨制」和「軍隊國家化」是賀衛方提出來的。他說他希望共產黨形成兩派，希望軍隊國家化，希望解決大是大非的問題，說中國應該朝台灣這個方向走。但這只是賀衛方一個人提出來，沒人和他討論，而且大家都很恐懼，所以賀衛方提了一下就不提了。
對改革的反思
舉行這個座談會的背景是對改革形勢的判斷，因為當前理論界對改革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爭論和反駁。二００五年原來被稱為胡錦濤的「改革年」，最後卻變成了「改革反思年」。與會者有這樣一個共識：「二００五年整個的改革一些大的舉動是乏善可陳的」。「跛足改革」也是大家的共識，賀衛方和張曙光都稱它為「單邊突進的改革」。大家都認為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是行不通的，但對於什麼是政治體制改革，經濟學者和法學學者的理解是不同的。經濟學者的主張是對現行框架的修修補補，而法學學者則有主張「推倒重建」的意思。賀衛方說，改革過程中，如果不是立體交叉，多條腿同時推進的話，這樣的改革會有非常大的問題，許多國家的大革命發生崩盤，不是因為不改革，而是因為改革，不改革反而平靜。他說，我國權力架構嚴重混亂，這不是法制的、憲政的模式。黨和議會之間的關係，黨和司法之間的關係，黨和政府之間的關係，整個權力架構是反憲政的，這個問題已到了必須解決的時候了。他說，共產黨沒有註冊登記，在法律上沒有權利資格，它行使的是法外權利，這是嚴重的違法。我國人大不是一個議會，它本身是反議會性質的。他認為「十六大」政治架構很嚴重的值得我們關注的趨勢，是司法越來越不獨立。最近黨對司法的干預不斷強化，我們的司法體系現在正在穩步地下降，司法的地位正在穩步地下降。
老百姓陷於權力貧困
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李曙光認為，我國經濟改革實際上已經結束了。這麼多的經濟學家，包括張維迎、樊綱等都在寫法制的文章，說明改革超越了經濟領域，進入其他的領域，因此，改革的定義要重新定。他反對「十一五」規劃這樣的搞法。「十一五」規劃，嚴格說還是在傳統的改革思維框架下的規劃，是一種政策宣言。他還提出了老百姓權力貧困這樣一個說法。他說目前老百姓在利益表達上不是以物質利益為主要訴求，更重要的是權力的貧困。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二年，全國上訪的數量是二萬起，去年全國上訪的數量是三千萬起，增加了五百倍，這說明我們的社會不穩定也增加了五百倍。上訪是以命相博、以命相抗，而這樣的表達的渠道又非常不暢，這就是老百姓權力的貧困。他說，我們今天的改革面臨的老百姓權力貧困的現象和二十多年前是完全不一樣的。原來我們是靠領導批示，政府的市長、省長到中央總理的批示，個案的解決權力的貧困問題，用傳統的行政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但現在行不通了，要建立新的維權渠道。
李曙光認為改革的領導者的盲點是目前改革中遇到的一個大問題。我們目前的機制可以說是在政府各部門權力爭奪上。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係非常不清晰，整個政府和市場的權力邊際不明晰。各個部門的利益衝突，最後匯總到總理那裡去，一個總理面對這麼多的部門的卡位和部門權力爭奪，就沒有辦法做。所以，要建立新的利益表達和利益博弈的平台，這就需要加強對議會機構的重視，最終要落實到民主政治上。
用專制統治搞市場經濟
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張曙光說，毛澤東留下了兩大遺產：一是經濟上的貧窮落後，二是政治社會的專制統治。這兩個遺產是我們的基礎，誰都不可能離開這個東西。改革二十多年，在堅持另一個遺產的情況下解決貧困問題。由於這兩個問題，我們致力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礎不牢，腰杆不硬，我們要解決這兩個問題。現在看來，改革單邊獨進，一個遺產現在還是在繼承另一個遺產。有海外學者說中國是非市場、非民主、非議會的國家，但他認為這個說法是不恰當的。實際上中國現在是市場化的，經濟上的很多的自由度比人家好多了。世界上凡是有市場經濟，不一定有政治民主，但是，有政治民主必然是市場經濟。他認為中國的改革是不成功的，是共產黨和市場結婚（賀衛方補充說是通姦──筆者注）：改革開放前，共產黨完全站在工人、農民一邊，現在共產黨又站在業主一邊，對付工人、農民。
上頭寡頭化，下層民粹化
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認為，改革的爭論實際上是基於利益衡突、利益關係的一場關於公共政策的爭論。他認為二十多年改革帶來的後果是上頭寡頭化，下層民粹化，上層和下層相當對立，而且上頭越來越寡頭，越來越霸道，越來越專橫，下層來越民粹化。上層對下層不能說是恨之入骨，至少感情不是很好；上層出點醜聞，下層非常的高興，網上一片歡呼，就像節日一樣。一個國家由平均主義國家成為不平等的國家，這在世界上沒有過。現在是左的政治、意識形態和右的社會政策相結合，使中國在短時間裡不平等的狀況急劇地惡化，也就是權力和市場這兩個重要的機制在共同地推動不平等的擴大。權力和市場這兩個對立的東西，在中國結合起來，原來人們眼中兩個最不能結婚的人結婚了，不但結婚了，而且日子過得很好，但老百姓卻被它們害苦了。
筆者在這裡引述了兩個「曙光」主要觀點，由衷地希望這場別開生面的座談會能為中國政治改革帶來一絲曙光。
轉自《爭鳴》２００６年５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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