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高山採訪報導)中國公安部副部長白景富日前表示，各級公安部門要配合有關部門，及時妥善處理群體性事件。他要求公安部門深入開展各種矛盾糾紛的排查調研工作，未雨綢繆，早做工作。公安部門在處理中國各地的群體性事件應該吸取什麽樣的教訓？請聽記者高山邀請西安的異議人士馬曉明和貴陽的時事分析人士曾甯討論這一問題。
記者：公安部副部長白景富今天說，各級公安機關要密切配合，要做好群體性事件的工作，特別是一些突發事件。他覺的應該未雨綢繆，在這個時間做好工作。馬曉明，您覺的群眾突發性事件很多是和房地產有關的，像抗議啊、房地產強徵啊、拆遷啊。您覺的突發性事件光靠公安部門來做好未雨綢繆的工作是不是會有效呢？
馬曉明：這個問題實際上不是說靠公安部門去做，能不能預防或是能不能比較妥善的解決，它不是這樣的一個問題。像這種大規模的，人數比較多的群體性事件，它往往與政府的行為有關係。比方說大的企業、國有資產，流失原有的國有資產，所有人，工人或職工他們的利益遭受到侵犯之後，他們要起來反映；多次反映不成的情況下他們就要集體上訪。還有就是你剛才說的房地產的糾紛，就這樣的問題。
房地產糾紛背後的指使者、主謀和最大的獲利者就是政府。我們國家現在的公安系統完全操縱在政府的手中，就是替政府服務的，所以政府要這樣子幹的話，公安系統就要配合政府這樣去打壓群眾。你像東洲村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還有前年在陜西榆陽地區三岔灣事件，調集了榆林市十幾個縣的武警和公安的力量，開槍把三岔灣農民維護自己土地權益的事件給鎮壓下去了。
記者：我們知道在八九年的時候，天安門學生運動的時候，當時是真槍、真彈的。後來中共政權說要吸取這個教訓，用一些橡皮子彈或是摧淚彈。但是在最近的東洲事件中，公安局又真的開槍打死老百姓，後來公安局長被處理了。曾甯，您覺得中國在處理群體性事件當中是不是還沒有吸收以前的天安門事件的教訓呢？
曾甯：我想中共政權在處理群體性事件的過程中，應該說它基本上不太可能做到吸取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的那個經驗教訓，如果說政府也把它當中的一些悲劇性結果視為經驗教訓的話。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它本身之所以發生，主要是因為民眾各方面的權益受到了侵害，因此它希望在政府方面能夠討得一個說法，能夠在自己受到侵害的權益在政府這邊可以得到一個合理的妥善的解決。
但是問題就在於，今天中國很多的群體性事件它表現形式是民眾的權益，主要也是經濟的權益受到侵害。這些表現形勢，實際上之所以會出現這些現象，它還是一個政治體制的原因。也就是說，民眾的權益、民眾的利益，和權貴的利益，和權勢集團的利益，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在現行的這種體制下面，它是很難得到妥協的，很難得到調和的。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作為公安部門，它本身是屬於政府的職能部門，它扮演的角色首先是要維護社會政治的穩定；維護社會政治的穩定，它必然就和政府是站在一塊的。在這種情況下，民眾的權益和政府的權益，當他們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的時候，公安扮演的角色必然和民眾之間的關係處於一種對立的狀態。
馬曉明：剛才你說的天安門廣場的事件，不是中共政權吸取了那個教訓，跟中共來講，天安門事件不是一個它吸取教訓的問題，現在的專制政府是沿用天安門事件經驗的問題。它說天安門事件就是我要用武力、用暴力把你們的反抗打下去。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可以證明，鄧小平或是他的後繼人證明，這個方法是卓有成效的，足可以維持一時的穩定。它不是要穩定，它是要維護它的利益。所以它現在還是用這種辦法，你不反抗就好，你一反抗我就用暴力來對付你。
記者：曾甯，既然政府和公安都是同一個利益集團，那麼老百姓的社會不公正以及他們的冤屈都得不到申張。這樣的話，以後的群體性事件還是會有增無減嗎？
曾甯：是這樣的，中國的民眾在這樣一個處於轉軌變型時期的中國社會裡的中國民眾來說，他們各種各樣的權益，尤其主要的是經濟的權益，會隨著社會的轉軌變型，經濟的轉軌變型，在這個過程當中，民眾各方面的權益會進一步的受到侵害。
那麼，公安工作和民眾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這樣一種形勢，必然它就會形成一種互相對立，甚至尖銳對立的這樣一種關係。那麼我想在今後中國社會的發展過程當中，公安和民眾之間的這種對立將會越演越烈，民眾的維權抗爭活動也會越演越烈。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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