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祖樺:軍隊國家化乃政治文明之通則

張祖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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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8日訊】近期以來,國內有識之士在探討國家發展戰略、呼籲政治改革的過程中,屢屢提到軍隊國家化的課題。僅筆者有限所知,先後有中央黨校教授杜光、原《工人日報》常務副社長兼副總編輯、《經濟學週報》總編輯何家棟、北京大學教授賀衛方、老一輩經濟學家馮蘭瑞分別撰文或發言談及這一內容。

杜光先生在《從朱成虎氏狂言想到軍隊國家化》(載博訊2005年8月31日)一文中寫道:「軍隊國家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它最初出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半期,是對鄧小平於1986年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微弱的回應。鄧小平1986年9月至11月曾多次談到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改革的內容,首先是黨政要分開。』這些講話在知識界青年中掀起了一股討論政治體制改革、研究黨政分開的熱潮。黨軍分開是黨政分開的自然延伸。」

杜文披露,1988年秋冬之間,他本人作為新成立的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的幹事長,正在負責籌辦《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雙月刊,有人介紹了一篇主張軍隊國家化的文章,題目叫《從階級軍隊向共和國軍隊的跨越——試論我軍領導體制的改革》。該文作者是濟南軍區的一位青年軍官,不久前曾在軍隊的內部刊物上發表了同一主旨的文章,在軍隊內部引起了很大反響,軍委高層有人讚成,有人反對。投來的文章就是在那篇文章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該文的基調是:軍隊現行的領導體制,「給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軍隊建設帶來許多弊端」,主張「變黨對軍隊的直接領導為國家對軍隊的直接領導」,「把軍隊體制納入國家統一體制」,「實現軍隊國家化」,「黨委領導下的行政首長負責制應逐漸轉變為行政首長負責制」,「軍隊中的黨組織不再是權力機構」。該文還未及發表就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六四」大鎮壓,《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雙月刊不幸夭折,軍隊國家化的聲音也就沉寂下去了。

何家棟先生則在《關於劉亞洲戰略思維的問答》(載《開放》雜誌2006年月二月號)一文中論述了「中共黨軍關係的三代模式」。

第一代,軍黨化,為主義而戰。黨拿槍,槍建黨,黨軍一體,有黨權即有軍權,無軍權亦無黨權。

第二代,草頭化,為權力而戰。鄧小平要槍不要黨,就因為槍可以指揮黨,總書記不聽話想廢就廢,捅出漏子就撇開中央調集軍隊包圍首都,在和平時期大開殺戒,製造震驚世界的大慘案。

  第三代,家丁化,為利益而戰。一代不如一代,更加不成體統,軍隊不知道該站在哪一邊,變成豪強爭權奪利的工具了。

何老的文章還指出:「人民解放軍本來是一支高度政治化的革命軍,正如名稱所示,它是解放被壓迫人民的,按道理講,革命勝利了,人民解放了,它就沒事了。應該及時轉為一支國防軍,承擔抗禦外敵入侵的任務。」但是在黨軍一體的體制下,軍隊沒有轉型,政治化也沒有消解,執政黨沒有經過普選獲得人民授權,整個國家還保留著戰時體制,沒有言論集會結社自由,就像一座大兵營、大監獄,與現代政治文明無緣。這樣下去是非常危險的。

許多人可能不知道,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中共就曾主張實行軍隊國家化。1945年12月16日,周恩來作為中共代表在重慶舉行記者招待會公開表示:「國民黨一部分人所提的方案,是先將軍隊交給政府,再由政府給一點民主。我們認為現在的政府還是一個一黨專政的政府,把抗日的軍隊交給這個一黨專政的政府,也就使人民抗日的軍隊,變為國民黨的黨軍了,於是政府再用請客方式,請幾個人去參加政府。這個辦法是行不通的」。周主張:「把政府改組為各黨各派、無黨派人士參加的民主合作的政府,再由這個政府去統一全國的軍隊」。周的意思是,首先政治民主化,然後軍隊國家化。(參見鄧野著《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第268頁)

無獨有偶,當時國內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儲安平在軍隊國家化問題上也持與周恩來同樣的見解。儲安平在涉及內戰、國共兩黨的黨爭時,多次闡述過軍隊國家化的觀點,他認為軍隊國家化是實現民主和憲政的起碼條件,捨此則一切都不好說,因為以武力相較的爭鬥是難以走上民主道路的。(參見謝泳著《儲安平與「觀察」》第21頁)

我引證周儲二人之言論是要說明,陽光底下並沒有多少新鮮的玩意兒。軍隊國家化根本不是什麼驚世駭俗的新觀點,而本是60年前在野的中共與自由民主人士共同的主張。歷史表明,中共並不是真要實行軍隊國家化,而是出於與國民黨爭奪天下的需要,把軍隊國家化作為幌子,以抵制國民黨統一軍權的企圖。一旦中共用武裝鬥爭打敗國民黨,就立即把「軍隊國家化」的主張扔到爪哇國去,從此一路高唱「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新楊柳枝」了。

黨對軍隊軍隊實行絕對控制的「黨軍」模式是一種與現代政治文明相背離的危害極大的體制。

首先,它是一種典型的人治模式,而非法治體制。在黨軍體制下,軍隊的一切行動都必須聽命於黨的的指揮棒,實際上是聽命於掌握軍權的黨魁或黨內大佬。軍隊被不斷地告知,要「堅持擁護」黨的領導,「堅持服從」黨的指揮。在這種體制下,軍隊作為黨的工具參與國家政治:一方面,軍隊在政治權力鬥爭和重大決策上起關鍵作用;另一方面,在黨的決策層,握有軍隊實權的個人能夠在黨內佔據強勢地位。黨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使得國家的法律規制形同虛設。黨魁或少數黨內大佬可以隨心所欲地支配軍隊,使之服從政治需要,而不是其本職(保衛國防)。

其次,黨軍模式是與憲法原則相衝突的,或者說是違反憲法的。現行《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第二十九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屬於人民。它的任務是鞏固國防,抵抗侵略,保衛祖國,保衛人民的和平勞動,參加國家建設事業,努力為人民服務。」「國家加強武裝力量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增強國防力量。」 同時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設立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國務院履行「領導與管理國防建設事業」的職能。也就是說,按照現行憲法,全國武裝力量的領導者是國家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國務院則進行具體的領導與管理。「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當然包括軍隊權力;代行人民權力的機關是人大,因此,軍隊應向人大負責而不是聽命於黨。實際情形完全不是這樣,直到今天,中國軍隊仍然是「黨軍」,而非「國軍」——國家的軍隊。

黨軍模式屬人治體制,與憲法原則相悖,無須贅述。下面談談其弊病與危害。

1、黨軍體制與軍隊干預政治,助長了個人專制,嚴重阻礙了國家民主化與法治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從負面影響了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國家現代化的進程。

2、軍隊政治化容易被具有政治野心的人利用來謀取私利,導致軍隊成為政黨或個人謀取政治權力的工具甚至是犧牲品。

3、軍隊將所謂的「革命化」置於優先地位,意識形態掛帥,重政治輕軍事,造成政治幹部與軍事幹部之間的矛盾與內鬥,在軍隊內部培養了一批以政治為業的人員,專司政治整肅,嚴重地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

4、按政治需要組建軍隊,導致軍隊規模過大,組織結構畸形,高技術軍種構成偏低。

5、軍令、軍政系統合一,指揮關係複雜,中間環節過多,內耗頻生,使軍隊的整體做戰能力受到極大損傷。

6、軍官任命由黨委和政治部門專管,與業務領導脫離,滋長軍隊幹部管理方面的腐敗。

7、軍隊非職業化,造成軍人職業感的模糊,致使軍隊自身現代化建設嚴重滯後。

8、黨軍體制與軍隊干預政治的沿續,對軍隊的合法性和軍人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造成極大損害。黨為了自身利益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軍隊,使軍隊捲入政治鬥爭甚至於做出屠殺人民、傷天害理、人神共憤的事情,背上沉重的歷史包袱。最為典型的是軍隊參與文革和何家棟先生文章中提到的「六四」屠城。這兩大事件對軍隊的傷害至深至巨。我接觸過許多曾在軍隊任職的人士(何老也是其中之一),他們均對此感到痛心疾首。

9、即使是對中共領導人包括總書記,維繫黨軍體制的害處也遠大於獲利。因為這種體制最不穩定,最不重視程序,最容易發生政變,也最不安全。君不見,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等先後幾任黨主席、總書記不就是被掌握軍權的大佬密謀搞下台的嗎?

軍隊是由人民(或稱「納稅人」)供養的,而非政黨供養的。政黨本身並不能創造財富,更不能提供軍隊生存所需的給養和物質資源。軍隊沒有理由充當某一政黨攫取政治權力的工具,而應對人民負責,為人民服務,聽命於由人民依法定程序民主選舉產生的國家機構。軍隊國家化乃是人民行使管理國家權力的必然要求,是國家民主化與法治化的必備條件,也是保證國家長治久安的萬全之策。

軍隊國家化乃是文明國家的通則,實行憲政民主體制的國家莫不如此。以我們的近鄰印度為例,印度軍隊不從屬於任何政黨,只服從於民選政府。印度憲法規定:印度實行三軍分立,總統兼武裝力量最高統帥,內閣國防委員會為國防最高決策機構,總理擔任該委員會的主席。三軍統一作戰指揮權平時歸內閣總理,由總理通過內閣秘書處與國防部行使,戰時則通過授權給軍種參謀長來實施統一指揮。內閣國防部長是最高軍事首長,負責軍隊的日常行政事務。印度軍隊是非政治組織,在政治上嚴守中立,從不參與政治鬥爭,忠誠地履行憲法賦予的職責,因而受到印度人民的信賴和尊敬。印度軍隊國家化的成功經驗很值得我們學習。(參見胡志勇著《文明的力量印度崛起》)

眾所周知,今日中國仍是一個如周恩來在半個世紀以前所說的一黨專政的國家,黨仍在頑固地壟斷一切權力,特別是軍權。軍權可以說是黨的生命線和最後屏障。因此可以想像,軍隊國家化的改革阻力非常之大,搞得不好,還可能誘發政治衝突和政治危機。但是,天下沒有一成不變的事情,久拖不決遲早會深受其害。

我的主張與建議是,軍隊國家化與黨軍變國軍(國家軍與國防軍)的大方向應明確,以與國家民主化、法治化的進程相配合,最終目標是要建立憲政民主的政治體制。在這個大目標之下,實施的步驟可以分階段穩妥地推行。軍隊改革總的原則應是職業化、法制化、非政治化和現代化。應撤消中共中央的軍事委員會,保留國家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國家軍委由國務院及國防部與軍隊最高領導人組成,由國家元首擔任當然主席。國防部作為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也可考慮改稱國防委員會)的辦事機構,應享有具體管理和監督軍隊的全權。軍隊的政治委員制也應撤消,可以考慮設立軍人品德教育機構取而代之。為使軍隊非政治化,一切政黨與政治性組織均須退出軍隊,軍隊不得參與國內政治競爭,並在政治上嚴守中立。國防部須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軍隊建設情況和問題;特別是國防建設所需的經費,更必須報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批准。正如杜光教授所言:「人民納稅養育了軍隊,完全有權利知道這些錢是怎麼花的。」

黨軍體制自上世紀20年代由國民黨肇始,迄今已沿續了大半個世紀。要從根本上革除黨軍體制,使中國軍隊體制真正走向政治文明,以求國家長治久安,當然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正因其難,才愈加需要深入討論,周密研究,集思廣益。對此抱持諱疾忌醫的態度是非常不可取的,而把國家之公器當做政黨的私產的立場更是禍害之源。

2006年6月

──原載《民主中國》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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