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6日訊】共產主義是唯一產生了自身的喜劇國際品牌的政治制度。標準的解釋是共產主義笑話是抗議的一種形式。但是笑話也是政權的安全閥，不僅領導者講笑話，老百姓講笑話，就連斯大林也講很有意思的笑話。
一個人死後來到地獄。在那裡他發現自己有個選擇：他可以到資本主義的地獄，或者到共產主義的地獄。非常自然的，他要比較一下，於是他就來到了資本主義地獄。門口站著一個魔鬼，看上去有點像羅納德‧裡根(Ronald Reagan)。「裡面什麼樣子？」來訪者就問，魔鬼回答說「啊，在資本主義地獄，他們把你活活把你的皮剝掉，放在油鍋裡煮，然後用鋒利的刀子把你切成碎片。」
他驚訝的說「啊，太可怕了。我還是到共產主義地獄吧。」於是他來到共產主義地獄，這裡他發現門口排著等待進入的長長的隊伍，他排在了隊伍的末尾。終於來到了門口，發現這兒坐著一個老頭看上去像馬克思。他說「卡爾，我現在仍然在自由世界啊，在我進去之前，我想知道裡面什麼樣子。」
馬克思不耐煩的說「在共產主義地獄，他們活活把你的皮剝掉，放到油鍋裡煮，然後用鋒利的刀子把你切成碎片。」
「可是，這和資本主義地獄一樣啊。」來訪者抱怨到「為什麼這裡還排這麼長的隊伍呢？」
馬克思歎氣說「有時候我們這裡油用完了，有時候我們沒有刀子，有時候沒有熱水。。」
在羅馬尼亞，拍攝齊奧塞斯庫(Ceausescu)電影的時候，我第一次遭遇共產主義笑話的歷史遺產。那裡我瞭解到來自布加勒斯特(Bucharest)交通系統的職員卡林‧斯特凡尼斯庫（Calin Bogdan Stefanescu），花費齊奧塞斯庫政權的最後十年的時間收集政治笑話。他記錄了他聽到的笑話的時間和內容，用統計學手段分析了總共900多笑話。他計算了政治事件和關於該事件的笑話之間的時間差，繪製了羅馬尼亞共產主義笑話的速度曲線。他還能夠堅定的推斷說—含糊的說—笑話和齊奧塞斯庫的垮臺之間有聯繫。因為關於這個領袖的笑話在最後三年中成倍增加。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笑話統計學家斯特凡尼斯庫的故事比笑話本身更有趣。它好像抓住了這個小人物在共產主義世界掙扎的平淡現實。
我被迷住了。不久我的一冊斯特凡尼斯庫的羅馬尼亞黑色幽默十年添加了30多個共產主義笑話的集錦比如，萊因哈特‧瓦格納（Reinhard Wagner）的《東德笑話1-2卷》（Jokes of East Germany Volume 1-2 (1994/96)和, 貝克曼（Petr Beckmann）的《錘子和搔癢》（Hammer and Tickle） (1980) 等。我發現的最早的一本是1962年出版的《鐵幕後的幽默》，作者是納粹追殺者西蒙‧威森塔爾（Simon Wiesenthal），以Mischka Kukin為筆名。我感到納悶威森塔爾是否發現共產主義笑話是他追殺納粹分子的事業的消遣，還是代表了另外一個反對不公正的鬥爭。
我還發現了斯坦福大學人類學家塞斯‧貝內特‧格雷厄姆（Seth Benedict Graham）非常漂亮的博士論文《蘇維埃俄國政治笑話的文化分析》（A Cultural Analysis of the Russo-Soviet Anekdot）（俄文詞彙政治笑話的意思）。格雷厄姆的認真的學術語言顯示笑話作為顛覆的工具的標準理論：「笑話流行的重要原因是它的能力，以智取勝，模仿，揭露，消解和批評性的參與從抵抗到共謀串通的光譜上所有的推定信念的文本領域。」
格雷厄姆認同奧威爾式的觀點，認為笑話是「微型革命」。笑話是共產主義者經歷的基本組成部分，因為國家權力的壟斷意味著任何非一致性的行為，連一個短語的使用都可以構成反對當局的形式。同樣的道理，對於生活任何一方面的笑話都可以成為共產主義的笑話。在任何時代都有政治和反對當權者的笑話，但是沒有任何地方的政治笑話能像共產主義國家那樣和民間文學的汪洋大海融為一體。隨著戰後蘇維埃聯盟的出現，共產主義來到了捷克和幽默的猶太人傳統—該系統從來沒有發展出來正確抗體的突變病毒。有些笑話可以追溯到奧匈帝國的典範。就像這個笑話關於匈牙利共產黨領袖拉科西（Matyas Rakosi）：兩個朋友在街上走，一個問另一個「你覺得拉科西怎麼樣？」他回答說「我不能在這裡告訴你。你跟我來。」他們來到一條小胡同裡。朋友說「現在你告訴我你覺得拉科西怎麼樣？」人家還是回答說「不行，這裡也不能告訴你。」接著把他引到公寓的過道。「這裡行了吧。」「不，這裡還不行，不安全。」他們沿著樓梯走進大樓沒有人居住的地下室。「好了，現在可以告訴我你對我們總統的看法了吧？」他神經緊張的往周圍看了看說「啊，實際上我非常喜歡他。」
還有一個因素強化了共產主義笑話的隱含的反抗模式，前共產黨國家的居民對笑話的態度。我對每個接受採訪的人說很多這樣的笑話實際上並不覺得好笑，或者至少已經非常過時了。他們怎麼對這些一般的，老掉牙的笑話還認為好笑呢？他們對這個問題感到憤怒。「每個星期就有一個新的好笑話。奇怪的是你總是問：它們來自哪裡？誰也不知道。作者是群體，是所有人。」東德的著名諷刺家厄內斯特‧羅爾（Ernst Rohl）說。「我記得當學生的時候，當我們需要收穫時，就不停地講笑話。《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Back in the GDR）的作者斯蒂芬‧沃勒（Stefan Wolle）告訴我，」我們那時在酒館裡講笑話一直到深夜，每個人都收集了很多特別的段子。」花費十年時間檢查齊奧塞斯庫的名字是否在日報上拼寫正確的羅馬尼亞校對員多易納‧多魯（Doina Doru） 說「有些笑話是微型的經典」。她接著解釋說「在羅馬尼亞的冬天，比冷水還冷的東西是什麼？」「是熱水。」
據我所知，沒有人因為講了笑話就被砍頭的。但是不斷有人因此而坐牢。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檔案裡面有很多因為笑話而住監獄的人的卷宗。國家的官員不辭勞苦花時間和精力追蹤笑話的來源，或者想盡辦法添加其他的犯罪的證據，然後就宣佈短期監禁的判決。
或許用笑話來抗議的最有象徵性的故事是我在冷戰時期反對共產主義的《自由歐洲電台》的檔案裡發現的1967年捷克斯洛伐克一個講笑話的人被起訴的報告。一個到來的難民帶來消息說釀酒廠的工人因為講了下面的笑話被抓起來。「為什麼在匈牙利豬油的價格不漲？」「因為工人們可以在他們的週日午餐麵包上塗上豬油。」
這個笑話被工廠的黨委書記聽到了，馬上告發了這個工人。講笑話的工人被抓起來，罪名是「煽動和污蔑人民民主」。經過六次庭審後，這個倒霉蛋被開除。判決相對寬鬆，因為所有的同事都站在這個人一邊，說黨委書記並沒有聽到講笑話的人的開場白：我昨天聽了一個愚蠢的笑話。。。
笑話並不可笑，不外說商店裡沒有肉，星期天的烤肉被抹上豬油的三明治替代了。但是真實的故事產生了自己的妙句。共產主義是個產生幽默的機器，它的經濟理論和壓迫體制本能地產生滑稽的情景。在法西斯體制和納粹政權中也有笑話，但是那些體制並不產生像共產主義這樣荒唐的，能夠笑一分鐘的現實。
共產主義笑話是批評和戰勝體制的方法，但是還有別的內容。它們構成了人們之間流行的秘密話語—一個將政府排斥在外的俱樂部的成員（或者他們想像中的）。
第一個關於俄國革命的笑話在1917年10月革命後馬上就出現了。其中一個笑話說一個老太太參觀莫斯科的動物園，第一次看見了駱駝，她大聲說「你看看，布爾什維克把那匹馬弄成什麼樣了？」隨著共產體制變得更加嚴厲，一個獨特的共產主義者的幽默出現了—簡練的，陰暗的，超現實的—同樣的，合法的機制強迫採用這樣的方式。歷史學家麥德維傑夫（Roy Medvedev）研究了斯大林時期的政治犯的檔案，得出結論說20萬人因為講笑話而被逮捕比如：古拉格的三個罪犯談論為什麼被關起來了，「我來這裡是因為我每天上班遲到了 5分鐘，他們指控我蓄意破壞。」第一個說。第二個說「我來這裡是因為我總是提前五分鐘上班，他們指控我搞間諜活動。」第三個說「我每天按時上班，他們指控我說我擁有一個西方產的手錶。」
但是說共產主義笑話代表了反抗的觀點存在明顯的問題。講笑話的人並不僅僅是制度的反對者。斯大林自己也講笑話，包括下面這個關於格魯吉亞代表團訪問的笑話「他們來了，和斯大林舉行會談，然後離開，穿過克里姆林宮的走廊。斯大林開始找他的煙斗，到處可是都找不到。他把讓人恐懼的秘密警察頭子貝利亞叫進來，說 「跟上這個代表團，看看是誰拿了我的煙斗。」貝利亞急忙奔跑走廊。5分鐘後斯大林在一堆文件下找到了煙斗。他打電話對貝利亞說「我找到煙斗了。」貝利亞說「太遲了。代表團的成員中有一半人承認拿了您的煙斗，另外的一半在審訊的時候死掉了。」
斯大林的笑聲顯示了蘇維埃體制的玩世不恭。但是在他死後，因笑話被判刑的情況逐漸停止了。赫魯曉夫的第一批行為就是釋放那些因為微不足道的政治罪行的囚犯，包括因為笑話而坐牢的人。
在他著名的蘇共20次全國代表大會秘密報告中赫魯曉夫也講了笑話。他說斯大林可能喜歡驅逐所有的烏克蘭人，但是他不知道把這些人趕到哪裡。記錄報告的留聲機顯示共產黨的反應是「笑聲」。
在這個新時期，政治領導人認為笑話是人們釋放怨氣的無害的方式。他們相信笑話幫助人們戰勝社會主義困難時期的艱難困苦，最後實現共產主義的美好理想。他們還想像用笑話作為早期的警告制度，笑話中反映出來的問題可以著手解決，免得釀成重大革命。羅馬尼亞書記處高級官員伊列‧莫西（Ilie Merce）說他過去總是整理笑話的報告，誰說了什麼—為了向內政部部長匯報公眾的情緒。
人人都講笑話，甚至共黨官員。東德報紙編輯後來成為政治局委員古恩塔‧斯卡巴羅夫斯基（Guenter Schabowski）的告訴我：「在新德國（Neues Deutschland），我們在餐廳裡相互講笑話。我們對制度的問題並不是一無所知，但是我們說服自己這只是因為早期階段，階級敵人搞破壞的結果。總有一天所有的問題都能解決，就不會有更多的笑話了，因為再沒有可以嘲笑的東西了。」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仍然偶爾有因為笑話被抓起來的事件。這往往和國家處於危險時期有關。當時柏林牆建起來，或者因為價格再次飆升。在這些時候，報紙就刊登一些「來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憤怒（Outraged of Vladivostok）」讀者來信，責罵笑話的氾濫，就像1964年《消息報》（Izvestia）的信：
親愛的先生：
十天前我到儲蓄銀行。在窗口前五個人在排隊等候，在等待輪到自己的過程中我聽到了太多的笑話。站在我前面的兩位，腦滿腸肥，身體健康，衣冠楚楚。。。在公共場所厚顏無恥的相互比賽看誰講的政治笑話更精彩。在這些對我講笑話「新的逸聞趣事」的人面前我怎麼辦？對他們來說沒有什麼是神聖的，他們嘲弄任何事情。我們要與他們做鬥爭，有必要在誠實的人們面前揭露，譴責他們，讓他們丟臉。
致以深深的感謝，海外學生尼科利‧庫利斯汀（Nikolay Kuritsin）, Kadykchan village。
1960年，蘇維埃聯邦充滿了大量新的笑話，大概有20個類型。最受歡迎的主題是關於經濟的。一個主婦對另外一個說「我聽說明天下雪。」「是嗎？我不會去排隊的。」也有關於蘇聯宣傳部門的。資本主義者站在懸崖的邊緣，共產主義很快就會戰勝資本主義。有些關於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理論的惡作劇：為什麼個人放在社會主義的中心？因為這樣任何一邊的人都能方便地踢他。有關於共產主義藝術的笑話：「自然主義畫家，印象派畫家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畫家的區別是什麼？」「自然主義畫家畫他們看到的東西，印象派畫家畫他們感覺到的東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畫家畫別人告訴他們的東西。」有關於共產主義民主的笑話：第一次俄羅斯選舉是什麼時候？ 是上帝把夏娃放在亞當面前對他說「請吧，選擇你的妻子吧。」當然，也有猶太人共產主義笑話：「嗨，海密，你的弟弟約瑟福如何？」「他住在布拉格在建設社會主義呢」「難道你沒有妹妹嗎？朱迪斯，她怎麼樣？」「她也很好，住在布達佩斯，正在創造共產主義的輝煌未來。」「你的哥哥伯爾尼？」「啊，他移民到以色列了」「在那裡建設社會主義嗎？」「什麼，你瘋了嗎？你認為他會在自己的祖國建設社會主義嗎？」
這個最後的笑話的本意好像不只是嘲笑共產主義，而且要將責難的矛頭從中央委員會轉移到猶太人身上。換句話說，笑話不僅破壞體制而且幫助體制。這就是格雷厄姆所說的政治笑話的意義的論文是要抓住「從抵抗到串通的光譜」。一個笑話可以是關於斯大林的，也可以是斯大林講的。它可以嘲笑體制的創立者也可以嘲笑體制的受害者。笑話既可以是反抗的行為，也可以是安全閥，既可以是對體制的厭惡，也可以是對體制的熟悉，甚至溫暖的感情。
這並不是否認共產主義笑話在反抗的時候才是最好的。當俄羅斯的坦克車1968年開進布拉格時，人們用智慧進行回擊。每天晚上在威塞拉斯（Wenceslas）廣場上都可以看到塗鴉的話語「蘇維埃國家雜技團回來演出，新的看點。」和「特殊需要的孩子的蘇維埃學校—期末郊遊」人們開玩笑：為什麼說捷克斯洛伐克是世界上最中立的國家？因為它甚至不干涉本國的內政。還有「俄國人是我們的兄弟還是我們的朋友？是我們的兄弟，因為朋友可以自由選擇。」「我們顯示出了智慧上的優越性」，從前的一個異議人士驕傲地對我說。
共產制度下的笑話由產生這些笑話的文化形成，就像其他地方一樣。對於捷克人來說，幽默感封裝進去了某種國家的適應力。同時，東德笑話傾向於感動人的自我嘲弄。而且有一種泛共產主義的喜劇大傘超越國家的界限，就像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本身一樣。最終確定這個體裁的東西與其說是為了它的目的不如說是為了它的風格。共產主義笑話從本質上說是不帶感情色彩的，荒誕派的，因為它產生於一個荒誕的制度產生日常生活和當局宣傳的巨大反差。但是有時候通過笑話，共產黨員和他們的反對者可以辯論共產主義的缺點。
這個文本的邏輯導致最奇怪的經過編碼的衝突，就像東德諷刺雜誌《搗蛋鬼提爾》（Eulenspiegel）顯示的那樣。該雜誌成立於1954年，作為國家關於幽默的官方機構。東德沒有審查法，這是東德人非常自豪地告訴西方的東西。相反，編輯們不得不猜測什麼樣的笑話是可以發表的。每個星期該雜誌就刊登三四頁反對帝國主義的笑話，裡面講高高在上的資本家在數錢，美國兵奴役非洲人，鴿派人物坐在錘子上搔癢。《搗蛋鬼提爾》還能發表東德日常生活可笑的無關疼癢的批評，只要這些笑話不牽連政治局。厄內斯特羅爾可以寫如下的東西：人們不能光靠麵包和火腿生活，他需要一些綠色蔬菜，但是綠色蔬菜長期以來都短缺，供不應求。洋白菜成為人們討論的話題而不是營養。在餐桌上人們能得到的最接近水果的就是亞當的蘋果（喉結）。但是今年大自然母親特別不高興。黃瓜不再是鞋匠的賄賂。洋蔥不再能在卡巴萊表演（cabaret sketches）中引人發笑。
像羅爾這樣的人把自己看作自我放縱的，第五縱隊的成員，從內部吃掉這個政權。但是諷刺性作品有個限度。有一次雜誌封面刊登了長頭髮的「青年先鋒隊員」—這是墮落的西方的時尚。政治局大發雷霆，雜誌已經發送出去了，所以警察收回了能夠從報攤和郵局的所有雜誌。《搗蛋鬼提爾》有一次試圖和西德左翼諷刺雜誌《請原諒》（Pardon）聯手共同的事業。畢竟《請原諒》也攻擊阿登納（Adenauer）和美帝國主義。但是當《請原諒》斷然拒絕了他們的建議，《搗蛋鬼提爾》的編輯感受到了侮辱。因為人家認為共產黨的諷刺家應該批評自己的領導人瓦爾特‧烏布裡希（Walter Ulbricht），就像資本主義諷刺家諷刺他們的領袖一樣。《搗蛋鬼提爾》的編輯1963年發表了反駁的文章，題目是「我們怎麼能寫關於瓦爾特‧烏布裡希」：「我們從各方面可靠的消息得知瓦爾特‧烏布裡希總統有驚人的幽默感。但是我們國家的透明和美德讓我們撰寫諷刺人民的代表不僅是困難的而且是不可能的。在沒有什麼可揭露的地方，諷刺家就沒有了素材。因此我們就沒有辦法寫瓦爾特‧烏布裡希。我們對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致以良好的問候和衷心祝願。我們希望瓦爾特‧烏布裡希同志身體健康，精力充沛，健康長壽。」
這篇文章本來應該諷刺性的，但是沒有。而且它佔據了社會主義的空間，在這裡嚴肅和幽默是同一的。《搗蛋鬼提爾》是唯一一個可以刊登對國家的嚴肅批評的地方。讀者可以寫來投訴的信，比如他們裝配式公寓漏水之類。有個專門的欄目叫做Erledigt，就是刊登委屈和抱怨，該雜誌想辦法糾正，常常刊登一些工廠廠長或者農莊領導的道歉信。沒有什麼比這個更好的說明共產主義顛倒的現實了：真正的問題必須通過玩笑的方式展示出來，這樣的話，人們總是可以說我是在開玩笑。在這樣的情況下，幽默變成了複雜的社會舞蹈，笑話作為現實的簡單顛覆的觀念崩塌了。
但是在鐵幕的這邊，共產主義笑話只是被看作反對共產主義的證據，它們的更大意義消失了。1950-1年，一群哈佛人類學家進行戰後時代最有影響的研究項目。美國政府想知道如果美國出兵侵佔蘇聯，蘇聯人會怎麼辦。所以學者們訪問了數千生活在德國集中營的失去家園的俄羅斯人。當被問道描述蘇維埃社會的情況時，這些難民講了這樣的笑話：「你聽說過試圖離開蘇聯的羊的故事嗎？他們在邊境被警察攔住了。「你為什麼要離開俄國？」警察問，「是因為秘密警察」。「斯大林已經命令他們逮捕所有的大象。」「但是你不是大象。」「你敢不敢對秘密警察這樣說。」
在1950年代，紐約時報開闢專刊登載哈佛項目的笑話。從1960年代起，專欄作家的笑話大量刊登在歐洲和北美的平裝本形式。總理勃蘭特（Willy Brandt）是個著名的專欄幽默家，但是有個西方政客比任何人都嚴肅對待笑話：羅納德‧裡根。他命令國務院收集笑話，以每週簡報的形式呈上。1980年代巴爾幹司司長保羅‧格伯爾（Paul Goble）收集了15000條共產主義笑話。裡根在演說和會談中經常引用格伯爾的笑話。當戈爾巴喬夫（Gorbachev）到華盛頓訪問時，裡根就講了個共產主義笑話，後來在記者招待會上賣弄說把戈爾巴喬夫逗笑了。這個笑話是來嘲笑共產主義理論家的，認為社會主義過渡階段之後就是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笑話是這樣的：兩個男人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散步。一個問另外一個「這是完全的共產主義嗎？我們真的渡過社會主義來到完全的共產主義了麼？」對方回答說「他媽的，沒有。首先得變得很糟糕才行。」
共產主義繼續推進來到1970年代。勃烈日涅夫（Brezhnev）和他的衰老的老朋友講一些新的笑話。（勃烈日涅夫在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念稿子。他的助手悄悄對他說「不對，那是奧林匹克標識語」）技術差距也產生新的笑話。東德電子公司（Robotron）慶祝獲得的最新成果，他們建造了世界最大的微型電路芯片。共產主義國家好像不怎麼擔心笑話，在最開明的波蘭，他們甚至允許電視上播放共產主義笑話。
笑話並沒有把共產主義打垮。共產主義失敗是因為荒謬的經濟政策，因為東西方超級大國領袖的決策，就裡根來說，通過和蘇聯搞軍備競賽將它拖垮。在戈爾巴喬夫來說，是因為公開性和改革。這些情況人們都很熟悉，人們不熟悉的是雙方領袖給予共產主義笑話的重視。戈爾巴喬夫知道這些笑話，像前任總書記一樣，他也講這些笑話。你可能無法想像斯大林或者赫魯曉夫講嘲笑自己的笑話。但是戈爾巴喬夫確實講這樣的笑話。1996年他來到英國科利夫‧安德森（Clive Anderson）節目中，講了下面的笑話。或許可以追溯整個20世紀。一個人在莫斯科排隊購買食品，在買了足夠多的東西後，轉身面對朋友說「好了，就這些。我真想殺了戈爾巴喬夫。」然後就走開了。過了兩個小時他又回來了，朋友就問「你把他殺了？」這個人回答說「沒有，那邊排隊的隊伍更長。」
戈爾巴喬夫和他的助手公開談論這些笑話。1989年他對一群工人說「政治笑話是我們的救贖。」他指的是笑話讓人發洩心中的失望和怨氣，揭穿宣傳的荒謬。隨著第一批的改革步履蹣跚的前進，他的一個部長就警告如果新的法律不起作用，「人們可能回到重新在酒瓶子和政治笑話中尋找解脫。」人們甚至認為戈爾巴喬夫的政策解放了經濟，報界和政治開始討論幾十年的政治笑話的隱含投訴。
共產主義笑話到底怎樣在政治，社會和心理上產生作用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簡直和探討藝術品的意義一樣。但是非常清楚的內容是自從柏林牆倒塌後，政治笑話成了無源之水。生活不像以前那麼可笑了。共產主義的龐大體制給了這些笑話普遍性的意義，但是自從蘇聯垮臺之後這些笑話就失去了意義。它們或顛覆，或支持，或破壞或延長。正如戈爾巴喬夫對笑話的尊重和裡根對笑話的著迷都顯示笑話成為共產主義經驗的內在組成部分。笑話對於共產主義就像神話對於古希臘一樣重要：匿名的，口頭相傳的故事不僅表達而且影響了人們的觀念和行為。
笑話或許沒有終結共產主義的強大力量，但是它們決不僅僅是修辭手段。笑話活生生長存在蘇聯鐵幕下的人們的心中，成為現實的替代品，讓人們對東歐和中歐的40年的佔領不那麼深重。它們甚至可以解釋為什麼共產主義的垮塌這麼突然，這麼沒有血腥味。無傷大雅的笑話對誰也沒有傷害，不是嗎？
英文原文：《Hammer and Tickle》
By Ben Lewis
http://www.prospect-magazine.co.uk/article_details.php?id=7412
──轉自《右派網》(http://www.dajiyuan.com)
