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日訊】序、何謂「明舉」
明舉，既含「明智之舉」，也含「不明之舉」。謹此「6．4」17週年到來之際，特回顧一下那場令華夏子孫難忘的慘痛歷史，分析分析「89民運」期間發生的主要事件，羅列羅列何謂「明智之舉」，何謂「不明之舉」，故而，筆者為此文取名為「羅『明舉』」。
一、89民運初期中共當局之不明之舉
昔日的革命現代樣板戲《紅燈記》中，李奶奶有這麼一段唱：「十七年風雨狂，怕談以往……」
17年吶！「怕談以往！」可是，以往發生的事情是永遠抹不掉的歷史。從「6．4」事件發生至今，已經過去了17個春秋，那一年誕生的嬰兒，現在已經有《紅燈記》中李鐵梅那樣的年齡，也可以稱為革命的後來人了。回顧往事，究竟中共當局在那場事件中的所作所為，是「明智之舉」？還是「不明之舉」？憑著自己的一孔之見，筆者倒想冒昧地談談看法。
「89民運」的起因，是悼念中共開明領袖、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胡耀邦雖然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中共最高當局並沒有將他視為昔日毛澤東在世時的劉少奇，或者林彪。他，仍然被當成中共所認可的人民範圍之一員。胡耀邦的去世，既不是象劉少奇那樣，連進火葬場的名字都得重新取一個，不是對中國民眾秘而不宣；也不是象林彪那樣在拋屍異國他鄉一、兩個月後才向全民公佈這位「叛國副主席」的死訊。胡耀邦的逝世，是經過中國正常的新聞媒體及時通過播送哀樂、發佈訃告向全民公佈。民眾在獲悉這位領導人去世的噩耗後，自然回想起胡耀邦在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以及後來恢復稱為總書記職務為國為民所做的一切，也就自發地開展對他的各種形式的悼念活動。而這種悼念活動，在首都，最理想的場所就是位於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所以，以北京高校大學生為主的悼念隊伍就正常地走向天安門廣場。民眾的行為與中共最高當局明告的胡耀邦的逝訊沒有絲毫的矛盾。如果一切都以對胡耀邦的悼念為主的話，隨著治喪活動的結束，聚集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悼念隊伍，是學生，即會回到校園。是民眾，也會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
人們所感到不平的事是：為什麼這麼傑出的親民、為民的中共領導人，僅僅只是1986年發生的學潮，就會在1987年初辭去總書記的職務呢？胡耀邦並沒有做任何損黨禍國之事啊！人們在回憶他的功績並且比較其他人的行為時，特別是其他人的家族成員利用黨、政要職下海經商而耀邦之家族無一人涉足時，更是感到淤氣難出。所以，才會出現人們要為胡耀邦討還公道之舉。筆者認為，民眾的這種願望是合乎情理的，是全民都會認可的「明智之舉」。
1989年4月22日，中共中央為胡耀邦舉行追悼會。就在舉行追悼會的這一天，北京有三名大學生長跪人民大會堂，試圖遞交請願書。
「跪」交請願書一事，站在不同的角度，或者處於不同的目的，有著不同的看法。
袁木，國務院發言人，在與學生對話時，表示學生以封建社會的禮儀對待中國共產黨的政府。言外之意，有「臣」跪「君」之說。既然將中國共產黨的政府領導人視為「皇帝」，那當然不予理之。這，可以算一種看法。
最近，筆者在某網站看到的文章中，有人認為是學生對中共當局抱有幻想，企圖以乞求的方式去獲得中共統治當局的仁慈。雖然文章並沒有表示以「跪拜」形式遞交請願書屬於這種幻想的具體行為，筆者可以想像到，整個民運期間，只有這次的「跪拜」行為可以這樣解釋。
袁木之說，純屬李鵬政府不敢面對民眾的狡辯之辭，說句不文雅的話，完全是「婊子」和「牌坊」在那個時期的體現。
而「乞求」之說呢，恐怕當時在人民大會堂台階上「跪」遞請願書的三名學生都不會贊同。堂堂男子漢大丈夫，哪有向人「乞求」之理。
筆者認為，「跪拜」在中國普通民眾中，可以稱為行大禮，是一種表示誠意的方式。既然是眾多學生中出現的三名，至少在那個時期，可以看成是整個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代表。「跪」遞請願書，就是誠心誠意地希望政府部門有人接受他們的請願書。學生，有話要講，有意要表。可是，他們，既不能隨便獲准進入新華門；也不能通行無阻進入人民大會堂。怎麼辦？他們只能在顯眼的部位，以誠懇的方式，渴望政府當局瞭解他們的意願。這，就產生了三名學生代表跪於人民大會堂台階之舉。筆者認為，他們的行為屬於「明智之舉」。
三名學生代表，所代表的是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而廣場上的學生，卻代表著全中國有正義感的民眾。如何對待這三名處於「跪」狀的學生，真可謂全民關注。如果中共統治當局，稍微以人民的利益為重，走到三名學生面前，接受他們的請願書，絕對可以起到對全民心理的安撫作用。
遺憾的事是：沒有人答理！政府當局，連一個普通工作人員都沒有走到三名學生的面前！
對天安門廣場上的三名學生代表視而不見，就是對廣場上整個聚集的學生熟視無睹。學生不滿意！全民不滿意！
這，是中共統治的政府在對待89民運問題上走的第一步錯棋，也就是他們最初的「不明之舉」。
作為悼念胡耀邦的儀式性的活動，這時，已經進入尾聲。如果當局有人正視了三名學生代表的請願，知道學生請願的內容，然後，按照適當的方式對學生予以回復，那麼，學生在獲得可以認可的來自政府方面的態度後，就可以結束悼念活動，回到校園。天安門廣場就完全可以恢復正常的局面。如果這樣，4月22日結束追悼會後，最多在月底就可以讓學生全部離開廣場。
對三名學生代表的「跪」交請願書的態度，激化了學生與政府當局的矛盾，從而，使學生定下心來在天安門廣場安營紮寨，誓與當局爭一短長。
接著，中共當局又走了一步錯棋。繼4月22日發生「跪」交請願書的4天之後的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這篇社論，將自開展對胡耀邦悼念活動以來的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這可真叫做一波未平，再起一波。
「一石激起千層浪。」定性「動亂」的社論發表後，激起了北京高等院校大批學生強烈的義憤。第二天，首都天安門廣場出現了一波又一波的學生抗議遊行。
或許，中共當局根本就沒有將對那三名學生代表視而不見當一回事。他們以為，發一份措辭強硬的社論，造造輿論，就可以讓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嚇倒。可是，他們哪裡知道，代表全民正義呼聲的學生，根本就不怕輿論高壓。所以，政府當局弄巧成拙。非但沒有平息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運動，反而使運動更加高漲。
「4．26」社論的發表，是中共當局再次出現的「不明之舉」。
作為政府總理的李鵬，或許在這時，才意識到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不是那麼容易對付的。所以，他才考慮政府方面得與學生接觸接觸了。
然而，李鵬對學生提出的「反官倒、反腐敗」的民主口號患有過敏症。因為他李鵬自己就是來自政府方面的「官倒」之根、「腐敗」之源。本來，李鵬說話的口才就不能令人喝彩，加上他自身又有那麼些臭瘡亂疤。這些，就決定了他沒有膽量去與學生交涉。在輿論高壓不能奏效的情況下，自己又無能與學生交言，這位總理就不得不請一個能言善辯的角色去對付對付學生。這樣一來，4月29日，那名指責三名學生以封建社會禮儀對待中國政府官員的袁木先生就出現在電視屏幕上。
這種在輿論高壓不能奏效的情況下出現的國務院發言人與學生的對話完全是一種居高臨下的以「官」欺「民」的對話。沒有任何誠意的對話也就不可能有任何效果。
不是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方式，採取搪塞手段去與學生代表對話，本身就是「不明之舉」。也就自然不能使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撤離。
事情到這一步，中共統治當局已經出現了三次大的「不明之舉」，即：對「跪」交請願書的學生「熟視無睹」；對學生運動定性動亂的「輿論高壓」；毫無誠意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敷衍對話」。
三步錯棋已下，如果中共當局能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重，就應該好好反省一下已經做錯的事情，改弦更張，拿出誠意和姿態，平息代表全民意願的學生之憤慨，倒還真可以避免發生以後永遠難以撫平的歷史慘劇。
二、對首都實行戒嚴決定顯「刀光劍影」之不明之舉
筆者寫到這裡，不得不憤慨地表示：中共統治的政府，是地地道道的「流氓政府」、「強盜政府」、「土匪政府」。真可以說是沒有一點人味！
中共當局一系列對待代表全民正義呼聲的學生的態度，激起了學生的更加強烈的義憤。為了喚起民眾，5月13日，學生們決定絕食，他們要用生命去促使中共統治當局正視他們愛國憂民的滿腔熱情。
已經走到這一步了！如果中共統治當局有一點良知，有一點人性，就應該竭盡全力地去真誠地與學生就一切訴求進行談判。不要去想什麼「官」和「民」；不要去計較什麼「政府」和「民間」；不要考慮什麼「等級」，要真真正正體現政府的官員是人民的公僕。學生的行為，牽動著萬民的心。只有正視天安門廣場用生命喚醒良知的學生，才能安撫全國民眾已經受創的心。
也只是在絕食開始之後，天安門廣場才出現了來自政府部門的官員。可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仍然不見政府當局解決問題的誠意。老邁昏庸的鄧小平，在李鵬訛報學運信息的慫恿下，在85歲這一年，決定動用軍隊去鎮壓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而李鵬，在已經有對學生動武作為後盾之情下，於學生絕食5天後的5月18日，才開始自學運爆發以來的第一次與學生代表見面。就在李鵬與學生代表見面的第二天，他殺氣騰騰地宣佈了「戒嚴令」。
在是否對北京實行戒嚴令的表決問題上，明顯地出現了「明智之舉」和「不明之舉」。令人非常遺憾的事是：五人組成的中共中央常委會的表決，只有一個人投了反對票。
為什麼會投反對票？這是因為，反對者已經明確地意識到，由學生自發從悼念胡耀邦開始而形成的愛國民主運動，本是以和平的方式進行。不論是遊行、集會、靜坐、示威、乃至絕食，都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暴力行為。如果這種以和平形式進行的來自民的運動，由軍隊介入，勢必會引起來自民的反彈。其結果，會產生民與軍的對峙。對峙所產生的結果，就會產生衝突。而衝突產生的最後結局呢？只能是流血。為了民眾的利益，為了避免流血，同時，也為了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只有反對戒嚴。這，就是「明智之舉」。這位在關鍵時刻敢於投反對票的人，就是永留青史的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
作為李鵬，為了他自己的利益，在實行戒嚴令的表決上投贊成票。作為個人，他一定會認為他的行為是明智之舉。姚依林，這位曾經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有過學運經歷的中央常委，或許沒有見識學運被鎮壓是一種什麼情景，他，投票贊成，看看這種結果，也許，他會認為他的行為是「明智之舉」。
時任中共中央常委喬石和胡啟立，在這次事關大局的表決上投了棄權票。不知他們認為他們的行為算不算明智之舉。支持吧！軍民對峙發生衝突後的血光之影，會使他們終生感到有愧；不支持吧！又擔心他們的權力會被那位在後簾操縱政局的鐵腕人物所剝奪。所以，他們二位，乾脆來個「中庸之道」。
筆者認為，李鵬和姚依林在實行戒嚴的表決上投贊成票，站在維護人民利益的立場上看，絕對是不明之舉。而喬石和胡啟立呢，顯然他們也像趙紫陽那樣，意識到實行戒嚴令會最終導致軍民流血衝突。如果他們能夠完全以人民的利益為重，那麼，他們就應該旗幟鮮明地投反對票。在這一點上，喬胡二人的棄權，仍然屬於不明之舉。如果他們象趙紫陽那樣，毅然決然投反對票，說不準就沒有日後出現的屠城慘案。
三、戒嚴部隊初次進城受阻後未予撤軍之
頑固敵視民眾的不明之舉
現在，回顧一下李鵬發佈戒嚴令之後的經歷，看一看在此期間，何為「明智之舉」，何為「不明之舉」。
顯然，戒嚴令發佈後，戒嚴部隊很快從北京四周開始向北京城區推進。這足以說明，中共當局早已經作好了用武力對付天安門廣場上聚集學生的準備，已經完成了複雜而龐大的調兵遣將任務。可以想像，早在學生以絕食的方式，用生命去喚醒民眾，用死向中共當局「諫言」時，鄧小平及李鵬之流就已經作出鎮壓的決定。
戒嚴令發佈後所發生的事情，足以證明趙紫陽在中央常委會對戒嚴所投「反對票」屬於明智之舉。民眾的愛和憎是極其分明的。可以斷定，戒嚴令一公佈，北京市民就開始在城區四周設置路障，阻止戒嚴部隊入城。如果北京市民不採取阻止行動，戒嚴部隊完全可以長驅直入，一定會迅速地控制天安門廣場。聚集在廣場上的學生所提出的絕大部分口號以及民主訴求，符合全國民眾的根本利益。而北京市民所採取的行動，則集中代表著全國人民的支持正義的願望。
民阻軍，這種局面一旦形成，就使昔日盛讚的軍民魚水情處於生死攸關的軍民對峙局面。為了避免對峙所產生的衝突，為了避免軍民在沖突中流血，趙紫陽以其為民之願，不顧個人前程，在是否實施戒嚴令的表決上投反對票。從北京市民在戒嚴令發佈後所採取的行動，完全證明趙紫陽的壯舉是明智的。
戒嚴部隊受阻於北京四周時，假若他們機械地按照「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行動，在他們沒有接到停止向天安門廣場推進的命令之前，他們是可以採取一切手段繼續前進的。然而，他們沒有這麼做。這，就是軍隊愛護民眾的明智之舉。而阻軍的民眾，假若他們將政府當局的冷酷從一開始就發洩在進城執行任務的軍人身上，那麼，在軍隊向城區進軍時，就會出現中共當局後來所指控的「暴徒」。人們可以回顧，戒嚴令發佈後軍隊初期向城區推進受阻時，軍民之間沒有發生衝突。人們可以回憶一下5月20日以及以後幾天的電視畫面，民眾雖然沒有象1949年人民解放軍入城那樣夾道歡迎，可也有人向軍車中的軍人端茶送水。民眾在阻軍的情況下，仍然顯示出對軍人的感情。只不過民眾不讓軍人繼續越雷池一步。民眾，沒有簡單地將對政府當局的怨恨發洩在人民的子弟兵身上，這，就是民眾的明智之舉。這時的軍民，在執行戒嚴和反對戒嚴的對峙中，態度是克制的，情感是友好的。
人們也可以想像，戒嚴令發佈後軍隊的初次入城受阻，其情景，一定會反饋給鄧小平。這位在40年前與劉伯承配合指揮第二野戰軍向國民黨軍隊進攻，在10年前指揮人民解放軍向越南軍人進攻的最高軍事統帥，這次，可就沒有那麼得心應手了。40年前，鄧公45歲，乃年富力強，倒也可以為建立中共政權而率領軍隊所向披靡。10年前，鄧公75歲，就算思維敏捷，也進入老年，畢竟那場對越自衛反擊戰，打得得不償失。此刻，鄧公已經85歲了。毛澤東在這個年紀，已經到馬克思那裡報到近兩年了。就算鄧公將自己保養得再好，也難免被人認為「老邁昏庸」。
畢竟民眾的阻軍之舉強烈震撼了這位最高軍事統帥的心。40年前，在中共號稱的遼沈、淮海、平津以及渡江戰役中，中國的普通老百姓，捨生忘死地支援著人民解放軍。中共自己拍攝的電影《車輪滾滾》就深刻地描述著這種壯觀的場面。可現在，昔日支前民眾的後代，居然採取一切可行方式，阻止軍人前進。這，是為什麼？想必，這位85歲的老人，對比民眾的這涇渭分明的行為，不會沒有感慨吧！
應該說，鄧小平在軍隊初次進城受阻時，還有那麼一點良心。要不然，他大可以像40年前，甚至象十年前一樣，命令由他統帥的軍隊不惜一切代價，向天安門廣場進軍。如果這樣，「6．4」屠城就得提前，就會成為「5．20」屠城或者是「5．21」慘案了。這裡，筆者應該讚揚鄧小平沒有下那種令人詛咒的命令屬於「明智之舉」。
不過，以後發生的事情，仍然體現出鄧公的「老邁昏庸」。如果他有一點對他昔日在文革期間遭受迫害之經歷的反思之情的話，就應該明確地通過軍遭民阻之事認識到趙紫陽反對戒嚴的正確性，就應該拋棄前嫌，讓趙紫陽出來以「理智」的指導思想，平和地收拾這種殘局。即使不讓趙公出來，鄧公也應該命令前來北京執行戒嚴任務的軍隊返回各自的營房。兩項中，哪怕只做了一項，也絕對不會出現日後的「6．4」慘案。
在明知不可為之的情況下，仍然堅持錯誤不放，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有思維能力的人們，不妨透徹地想一想。
四、一意孤行製造屠城慘案之不明之舉
在軍人不入城、學生不撤離的情況下，就形成了政府與民眾的相持局面。這時，如果政府當局以人民利益為重的話，仍然可以尋求明智的方式，解決學生自悼念胡耀邦開始滯留在天安門廣場的問題。
然而，自李鵬公佈戒嚴令以後，再也不見一個政府官員走進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中。之後的一段時間，除了天安門廣場四周政府安置的高音喇叭播送著來自當局的「驅逐令」外，新聞媒體都中止了對天安門廣場上仍然存有滯留學生的報道。
從5月19日宣佈戒嚴令到6月3日命令軍隊強行向天安門廣場推進期間，沒有任何一次的遊行示威活動有4月27日那麼聲勢浩大；也沒有任何一次民眾的聲援有學生決定絕食後那麼強烈。隨後的日子裡，除了新華門前圍坐著為數不是很多的靜坐學生以及天安門廣場滯留的學生外，北京城整體上，秩序井然。這時，就算在有軍隊圍城的情況下，能夠有政府官員出現在學生之中去說服，或者是壓服他們撤離廣場，那也可以稱政府當局為避免軍民對峙流血而作了一點工作。
可惜沒有！在此期間，沒有一個政府官員走進學生中去！
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有思維能力的人們不妨再次透徹地想一想。
不知是不是鄧小平那老邁的大腦中存有一種幻想。民眾的阻軍，只會出現在戒嚴令公佈後的第一次的軍隊進城。再次進城，民眾會放棄阻軍之念。所以，這位最高統帥就敢於在6月3日命令戒嚴部隊強行向天安門廣場推進。
可恨中共統治當局，執迷不悟，一錯再錯。在一系列不明之舉下，拿不出一個明智之舉。
趙紫陽憂心發生的事情，終於發生了！趙紫陽不願看到的慘景，終於出現了！「6．4」事件所產生的結局表明：何為明智之舉？何為不明之舉？有哪一個有良知、有良心、有感覺的人們不會心明如鏡？
五、中共當局發揚「6．4」屠城精神的不明之舉
中國共產黨在回顧歷史往事時，常常使用這麼一句話，叫做：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可是，中共當局在「6．4」事件後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人民忘記這段慘痛的歷史，而且，他們絲毫不站在為民眾的利益上去吸取這一歷史的慘痛教訓。
89愛國學生民主運動所高舉的旗幟是「反官倒、反腐敗」，鎮壓了學生運動，也就砍斷了這面旗幟。中共當局為了維護其搖搖欲墜的獨裁統治，倒從「6．4」事件中總結出一套似乎行之有效的經驗。其結果是官倒愈演愈凶，腐敗越來越烈。從「6．4」事件至今，中共當局僅僅只是裝門面，懲異己而處決的腐敗高官，比起中共建政後至「6．4」事件前的總和都不知該以何等倍數計算。而那些在當局庇護下的腐敗分子，更是難以記數。這是89愛國學生民主運動被鎮壓後所產生的最明顯的效應。以鎮壓的方式所取得的成果，使得中共當局更加醉心於使用鎮壓手段去對付一切來自民間的反抗。17年走過來的歷史，就是中共當局血腥鎮壓人民的歷史。
六、遮掩醜惡罪行、欺民惑眾之不明之舉
「6．4」屠城血案使中共當局在全國的民眾中做了一次「賊」。做賊者，心總是虛的。所以，統治者對「6月4日」特別敏感。在如何對待這段永遠無法抹掉的歷史問題上，中共當局根本無法有明智之舉。他們只有亂方寸的不明之舉。
人們不妨回憶一下「6．4」事件後，中共主要當權者的表演。
當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假惺惺地以極其悲痛的情感提議為在執行戒嚴任務中犧牲的軍人默哀。可是，是誰使這些軍人喪身？不是別人，恰恰是鄧小平。不是這個最高統帥下令戒嚴部隊強行向天安門廣場推進，身處和平時期的軍人，何以喪身於義憤填膺的民眾？試問，這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是不是在演貓哭老鼠的「慈悲」戲？
李鵬，在「6．4」屠城後舉行全國七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以其獨特的娘娘腔表示：「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為平息動亂、暴亂，所採取的決策和措施是正確的，是符合全國各族人民共同願意、意願和根本利益的。」
李鵬，他敢不敢在全國民眾中進行一下以無記名的方式作投票表決，調查一下民意，看一看，有哪個民族、有哪個人民會贊同他這種說法？看一看，有哪一件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平息動亂、暴亂所採取的決策和措施是正確的？何人會表示願意？何人會存有意願？符合了哪一個人民的根本利益？
李鵬，不敢！中共統治當局，也不敢！
楊尚昆，在「6．4」事件後，接見了一名楊姓的昔日自願軍老戰士，其子在執行戒嚴任務中喪身。恐怕任何人看了這樣的電視新聞後，都會比較地想一下，這位楊姓的老子，沒有死在戰火硝煙的美國鬼子的槍彈下，而其子，卻死在和平年代首都民眾的「暴力」下。這，究竟是為什麼？這樣的白髮人送黑髮人，會給予人一種什麼樣的啟示？
最可恥的事莫過於對那幾位死於對軍人殺害民眾產生義憤的民眾的幾名懸屍於北京的人行天橋和立交橋的士兵所授予的「共和國衛士」的稱號。「衛士」，乃保衛國家安危的戰士。要麼抵禦外敵入侵，要麼抗擊武裝暴亂。試問，當年的首都北京，哪裡可以看到有外敵入侵？何處可見武裝暴亂？這樣的「衛士」無辜喪身，他們究竟是「為」什麼「事」？
丑！回想起「6．4」事件後電視屏幕上出現的畫面，就令人感到惡心！這一切，全是中共當局為遮蓋其無恥暴行的不明之舉。
或許中共當局在事件後，在辭海中查閱了「暴亂」一詞的權威解釋。意識到1989年在胡耀邦逝世後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與「暴亂」這個詞挨不上邊。既然是「暴」，起碼要有「暴力」行為。可當時，不論是在新華門靜坐的學生，還是天安門廣場滯留的學生，有哪一個人向哪一個揮過拳？動過武？沒有！沒有任何人！真正的暴力來自何方？來自坦克車！來自裝甲車！來自數十萬荷槍實彈的軍人！
七、做賊心虛、改變口徑後仍產生不出明智之舉
只有心虛者，才會改口徑。「動亂」、「暴亂」、「反革命暴亂」，李鵬還沒有死咧！可是，他已經明顯地看到，代替這種危言聳聽之詞的是「89年政治風波」。那麼，我們再來看看李鵬在全國七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的那番講話，他還有臉在全國民眾面前重複他那番表示嗎？
「6．4」屠城，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政府，在全中國人民面前輸了理，在全世界掉了底子。鄧小平和李鵬本人，從內心不得不承認那場事件的錯誤。不管怎樣打腫臉充胖子，不管怎樣鴨子死了嘴巴硬，錯了就錯了！
中國共產黨總將自己稱為是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昔日，該黨也敢於理直氣壯地在全民中承認錯誤，敢於改正錯誤。為彭德懷翻案、為劉少奇平反、為「右派分子」摘帽、「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定性「、為」「4．5天安門反革命事件」正名。樁樁件件，件件樁樁，都表示共產黨是一個經得起考驗，敢於正視錯誤、改正錯誤的無產階級政黨。或許，任何改正歷史錯誤的行為，都會被中共當局稱為」明智之舉「。
然而，對一個全世界任何有良知的人認定的錯誤，「6．4事件」，為什麼中共統治當局仍然不敢正視呢？他們為什麼就能夠頑固地堅持一切不明之舉呢？
如何對待「6．4」事件對於中共統治當局來說，可謂一個燙手的山芋。對此最終如何處理，對官對民，視此，都有認為「明智之舉」和「不明之舉」之分。顯然，江澤民作為「6．4」事件的直接受益者，他是絕對不可能為「6．4」正名的。作為胡錦濤，如何處理「6．4」這個事關全世界華夏子孫心結的歷史事件，仍然是一種考驗。不過，胡錦濤如果識民心，順民意的話，他就應該將自己是鄧小平隔代選定的接班人之事擱置一邊，不能因為鄧小平昔日選定了他，今朝就對「恩師」的慧眼識人而感恩戴德。他，應該效仿蘇聯的赫魯曉夫，敢於正視鄧小平的錯誤，勇於揭示「恩公」的罪惡，還「6．4」事件本來面目。他，應該慰問那場血案中死亡英靈的家屬，賠償他們的一切損失。
反之，對「6．4」事件的正名拖得越久，胡錦濤就會越被動。很難料想，會不會有人以順應民心和時代潮流而對中共統治大陸整個歷史的罪行進行清算而取胡錦濤而代之，民眾就會拭目以待了。
「明智之舉」！「不明之舉！」一念之差，一字之別，卻可以還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大陸一切歷史事實真相，改變中國獨裁專制的整個現狀！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