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4日訊】
……
……
毛的一切鬼蜮伎倆的方法論，皆根源於其陰謀哲學《矛盾論》。毛澤東關於《矛盾論》之為用，其精義在一個「借」字，我歸結為「三借」：一曰：「借刀殺人」；二曰：「借題發揮」；三曰：「借頭過關」。
一曰：「借刀殺人」。
……
（1）先發制人，……
……
（2）再後發制人
……
（3）借刀殺人，各個擊破
……
A，大痞子唆使小痞子
……
B，激化矛盾和製造矛盾
……
C，殺人不見血
……
D，借斯大林的刀
……
E，借敵殺己和以毒攻毒
……
（4），殺人殺個死
毛對你一旦起殺機，要砍你的頭，你央求道：「能否只砍我一條腿，留我一條活命？」他會斬釘截鐵地告訴劊子手：「說砍頭就砍頭，決不能拿原則做交易！」
A「毛真的要堅持『殺人要殺個死』嗎？從毛對鄧小平的處理是『留黨查看，以觀後效』，說明也不盡然。」
用歸納法解決問題，你就必須把天下的事例歸納完，不能有例外，就是要做到「盡然」。這樣來搞」證實』是很難的。另一條思路是舉出反例，僅僅只用一例，這樣來搞「證偽」，倒是比較容易做到的。我為了證明我的結論成立；推翻鄧小平這個例子。就成為必要條件。如果這個例子推不翻，我說毛「殺人要殺個死」的結論將被證偽。
我想了幾條：鄧小平原是毛路線上的人，被稱為「毛派」；他有很大的革命功勞；他參與毛的許多重大罪惡行徑，是共犯；特別是他直接指揮反右，殺氣騰騰，喝知識份子的血以自肥，用知識份子的血染紅頭頂。毛曾想讓他當接班人，只因他和劉少奇走得太近，毛才另選林彪，1967年7月16日，毛曾對中央文革成員王力說：「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鄧出來，鄧至少是常委。」（毛毛《鄧小平『文革』歲月》第46頁）即便在這個時候，毛仍未放棄把林、鄧往一塊捏；鄧小平說：「『文革』開始的時候，主席找我談話，要我跟林彪搞好關係，我答應了。但與林彪談了一次就談崩了。」（同上，第37頁）毛雖把他打成二號走資派，但對劉少奇起殺機時對他並無殺機，所以在八屆12中全會上把劉永遠開除出黨，而沒有開除他。當他曾表態：「一萬年不翻案」，毛說他「人才難得」，讓他第二次復出的時候，他雖曾昧著良心奉迎毛，在政治局會議上批周；給周以致命傷；但他更多的是逆著毛的意志而搞的那許多方面（甚至全面）的「整頓」，直到最後使毛堅信不移，這個「老帥的頭兒」（鄧小平）在他死後「要翻天」。這是毛最嫉恨的，因而，毛就對鄧有了殺機。問題也就出在這裡：到底是為了甚麼毛對鄧竟沒有一桿子到底、殺人殺個死，反而會刀下留人呢？這時候再用上面那些理由就解釋不通了。因為，如果他要念上面那些，劉少奇、林彪、彭德懷……都應該刀下留人；甚至右派也不應該反。陳毅就說過，反右是卸磨殺驢，對不住人。這到底該怎麼解釋？難道毛的本性不是「無殺機則已，起殺機就要殺人殺個死」嗎？
解答這個問題，正好就是揭示了《矛盾論》的靈魂所在：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毛從最骯髒方面對此加以利用；總歸他耍的所有陰謀詭計，無一例外，都是這個「靈魂」附於實體之表現。
無奈天到這般時候，毛實在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保夕。情況的確如此，以此謂毛的生理生命可，謂政治生命尤可。林彪事件已基本上為文化大革命敲響了喪鐘，毛的身心已大喪元氣，多賴周恩來助紂為虐，毛作垂死掙扎的灰頭土臉方始改觀。凍殭的毒蛇一旦得到復甦，毛這時候就又想要批周，批宰相、批大儒、批投降派、批林批孔批周公，都非空穴來風。只是因為，「批周民不依』、「批周必大亂」，才沒敢明批。但在上層內部的批周卻從未休止過。周恩來在死前在醫院同有關人員憤然提到：「他們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過分了！最近評《水滸》，批『投降派』，矛頭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當然應該批，可事實並不是這樣。我歷史上雖犯過錯誤，但幾十年來還是努力為黨、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周恩來的最後歲月》第352頁）。毛是多麼想在全民中搞一場批周運動啊！但這事對他已是「挾泰山以超北海，不能也，非不為也。」同理可證，對鄧小平的未置於死地，也是此時、此地、此條件下的產物：「不能也，非不為也。」
毛陰謀一世，落了個「贊成的少，反對的多」；一輩子以「運動群眾」為能事，而成就「霸業」；到現在，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全國廣土眾民山崩海嘯、風起雲湧，兵鋒直達黃龍府。「四五運動」剛過，毛第二天給華國鋒、王洪文、汪東興說：「廣場，外地，都搞得火熱，悼念總理，要鄧小平上台，這都是針對我的，要打倒我，我是『豺狼』的後台。」（見前）據說，毛真的變成了他自己說別人的：「向隅而泣的可憐蟲」。他面對著自己過去的「過五關，斬六將」，譬如，對著解放軍的入城式，群眾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他本該趾高氣揚，卻是淚流滿面長歎息！周恩來的秘書說：「毛澤東晚年時，常常落淚，有時不能自已。陳永貴去看他，他握住陳永貴的手，講不出話，淚如泉湧。陳永貴也跟著痛哭不已。毛澤東請常年跟隨他身邊勞累過度而住院的護士長吳旭君看電影，看到解放軍入城，痛哭失聲，以致滿場哭聲，電影未能放完……」（《走下聖壇的周恩來》第128頁）《矛盾論》上說，矛盾向著自己相反的方面發展。玩弄群眾、運動群眾的毛，發展到了相反的方面，嚐到了群眾運動的滋味。陰謀詭計、作惡多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政治性命。這就是必然的規律。「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豪情不見了；「我們是秦始皇的100倍！」的驕橫不見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狂熱不見了；鎮反、肅反、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的殺氣騰騰不見了……「俱往矣！」一切都走向了反面，一切都等待著歷史法庭的嚴峻審判。
讓我們還是回到鄧小平，大膽地假設，毛又多活了二年，把局面又挽救了過來，那樣，你想，鄧小平會兇多吉少、死多活少，還是會相反呢？
B 知毛者，莫若鄧小平。
何以這樣說呢？因為鄧有雙重的大經歷：大起大落，能上能下，使他體認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更使他體認到：「翻案大得人心」；而他由「毛派」被貶為走資派，又使他既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克服了常人認識的局限性：如果沒有機會入乎其內，則會產生「不是個中人，不解此中情」的局限；如果不出乎其外呢，則又會造成「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情由。就是在這樣一個堅實的基礎上，鄧復出後，才敢開鋼鐵公司，大刀闊斧進行全面整頓，在國人面前故意與四人幫（實即與毛）互別苗頭，甚至我在火車站工作的一位學生告訴我：「車輪旋轉的速度，都可以反映出鄧小平的復出；列車前進時喊著：『老鄧！老鄧！』」這時，鄧小平認定，非如此破釜沉舟不足以在毛後之中國，讓天下人對他歸心。這是他對毛的生命及政治瞭如指掌，因而對毛撮了總，估了堆，才作出的實用主義大手筆。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說：鄧認為「時間，機會對他來說，都太珍貴了」，說他「早已將個人政治前途甚至生命置之度外」。這話是對的，但女兒不一定理解父親的深遠用意；別人當然就更不明究竟了，比如《晚年周恩來》作者高文謙先生就指責道：「不過以筆者之見，時間，機會固然難得，稍縱即逝，但慾速則不達，導致後來政治上的大翻車，豈不更可惜？而且對於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來說，僅僅不怕被打倒是不夠的，還必須考慮個人的進退攸關整個大局，否則只是一種匹夫之勇，不足以成大事。
「事實上，正是因為鄧小平在推行『全面整頓』時不知戒急用忍，一味逞強躁進，急於抓出成效來，結果被黨內文革派抓住不少『辮子』密報給毛澤東，從政治上殺回馬槍過來，最終導致大局逆轉。」（第581頁）
「鄧小平不成熟」？這種評論真是隔著門縫看扁了鄧小平！鄧小平對於這一層，恐怕會不止一思、再思、三思吧！舉世公認的成熟的政治家周恩來卻是說鄧比他幹得好啊！不過，二人是各有各的「矛盾論」。周恩來他總是以「毛」之矛，攻「毛」之盾；而鄧卻不時以「鄧」之矛，攻「毛」之盾。讓我舉例說明：鄧在反高崗、饒漱石中是嶄露頭角、立了頭功的。高饒反的是劉少奇、周恩來，反的內容也正是毛要反的，所以高饒實際上是毛的人。鄧反高饒是違背毛的原意的。鄧為甚麼要反呢？又為甚麼能取勝呢？簡單說：高饒如果得逞，對於鄧的仕途將是一個莫大的阻力；維護劉、周於他仕途有利，這就是鄧要反的原因。而他所以能取勝，是高饒陰謀篡權的把柄落到他手裡，同時，他深知毛是陰謀家，卻最嫉恨他身邊有像他一樣謀權的野心家。這樣一來，高饒「刮陰風、燒陰火」（毛澤東語），徹底完蛋；劉周受到高饒攻擊的錯誤因中毛意，所以毛還要他們檢討；與此同時，毛也不得不失掉心腹干將；所以我說全盤皆贏的鄧小平，是有勇有謀的成熟的政治家。我的另一個意思是說，他吃透了毛，並高於毛。比如說，大躍進他是跟毛的；批判大躍進時他則是跟劉少奇的，二人同聲相應地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難道他不是明明知道這是非常觸怒毛的嗎？這一點是政治平庸如我輩者百思而不得其解的。
我們推斷，大概是鄧看透毛錯誤的嚴重性及品質非常惡劣，已失去黨心、民心，政治上走下坡路，劉的威望正在升高，在全國、全黨已營造成功的「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的政治心理氣氛中，劉鄧合手，毛已基本上被架空，成為一具偶像。{在這裡，我剛從《觀察》網站看到一個信息，是周恩來死前的談話記錄，證明我以上推測是對的：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共中央召開擴大工作會議（編者按：即七千人會議）。會上總結人禍帶來災難的教訓，強調要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健全黨內民主生活。會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編者按：指毛澤東）退下。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表示：願服從會議決定，辭去主席退下，搞社會調查。朱老總、陳雲、小平表態：歡迎毛澤東辭去主席。是我堅持：主席暫退二線，主席還是主席。」}但是，天有不測風雲！毛不按牌理出牌。任誰也想不到毛寧肯發動一場反黨武化大革命政變，拼上老命，拼上亡黨、亡國、千百萬人頭落地，也要把旁落的統治權重抓在雙手瀝血的魔掌之中。鄧根據黨史形成的規則和程序，就只能估計到，毛最好的歸宿是他們為他安排的中共名譽主席。這便是我們能設想到的當時鄧的所思、所為、所據。與此相反，周恩來是既不會這樣想，更不會這樣做的。
周打的是另一路拳。他是怎樣在毛連續攻擊之下敗中求存呢？他採用的致勝之道是甚麼呢？就是「敗狗戰略」。在他的十八般武藝中，最拿手的一件是「檢討」。他是領袖人物中檢討最多的一個。毛在他奄奄一息時還要通過「檢討」來降低他的威信。但他總能以「心誠則靈」的檢討「回敬」毛，結果是毛周雙「贏」。周的民望如日中天，毛則成強弩之末；《文匯報》僅僅透露一絲批周的風聲，全國的讀者便是聲聲討伐：這可算一明證。上面我們就是用毛不敢明批周這一道理說明：毛為甚麼沒敢置鄧於死地？接著我們還要用毛採取殺人不見血的手段，最終置周恩來於死地這一事實，來說明毛是堅持要「殺人殺個死」的。《晚年周恩來》一書，提供的就是字字有據、字字滴血的鐵證：
「在年初大病一場以後，急於安排後世的毛澤東非常擔心自己活不過周恩來，而一向在政治上態度曖昧的周恩來如果在他身後帶頭翻文革案的話，以周在黨內外的聲望和手段，一呼百應，失去了庇護的黨內文革派根本不是對手。這就是毛隨後在周治病問題上的態度，讓人感到其中暗藏玄機的緣故。
「周恩來是在1972年5月中旬做每月一次的尿常規檢查時，偶然發現尿樣中有幾個紅血球和形態異常的細胞。周的保健醫生不敢掉以輕心，馬上又做了第二次檢查，請北京各大醫院最著名的細胞病理學、泌尿、腫瘤專家對檢查結果進行會診鋻定，確診周恩來羅患『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
「因為事關重大，醫療專家們爭分奪秒，隨即派人聽取天津、上海兩地專家的意見，得出的結論是一樣的。與此同時，專家們又翻閱了國內外大量的參考資料，開會進行討論，認為周恩來本人目前沒有任何症狀，病變尚在早期，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癒率，而一旦錯過時機，發展成晚期膀胱癌，後果是嚴重的。
「根據討論的意見，醫療專家們隨即向中央寫了書面報告，詳述周恩來的病況，力陳爭取及早治療的好處和疾病發展的不良預後（這是專家們的委婉說法。實際上，膀胱癌一旦錯失早期治療，結果只有等死——高文謙注），並制定了切實可行的治療方案，等待中央批准。因為按照中共黨內保健制度的規定，凡是政治局委員以上領導人的治病方案，必須經由毛澤東批准後才能實施。
「然而，毛澤東的表態卻令人感到十分蹊蹺。他通過汪東興向負責周恩來保健的醫療專家們傳達了四條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訴總理和鄧大姐；第二、不要檢查；第三、不要開刀；第四、要加強護理和營養。
「醫療專家們深知時機對於治療膀胱癌是致命的，因此對中央作出這樣的決定十分不理解，要直接寫信向毛澤東陳情，卻遭到了顯然是深知內情的汪東興的阻嚇。汪代表中央出面找他們談話，讓他們先『穩住』，強調中央這樣的決定是『保總理』的，說：你們要聽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慮全面的問題，可能過一段時候再看。
「這樣一來，對周恩來的治療工作便拖延下來，失去了早期發現後及時治療的先機，等到後來一切都已經晚了。這讓醫療組的專家們後悔莫及，覺得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不過，由於這件事涉及到毛為人品質中最惡的一面，明擺著把周推上死路，時至今日仍然三緘其口。大陸官方更是諱莫如深，惟恐這種殺人不見血的事情揭露出來，損及毛的『偉大形象』。」（第377—-379頁）
說明毛澤東不敢公開批、就內部批，明殺不成、就暗殺，向人借刀不成、就向癌細胞借刀。總之是「殺人要殺個死」；難道這還需要我再著一字嗎？
（5），卸磨殺驢
陳毅對反右派運動很有意見，說這是「卸磨殺驢」，對不住朋友。這些朋友曾為共產黨奪取政權衝鋒陷陣，貢獻了人力、物力、財力、軍力、道義力量，確實為共產黨拉了套。其實，仔細想來，毛殺害的劉、林、周、陶、彭、賀……一大批共產黨人及黨外統戰人士，誰沒有拉過套呢？這些內容前面已經說過，後面還會提到，這裡就暫不多說了。值得提請引起深思的是，兩點：一是想一想像周恩來這樣的老黃牛都逃不脫毛的屠刀，你還要設想毛會對右派情有獨鍾嗎？可就有人冒充「糊塗」，今天還在網上說甚麼毛的確開始並沒打算反右，只是真的冒出許多右派言論如「平反委員會」……這和說毛搞文革是為了摧毀黨內官僚體制，開始並無意害劉一樣，都是「沒」認識到毛的心是多麼黑，手是多麼毒！因而起到了美化毛的動機的作用。前述，四川省委張宣傳部長出於愛黨而揭露出毛髮動文革的真正動機的罪惡性。還有一個人，就是王明，我在文革時偷聽蘇聯電台，聽到他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毛澤東發動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反革命政變》，其中，指明毛髮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是：「活著不被打倒，死後不被清算。」這也就說明了毛為甚麼要讓許多人（比如周恩來、田家英等）一定要死在他之前？很自然的，他如有可能，會讓鄧小平死在他之後嗎？人們所奇怪的，連讓劉少奇活著當個農民也不讓；謎底不就昭然若揭了嗎？從這裡引出另一點，就是要你想一想這些有汗馬功勞的元勳們的下場，然後及於自身：光憑你替共產黨撒了撒謊、捧了捧場，就想撈到稻草嗎？「妄想」是你的權利，不過我要提醒你，可別在臨死前學吳晗咬破舌頭，寫四個血字——「悔不當初」——啊！
二曰：「借題發揮」。
常態的人生，總是逢山開路、遇河架橋，順理成章地解決問題。毛澤東的一生則總是借題發揮。所謂「借題」，就是製造藉口找說詞；所謂「發揮」，就是小題大作、興師動眾。比如，藉著胡風給中共中央的一封關於文藝問題的上書，毛澤東就親自動手打出個「胡風反革命集團」來，共抓出2100餘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檢查73人。最後，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78人，劃為骨幹分子23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懲處，胡風本人判刑14年，剝奪政治權利6年，文革中加為無期。毛死後，落實政策的結論則是：全屬無辜受害。
（1），毛還要讓「借題發揮」滾雪球，而成為一環扣一環的鏈條。這原是出於權謀的考量；又因因果循環，造成了情勢：「借題」已屬不正派，但毛總是硬將「謬論」變「真理」，故而，只有求助於，第一巴掌的錯打要用打第二巴掌來「證明」該打；接連用第三巴掌、第四巴掌、第五巴掌……繼續沒完沒了地證明下去。
A，以子虛烏有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出現為藉口，借題發揮，又開展了一個造孽更加深重的「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即肅反運動，並且還規定了反革命占5%的基本估計，而使肅反嚴重擴大化。
我當時22歲，在解放那年初中畢業，算是歷史清白，可因家庭問題，在肅反中整得我死去活來；又因沒有查出我個人的任何問題，所以沒有給處分，當然我也就不屬於「擴大化」的範疇了；我甚麼都不是，只是落個「鬼剃頭」，醫學上叫做「斑禿」，就是頭髮呈星羅棋布，圓片狀脫光；身上也出現一條條的紅道道，奇癢難忍。醫生說是「神經性皮炎」，並偷偷告訴我：「是嚇的！」而那些後來劃為右派的肅反對象就不像我那樣幸而只是一場虛驚了；他們受足了人間苦罪！
到反右時，說我對肅反不滿，就又成了劃我右派的一條罪狀。這非但是我，而且是很大一部份人劃右派的原因。這個「不滿肅反」，和不滿鎮反、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抗美援朝以及農業手工業合作化、私人資本主義改造，合起來就叫做「反對五大運動、三大改造」，誰佔其中之一者，就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右派。
B，毛利用反右派鬥爭搞借題發揮滾雪球，可就滾出了天字第一號的大問題。這個問題就是篡改黨和國家的總路線，毛按著權力私慾來確定社會的主要矛盾和劃定某人的階級屬性，進一步再胡謅個「階級鬥爭為綱」，於是便想打倒誰就打倒誰。這樣就導致毛澤東把黨內外的大多數人置於自己的對立面，他自己就真正成為了「一小撮」。
李志綏醫生說：「毛往後所有的政治行動—共產黨整風、大躍進、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全是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總路線而做的出擊。」（《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173頁）「八大」的總路線是甚麼？是：「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滿足人民的經濟文化需要。」（《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117頁）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中稱之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的矛盾，」但毛澤東不以為然，他認為「八大」的決議是錯誤的，還堅持回到七屆二中全會的提法：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矛盾是社會的主要矛盾。雖然在1957年五一節前夕，毛在天安門城樓接見各民主黨派及知識份子時說：「現在是新時代和新任務，階級鬥爭結束，向自然開戰，」隨後，歷史真相就已經大白，這是陰謀家拋出的劇毒蜜餌，導致巨大的魚群中毒而亡。毛澤東一石投二鳥：一是毛自稱的「釣大魚」、「引蛇出洞」、「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陽謀」得逞；二是藉口反擊右派的「猖狂進攻」，進而證明仍然存在 著「尖銳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以推翻「八大」的決議。從此出爐了一系列鼓吹階級鬥爭的文章。
這些文章中，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是《人民日報》6月8日的社論《這是為甚麼》，指出寫恐嚇信是「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信號。」一個月後毛在上海講：「這次反右派鬥爭的性質，主要是政治鬥爭。階級鬥爭有各種形式，這次主要是政治鬥爭，不是軍事鬥爭，不是經濟鬥爭。」（《毛澤東選集》五卷第445頁）在青島會議期間寫了《1957年夏季的形勢》，劈頭寫道：「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中間指出：「和城市一樣，在農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會主義或者是資本主義，這樣兩條道路的鬥爭。這個鬥爭，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取得徹底勝利。這是整個過渡時期的任務。」（同上，第456，458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寫道；「（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還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輕率地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於國內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的正確分析，認為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這就為階級鬥爭擴大化提供了理論根據。」毛「認為我國當前還存在著兩個剝削階級（一個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餘和資產階級右派；另一個是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份子）、兩個勞動階級（工人、農民）。（第123頁）。對這些無稽之談，暫且存而不論，倒是首先證實了李醫生關於毛要推翻「八大」總路線的正確論斷。如果從這樣一個迂迴曲折的深度來論述；反右是「毛想利用知識份子將他的黨內敵手整一整」（，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190頁）也是不無道理的。但是，如果說，「其實毛開始時是想借用民主黨派人士來替共產黨整風，目標是『反冒進』的那些領導。」（第195頁）這就錯得太離譜了。一則在毛的眼中，知識份子（包括為共產黨賣了命的李公僕、聞一多）都是民主個人主義者，是他實行專制獨裁的主要障礙物，是他的眼中釘、肉中刺，是定然要拔除的，也就是說，右派是一定要反專制獨裁的。對反右的起因，我是圍繞著「匈牙利事件」進行論證的。而有的人說：「許多書刊、文章多將當時的國際形勢—由蘇共『20大』引發的『匈波事件』以及國內形勢—各地爆發了許多起的罷工、罷課和上街遊行事件這些表面現象，視為『反右運動』的起因，認為是毛澤東『錯誤地估計階級鬥爭的形勢』而引致擴大化的錯誤。其實『反右運動』具有更深層次的因素，即這是毛澤東的極左路線在上層建築領域的發展，即使沒有『匈波事件』和國內的罷工遊行，也是必然要發生，遲早要到來的。」（馮治軍《毛澤東與鄧小平》第213頁）我認為說得好！比我分析的深刻。二則，「反冒進」是甚麼性質的事件？人民日報社論說是對右派做的「可恥的內應」。毛認為是「離右派只有50米」。當時的實際情況是，民主黨派、知識份子，尤其是右派份子，大多是「反冒進」的，而不是擁護毛澤東「反『反冒進』」的。請看我的例證：人民日報載，全國工商聯主任委員陳叔通1957年5月16日發言：「希望領導上認真總結一下是保守思想對社會主義造成的損失大，還是盲目冒進造成的損失大。」22日，羅隆基就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保守」還是「冒進」這個問題發言，他認為，從1956年以來主要是冒進，而不是保守。這不是哪個人的問題，也不是哪個部的問題，而是全部的冒進。張奚若、陳銘樞等指責毛澤東「好大喜功」更是使毛長久地耿耿於懷，毛說，好大喜功，看是好甚麼大，喜甚麼功？是反動派的好大喜功，還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裡也有兩種：是主觀主義的好大喜功，還是合乎實際的好大喜功？我們是好六萬萬人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這種胡攪蠻纏的跪辯，令人難辨他是厚顏無恥而可惡，還是理屈詞窮而可憐？千萬別讓我們聽到如法炮製的狡辯：「是革命派的厚顏無恥，還是反動派的厚顏無恥？我們厚的是無產階級之顏，無的是馬列主義之恥。」
6月10日《瀋陽日報》刊出張百生、黃振旅的文章《社會主義建設的新課題》，說：「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全面冒進」。例如農業合作化，「我們的農具同兩千年前沒有甚麼兩樣，就這樣一窩蜂似的組織起來，很多是變相的強迫命令，幹部水平低、工作混亂、非生產人員增多、生產積極性降低（比單干時）等毛病就在所難免。」
1958年5月17日人民日報載：中共甘肅 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發言說：「黨內外的右派份子利用我們工作中的個別缺點，大事向黨進攻。說『500萬畝水地是人命換來的』，是『秦始皇磨民』；說1956年各項工作都『冒進』了，這些『都是領導上的腦袋發熱造成的』；說批判『甘肅落後論』是『無的放矢』；說1956年春召開的區委書記會議是一個『冒進』會等等……。經過全民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特別是經過了傳達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在黨內清除了孫殿才（原省委常委、副省長）、陳成義（原政法黨組書記、副省長）、梁大均（原省委委員、銀川地委第一書記）為首的右派反黨集團，情況大變，一個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一日千里地向前邁進。1956年的水利工程六個多月的成績就等於1957年的十倍。原來準備十年基本上擺脫乾旱威脅的願望，現在看來，只要苦戰三年就可以實現。」
1958年7月15日人民日報載：廣西反出的黨內右派集團，從1956年6月開始，「就打著『反冒進』、『反主觀主義』的旗幟，極力詆譭農業合作化和農業生產取得的巨大成就，攻擊黨的領導，進行破壞團結的活動。1957年6月，中央宣佈處理因災餓死人事件時，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發展到最高峰。硬把因災餓死人事件說成是合作化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所帶來的惡果，併進而全盤否定廣西的工作成績，認為黨在農村工作上『犯了路線錯誤』，要求『重新估計農村工作』，要省委『肯定錯誤』。」
1959年，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在和毛澤東的一次談話中問及「你說『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話對嗎？」毛答：「一切事物都有兩重性，這話也有兩重性，對，怎麼樣？不對，又怎麼樣？」李說：「如果說對，那就意味著精神的力量是無限的，就是主觀唯心論。」這時毛看到旁邊有人在暗暗制止李達，便氣呼呼地說，「不怕，說吧，不劃右派！」由此可見，把反冒進的人和觀點，毛是將之劃歸於右派的。毛澤東認為「反冒進也促進了右派的進攻。」周恩來順著毛的思路，作檢討說：「反『冒進』的錯誤是嚴重的，幸而由於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及時糾正，還由於這些錯誤受到黨內外幹部和群眾的抵制，同時，也由於資產階級右派從反面教育了我們。因此，才使這個錯誤能夠在比較短的時間得到糾正，沒有繼續發展成為更嚴重的錯誤。1957年春天，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向黨猖狂進攻的時候，他們利用反冒進的錯誤，全面否定1956年的建設成就，把1956年躍進中的某些缺點，擴大為『全面冒進』，併進一步否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成就。，在這個嚴重的階級鬥爭面前，我開始覺悟，因而在1957年6月政府工作報告中，徹底拋棄了對1956年建設『冒進』的錯誤估計，堅決肯定了1956年的建設是躍進的發展。這是一個認識上的轉折。這是從敵對方面得到的教訓。」（轉引自《周恩來與毛澤東》第398頁）。這在說明，民主黨派、知識份子是反毛澤東的冒進的。是與反冒進的領導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毛澤東怎麼會利用他們、他們又怎麼會去整「那些『反冒進』的領導」呢？這正好是把事情說了個相反。毛澤東對這一點很清楚：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是反冒進的社會基礎，所以只有反右之後，反「反冒進」才能奏功；同時，他對反冒進的人，也以「右派」相預儆，相歸類——據毛說，兩者相距只有50米。這也是借殺右派之刀，殺向「反冒進」者，而且使後者無還手之力。
C，批周恩來的「反冒進」，只是毛批周「借題發揮」大鏈條中的一個環節。王若水在《新發現的毛澤東》一書的第八章中有詳盡的說明：
在1957年9月到10月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開始指責1956年的反冒進。他說，1955年來了一個高潮，1956年吃了虧，來了一個右傾，來了一個鬆勁，掃掉了一個「多快好省」和「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給右派進攻以口實（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349頁）共產黨應該是促進委員會，只有國民黨才是促退委員會。這是毛第一次對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務實派的批評。會後，人民日報在11月13日社論中要求批判右傾保守思想，說有右傾保守毛病的人，「像窩牛一樣爬得很慢」，「這是把正確的躍進看成了『冒進』。」社論還號召：「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躍進。」
11月2日至21日，毛澤東率領中國代表團到莫斯科去參加慶祝十月革命四十週年大會，赫魯曉夫在會上宣佈了蘇聯的雄心：要在15年內趕上或超過美國。
好大喜功的赫魯曉夫刺激了另一個好大喜功的毛澤東。他在會上建議赫魯曉夫再加把勁，用十年的時間在主要經濟指標上超過美國。他用這種形式來暗示蘇聯的勁頭還不夠足。至於中國，毛說：「我們15年超過英國。」（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國領袖》第163頁）
其實毛澤東的真正目標不是英國，而是蘇聯。蘇共已在內部確定了一個沒有宣佈的目標：從1959年起，在12年內（即到1971年）達到共產主義。毛澤東正要同赫魯曉夫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中國的經濟建設怎能落在蘇聯的後面！
然而，八大通過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和周恩來主張的反冒進方針，對雄心勃勃、急於求成的毛澤東無疑是一個障礙。
年底，毛澤東到華東去了將近一個月，其間，還在杭州召開會議。會上表揚了安徽的治淮工程，並用這個例子來批評右傾保守。他說，安徽人民1957年一個冬季就搞了16億土方，超過過去七年，說明原來的計劃低了，保守了，應該批評右傾保守。批評右傾保守就很舒服，越批評越高興，要愉快地批評右傾保守。毛還採取了一個異乎尋常的辦法；指名道姓地批評了周恩來。（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637頁）
從八大以後，毛管的事可是越來越多了。一是反右派，一是批判反冒進。這兩件大事都是他親自抓的；接著就是大躍進、人民公社。第一個五年計劃，毛自己也知道沒有經驗，所以他開始時沒有多插手。後三年開始插手，「以農業的躍進促進工業的躍進」，結果弄得國民經濟失衡，在反冒進中窩了火。現在要開始第二個五年計劃，他要親自出馬了。為了證明工業並非高不可攀，他當然要表現出，由於他的領導，中國經濟面貌立刻大變。從八大後，毛髮動了一個又一個對所謂右傾保守思想的攻勢，矛頭指向周恩來等人。他必須貶低別人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成績，以此顯示出自己的高明。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是這場緊鑼密鼓的第一個高潮。毛找了九省二市的第一書記參加，後來加上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會議的重點是反冒進。會上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條》，印發了周恩來、李先念的反冒進言論作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更加嚴厲地批評反冒進，批評周恩來和陳雲。會上氣氛緊張，毛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洩了氣，六億人一洩了氣不得了。多用了人，多花了錢，要不要反？這些東西要反，但反冒進首先沒有把指頭弄清楚，十個指頭只有一個長了瘡，就只講一個長了瘡的指頭。十個指頭問題要搞清楚，這是關係六億人口的問題，究竟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要保護熱情，鼓勵幹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洩氣？如果當時不提反冒進，只講一個指頭長了瘡，就不會形成一股風，吹掉了多快好省、四十條綱要、促進委員會這三個東西。這些都是屬於政治問題，而不屬於業務問題。
1月12日，毛說：我就怕六億人民沒有勁。不是講群眾路線嗎？六億人民洩了氣，還有甚麼群眾路線？看問題要從六億人民出發。又說：我對分散主義的辦法是消極抵抗，還要小會批評，當著眾人批評。小範圍不行，就開中央全會，總要有點壓力。毛還尖銳批評了印發的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說這篇社論講，既要反右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進，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說沒弄清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是資產階級的方法；社論中引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的幾句話來說明反冒進，「是用毛澤東來反對毛澤東」。他在這篇社論上批注：「不看」、「庸俗辯證法」、「庸俗馬克思主義」、「尖銳地針對我」。
1月14日說：反冒進傷了很多人的心。水利、辦社、掃盲、除四害都沒勁了。
1月15日，毛澤東搬出「用地方壓中央」的辦法，大大表揚柯慶施。說柯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黨代會上所作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報告很好，要大家學習「柯老」。這個報告把中央許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許多同志不動腦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裏羅列事實。16日，毛澤東又拿出柯文，當眾問周恩來：
「恩來同志，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
周恩來回答，我寫不出來。
毛接著說，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集中的地方，沒有工人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的強烈激情，是寫不出這樣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693頁）
周恩來在19日晚上作了檢討，說：反冒進是一個帶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是一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並表示他對錯誤負主要責任。
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寫到：「攻其一點或幾點，儘量誇大。不計其餘。這是一種脫離實際情況的形而上學的方法，1957年右派份子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他們用的就是這種方法。我黨在歷史上吃過這種方法的大虧，」「人有十個指頭，要使幹部學會區別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我們的工作，除非發生了根本路線上的錯誤，成績總是主要的。」「不平衡是普遍規律。從不平衡到平衡，又從平衡到不平衡，循環不已，永遠如此，但是每一個循環都進到高的一級。不平衡是經常的、絕對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
南寧會議，確定了今後不再提反冒進，進一步肯定了毛澤東的不受約束的權力。毛後來也承認，如果沒有南寧會議，搞不出總路線來。（《毛澤東思想萬歲》第251頁）
「宜將剩勇追窮寇」，毛不善罷甘休，於是，又有一連串的會議，繼續批判反冒進。
2月18日，在北京召開政治局的擴大會議，繼續批評反冒進。當天，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親筆寫的社論《反浪費反保守是當前整風運動的中心任務》。毛在會議上說；不要一講缺點，就搞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中國六億人口、1200萬黨員，能沒有一點缺點？反冒進反得那麼厲害，把群眾的氣洩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進攻，群眾的氣就不高，我們也倒霉。我們這些中央委員，你就那麼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毛說，右派把你們一拋，拋得跟他們相距不遠，大概50米遠。又說，如果說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或者是反馬克思主義，而反冒進是馬克思主義，那馬克思主義就在中國變了樣子，把搞得少的叫馬克思主義，搞得多的不叫馬克思主義。我不贊成反冒進叫馬克思主義，贊成冒進才是馬克思主義。這個冒進好嘛，使農民多搞了水利嘛！毛還說：今年下半年你們就看到要有一個大冒進就是了，我看是要比哪一年冒得還要厲害。
陳雲、李先念和薄一波紛紛在會上作檢討。毛又擺出寬大的姿態，說，南寧會議還是要放一炮的，我看不過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緊張，先念同志現在還睡不著覺，吃安眠藥。何必那麼緊張。今後還是靠你們這些人辦事，此外沒有人。
陳雲講到分散主義問題時，毛澤東插話說：
政治設計院究竟在哪裏？章伯鈞說國務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滿意，他要有權參與設計。我們政治局委員可不可以參與設計呢？過去這個五年計劃，實際上是無權參與設計。我是主席，也沒有參與設計。每年的年度計劃，總是請你簽字，叫做強迫簽字。我有個辦法，不看。你強迫我嘛，我事先沒有預聞，事先沒有接觸嘛。老是在國務院討論，總是拿不出來。千呼萬喚不出來，為甚麼不出來呢？說沒有搞好，等到梳妝打扮一跑出來的時候，我們說不行，時間遲了！這事實上是一種封鎖。
毛還批評說：有人想把大權攬過去，讓黨委搞點小權。這樣就沒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於黨委、政治局、書記處，只能有一個核心。毛重申要「大權獨攬」。
周恩來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作了自我批評，說：在經濟工作中，有些重大的工作問題沒有及時地向中央請示匯報，即使請示報告了，也是材料數字一大堆，使中央來不及進行仔細的分析研究。
再接著三月份的成都會議。毛在會上作了六次講話，多次批評反冒進。「反冒進是個方針性的錯誤，南寧會議提出了這個問題，有許多同志緊張，現在好了。講清楚的目的是要使大家有共同的語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絕無要哪個同志不好混之意。」
他在3月9日說：「兩種方法的比較，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一種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南寧會議批評了『反冒進』的錯誤。究竟應該採取哪一種，我看應該採取『冒進』。很多問題都可以這樣提，例如除四害，一種方法是除掉四害，一種方法是讓四害存在，除四海也有兩種路線，有快有慢，快一點能除掉，慢一點除不掉。執行計劃，一種方法是十年計劃、二十年搞完，一種是十年計劃、二三年搞完……。兩種方法要比較。苦戰三年，改變面貌。但『一天消滅四害』、『苦戰三天』，這就不是馬克思主義了。」「以後反冒進的口號不要提，反右傾保守的口號要提。反冒進這個口號不好，吃虧，打擊群眾。反右傾這個口號為甚麼不打擊群眾呢？反右傾所打擊的就是一部份人的官氣、暮氣、嬌氣、驕氣，一些人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這些東西應該加以打擊。」
3月19日，成都會議期間，毛為重印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部份按語寫了說明，其中說：「我們沒有預料到1956年國際方面會發生那樣大的風浪，也沒有料到1956年國內方面會發生打擊群眾積極性的『反冒進』事件。這兩件事，都給右派猖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把反冒進與赫魯曉夫批評斯大林、匈波事件和右派進攻相提並論。而且，在3月25日的講話中和在王任重發言時的插話中，也反覆說這兩個「沒料到」。（這裡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 李醫生說毛本意並非要反右，而是要借用知識份子鳴放來整那些「黨內敵手」，那些「反冒進的領導」，這是和說毛想利用知識份子去打倒赫魯曉夫或鎮壓匈波事件的鬧事者一樣，是太過離譜了。李醫生為甚麼會這樣？下面的情況很能說明問題：「毛同我談到反右派運動的情況，問到我醫學界的反右。我毫無所知，回答不出。毛詫異地說：『你可真是「山中不見人」了，你到協和醫院去看看那裏的大字報。那裏有你的老師和同學，同他們談談，回來告訴我』。」（《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202頁}原因找到了，是他太缺乏對「山外」的接觸，受到只入乎其內、不出乎其外的局限所致。—紫丹）
3月20日毛又說：「搞社會主義有兩條路線。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還是轟轟烈烈、高高興興好？」「一潭死水好，還是不盡長江滾滾流好？」
4月上旬，毛還說有些人是「觀潮派」、「秋後算帳派」，如果今年得不到豐收，還會有人出來說「我早就有先見之明，還是我的對」。到那時又會刮颳風的，黨內中間偏右的人是觀潮派。
針對周恩來的「穩妥可靠」，毛澤東批評說：所謂穩妥可靠，結果是既不穩妥，又不可靠。我們這樣大的國家老是穩、慢，就會出大禍。快一點就會好些。對「穩妥派」的辦法是到了一定時候提出新的口號，使他們無法穩。毛為了使冒進變成可取的，就換用了「躍進」這個名詞，說：「冒進」是「穩妥派」反對躍進的口號，我們要用「躍進」代替「冒進」，使他們不好反對。
毛在修改劉少奇代表黨中央做的工作報告時，加了一段話：「一個馬鞍型，兩頭高，中間低，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產戰線上所表現出來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也即躍進—保守—大躍進，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嗎？馬鞍型教訓了黨，教訓了群眾，」
周恩來在會議上，又一次作了自我批評。他說：在經濟工作中，有些重大的工作問題沒有及時地向中央請示匯報，更沒有經常地系統地向中央反映情況。即便請示了，報告了，也不是「毛毛細雨」，而是「傾盆大雨」，材料數字一大堆，使中央對於需要作出決定的問題，來不及進行仔細的分析研究。周恩來在開始準備這個發言稿時，他說一句秘書記一句，有時五六分鐘說不出一句話來；秘書建議自己走開，讓周恩來安靜地構思，秘書走開後，周獨自在辦公室坐到凌晨兩點多。後來還是在鄧穎超的勸說下，周恩來口述，秘書整理成文。在秘書整理的稿子中，有一句「我和毛主席風雨同舟，朝夕與共」，周恩來刪掉這句話，他嚴肅地對秘書說：在延安整風後，可以這樣說；整風前，他和毛主席的關係不能引用這句成語。「這說明你對黨史知道得太少！」他說這些話時，幾乎流下了眼淚。（可見周知道，毛對他的「借題發揮」是源遠流長、沒完沒了的——紫丹）秘書發現，在起草這個檢討的十多天裡，周恩來的頭髮又白了不少。（《廬山1959》第132頁）
現在大家都知道了，毛要把周的總理撤下來給柯慶施干，只是別的中央領導人都通不過，才算作罷。
1958年5月26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和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及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其他同志的信中不無得意地說：「自從『躍進』這個口號提出以後，反冒進論者閉口無言了，冒進可反（冒進即『左』傾機會主義的代名詞），當然可以振振有詞。躍進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拋到一個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毛總是強詞奪理，就像他把「陰謀」改成「陽謀」就自以為得理一樣，現在他用「躍進」來代替「冒進」就又自以為理直氣壯了。其實不然，這樣做，絲毫也掩蓋不了他原本的無理，相反，卻暴露了他原本的無恥——紫丹）
毛澤東到底為甚麼要如此大動干戈、反反覆覆強調批判反冒進呢？（上面這些，夠得上是懶婆娘的裹腳布—又臭又長了吧？其實，我從該書該章摘抄中，還刪去好多重複的絮道和海闊天空的哲學議論呢！）一句話，是為了他個人的大權獨攬；包括想打倒周恩來，以及隨後更大的「借題發揮」滾雪球。
但是。對毛批「反冒進」的「借題發揮」，認識至此，還只能算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其二是，這裡面還包含著毛的更加勃勃的政治野心，第八章的題目可謂是畫龍點睛之筆，一語破的之言：「誰將是國際共運的領袖」？從此我們看出，毛開始了他類似當年在井崗山的，如今卻是在世界範圍內的要當國際「山大王」的征程。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