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日訊】
五四運動的歷史功過
五四運動的目標，主要是破除迷信、建立科學；破除文言，建立白話；破除禮教，建立自由；破除專制，建立民主。五四運動一方面曾把中西文化的交流，推到一個新的階段；另一方面卻也因加深了對中國文化本身的誤解，而使中西文化的融合錯亂了步驟。
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在〈五四文化精神的反省與檢討〉一文中說：「五四運動的錯誤主要不在反傳統這一方面。五四的錯誤在那裡？簡單地說，是在於它未建立起接受西方文化的正確態度，未能瞭解文化的再造不在形式而在精神，不在軀殼而在生命；並且它所提出的『全盤西化』的偏激口號，也因過於損傷民族自尊心而無法為一般人所接受。五四運動為什麼有這樣的錯誤呢？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太忽略了對自己的了解。」
五四運動與文藝復興
許多人喜歡將五四運動比喻成中國的文藝復興，但發生在西方14-16世紀的文藝復興（Renaissance），雖然與五四都同樣是文化運動，但在根本精神上則有很大的不同。文藝復興是一個人文主義的運動，上承古希臘時代的文學與術的自由活精神而來，是在西方文化發展的內在要求上所產生的運動。
五四運動則不然，它不是在人文主義精神的支配下展開的，而是一種極端個人主義的運動，更是一種澈底反傳統文化運動。最重要的是，它並非出中國文化自身發展的迫切需要，而是對於近代西方文化的衝擊的強烈回應。
這兩大運動由於客觀環境與主觀願望上的巨大差異，因而產生了完全不同的結果：文藝復興成就了近四五百年來輝煌的西方近代文明；而從客觀結果看，除了白話文承傳下來之外，五四的理想的確都幻滅了。「五四」的後續發展，最後又使得中國人民陷入共產極權主義的統治之中，澈底違背了五四的目標、理想與精神。
五四為早熟的文化運動─先天不足、後天失調
《九評共產黨》指出，五四運動就是當時中國人在面對西潮衝擊下一種絕望的表現：有人主張無政府主義，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張引進洋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持否定態度，反對中庸之道，急於走捷徑，主張砸爛一切。他們中的激進分子，一方面報國無門，一方面對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認為現實世界無可救藥，只有自己找到了歷史發展機關，對革命和暴力報以巨大熱情。
至於五四運動的不足與缺陷在於：五四已摸索到中國問題的文化根源，表現了中國人對民族文化的覺醒，可是它對文化問題本身的認識卻並不深切，而且其中還夾雜著一片強烈的怨恨之情，阻礙了人們的正確視線。原因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便一直處在「外有強敵、內有國賊」的交迫之下。
文化運動需要「長時期客觀條件的培養」與「冷靜的理智指導」，而這兩點竟都是五四運動所缺乏的時代背景。因此余英時先生最後為「五四」下了一個有充份理由的結論：「五四乃是一個早熟的文化運動，不但先天不足，而且後天失調。」
五四是否要為中國的赤化負責
五四運動要不要為中國被赤化負責？中共雖然承「五四」的潮流而起，然而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如胡適之等，早在陳獨秀所領導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產生時，即已站在純正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對共產主義加以迎擊。
孫中山與蔣介石都支持五四運動，但也都清楚的明白蘇聯共產主義那一套並不適合中國，孫中山於是提出三民主義的建設理念與計劃。因此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在後來形成一股政治力量，而逐漸發展為有武力的政黨，其責任更顯然不在五四運動，而必須由那數十年間在政治上得勢的各個集團，所涉及到的各個關鍵歷史因緣，來共同承擔。
五四運動中，部份智識份子研讀共產主義，這是事實，但不能說是說共產主義就由此進佔中國。至少，五四之後在政治上得勢的，不是奉行共產主義的共產黨，而是以三民主義為依歸的國民黨。因此，五四的確有助於共產黨在中國的成長，但更對國民黨的壯大幫了不少的忙。
再者，俄羅斯沒有發生五四運動，但共產主義運動卻在俄羅斯奪權成功了，這就說明了共產黨奪權並不一定要靠五四運動。
蔣介石在日本侵華戰爭中支撐到抗戰勝利，但卻不能打敗共產黨軍隊，最後讓八路軍佔領整個大陸，那麼蔣介石也應付起部份的責任。沒有人需要為大陸的被赤化負完全的責任，因為這當中牽扯到的歷史機緣太多了。沒有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仍然會在中國形成。倒是沒有日本掀起侵華戰爭，中共很可能就被蔣介石的剿共給消滅了。這也就是為什麼毛澤東寧願感謝日本軍閥的緣故了！
另外，蘇聯的建立（1917-1922），幾乎是與五四運動同一個時代。沒有蘇聯的成立，單單只有五四運動，共產黨也很難在中國成為氣侯。因為蘇聯的建立，並且積極向外輸出共產國際革命，才使得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在1920年就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如果沒有蘇聯革命成功的例證與支援，提供了共和之外的另外一個選項，陳、李二人也許就會在民主共和的革命主軸下，繼續深化辛亥革命所未竟之功。
綜上所論，一言以蔽之，共產黨之獲取中國政權，五四運動並非直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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